彼得·盖特纳：中国有很大施展空间
彼得·盖特纳彼得·盖特纳与儿子蒂莫西·盖特纳作为福特基金会首任驻华代表，同时也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变迁有着独到的理解撰文徐赫谢再红摄影林一他是彼得·盖特纳(PeterF.Geithner)——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在中国，人们习惯称他“老盖特纳”。他与中国打了半辈子交道，而现在，80多岁的他仍舍不得离开中国这个“舞台”。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长达28年，是福特基金会首任驻华代表。他还是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顾问，是中国前副总理王岐山口中的“老相识”。上世纪80年代，彼得·盖特纳在被福特基金会派驻南亚各国工作五年之后，又参与到福特基金会的发展中国家资助计划(DevelopingCountryPrograms)中。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揭开序幕，福特基金会也早已摆脱两次石油危机的阴影，有了充分的资金实力从事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与援助。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福特基金会开始正式向中国提供赞助。1988年，彼得·盖特纳被福特基金会纽约总部派到中国来建立驻北京办事处，他携着全家人，及福特基金会的20万美元预算款，登上了去往中国的飞机。在中国任职的两年半时间里，彼得·盖特纳积极地与中国高层领导建立联系，同时在本办事处的项目领域中寻找有意义的机会，并向纽约总部推荐项目获得资助。为了与中国的发展重点保持一致，彼得·盖特纳将基金会的捐助活动明确为三个领域：经济、法律和国际关系，随着中国自身需要及发展重点的演变，1989年又新增了环境与发展项目和生殖健康项目。自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成立起，福特基金会便开始资助一些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知名专家，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厉以宁等。此外，福特基金会还积极赞助美国大学在中国的研究项目，为美中两国几代学者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俱往矣。如今，80岁的老盖特纳“重出江湖”，接受多家中国本土基金会的邀请出任顾问。在他的帮助下，一家NGO成功引进美国的艾滋病防治课程，并扩大了对志愿者的培训规模。2011年，老盖特纳还促成了中美民间公益交流活动，并在美国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Center)的合作下，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披露中国基金会信息的网络平台——基金会中心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评价老盖特纳是中美之间基金会联系网络的创建者。老盖特纳曾笑言，自己已经老了，应该减少活动。但很显然，这位老“中国通”还无法真正退隐——就在近期，他又收到了中国一家基金会的邀请，希望其协助该组织的建设。最近一次到访中国时，他在位于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接受了《中国慈善家》采访。采访安排在上午9点，那之前，老盖特纳已经和一家中国NGO的负责人开了个早餐会议，而采访完之后，这位老人便在助理的催促下迅速离座，开始赶赴下一场会面的地点。在中国经济水平不断升高的同时，一些隐性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目前，中国已经逐渐从“小社会大政府”中走了出来，开始与一些公益组织联手解决当今的民生难题。《中国慈善家》：你首次来中国时的感受如何，当时有什么目标？彼得·盖特纳：我第一次来中国时，首先希望寻求一种相互的理解，这样我才能明白中国正发生着什么。在拜访了中国两三次之后，我被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震撼了，我发现，福特基金会的机会就在于可以帮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而且，当时的时间点也非常好。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福特基金会也走出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重创，资金状况逐渐好了起来，有能力进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所以说，时机至关重要。《中国慈善家》：这次来中国，你有什么新的感受？彼得·盖特纳：中国近30年的变化十分惊人。我能看见，一些NGO和基金会纷纷出现，地方政府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空间，也尽量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对于行动者来说，中国无疑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改革？彼得·盖特纳：中国的社会改革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比如NGO的转型，而在这其中，中国政府对NGO的政策很重要。在中国经济水平不断升高的同时，一些隐性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目前，中国已经逐渐从“小社会大政府”中走了出来，开始与一些公益组织联手解决当今的民生难题。由于中国的NGO在规模上有了大幅度增长，因此受到了更多民众的关注以及监督，这就要求中国的公益组织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提高透明度，以更审慎的态度从事公益事业。这将是对中国公益组织的一个更大挑战。《中国慈善家》：美国是否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彼得·盖特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曾出现过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很多民众失业。当时的社会危机堪比今天的中国。于是，美国不断地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此缓解政府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束手无策。《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近期出现了不少风波，对此你有何看法？彼得·盖特纳：这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次危机，但同时也是一次契机，它能促进更多的NGO成长。就在“红会风波”后，我促成了中美民间公益交流活动，并促成了第一家披露中国基金会信息的网络平台——基金会中心网与美国基金会中心的进一步合作。《中国慈善家》：公益慈善方面的很多负面事件都是由媒体曝出的，你如何看待媒体的作用？美国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彼得·盖特纳：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媒体的监督力量非常重要。NGO应该和媒体多沟通，增加曝光量，这样才能促成一种“自省+外界监督”的良性循环，才会有利于推进整个NGO行业的扩大。我本人很喜欢跟媒体打交道。比如曾经有美国媒体攻击我有“亲共”倾向，我就非常平和地告诉他们，我会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变得更好。实际上，在美国做慈善也会受到批评，丑闻时有发生，但至少慈善带来的益处大于危害，这需要社会共同付出努力。而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刚开始重视慈善事业的国家来说，很多事情可能会很难。《中国慈善家》：你认为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慈善环境，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是什么，中国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彼得·盖特纳：中国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很内敛，边界很明显，但在美国，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不触犯法律。在中国，慈善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人们刚刚开始行动不久。当面对困境时，如果非政府组织做慈善，大众就会质疑其钱从哪儿来。现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所要面对的困难首先是筹款，然后是自己做还是让别人来做。实际上，他们做的比政府要好，但他们必须从上到下依次得到许可。《中国慈善家》：入驻中国以后，很多外国的基金会和NGO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彼得·盖特纳：这是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造成的。不少外国基金会和NGO都习惯了美国“无政府”管理的社会模式，入驻中国后难免“水土不服”。但他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虽然有更成熟的模式与传统，但也有一些弊端。对于中国来讲，美国的经验既可以作为参考，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来源：腾讯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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