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山河
81岁的科学家李四光出现在会议上，走过高山大川的他，已是身患重病的老人了。他吃力地站起，一字一句，一字一顿，沉痛地说：“云南（通海地震）的情况实在使我们伤心，对不起毛主席。地震是有先兆的，我们是搞地震的，却没有能预报出来。http://x.limgs.cn/f2/c1/up201304/495acadb7a379bc1a3b5e71c949a6545.jpg
2008年汶川地震令世界震惊，2012年“到武汉看海”“北京、天津大水”“云南昭通地震”，灾难接连不断，究竟是天灾还是祸出有因？过去五十年，黄河、淮河、长江的水浑了，海河断流了，河流不再有生命的流量。完整生态系统的无序开发，导致流域调度失灵，怅望山河，一项项大工程是不是全“功在当代”，愧对子孙？
作者长期关注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这使其能以绝无仅有的冷静笔触对现存问题和缺憾进行科学的观照，还原那些被隐瞒或者被忽略的重要真实，还山河以“清白”，引导客观深入的认知，唤醒人的科学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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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的追问
地震是有先兆的。四川西部是个危险地区
有没有力量把这个危险地区搞清楚？
要不要改写教科书和科技史？
李四光为什么说地震可以预报？
理念与信仰的召唤
周总理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
001大地震的追问
2008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星期一。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
立夏过了，暑气未盛。四川西部山地，油菜熟了，麦田泛黄。远山遮尽，天蓝云淡。
时光如寻常流过。突然，大地摇动，山崩地裂，随着声声轰响，灾难袭来。汶川、北川、青川、理县——顷刻山崩楼坍，废墟片片，满目疮痍。绵竹市汉旺镇广场上时钟的指针停在了那个时刻：14时28分。
消息传到了北京。
25分钟后，新华社发出快讯：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境内——当时震中地点仍然不详。半个小时后，震级被修订为7.8级，6天后的5月18日又被修订为8.0级。震中终于确定，在位于汶川县境内的映秀镇附近（北纬31度、东经103.4度）。
消息传来。共和国总理当即决定改变已有的工作安排，赶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
下午4时40分，温家宝总理乘坐的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四川灾区。在飞机上，他破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作出抗震救灾的指示——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条新闻。
此时，四川大地震的情况仍然不详。各地上报的伤亡人数只有几百人。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总理，一定凭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判断，感觉到了灾情的严重。
雨，还在下着。总理来到了都江堰灾区，他身上已经淋湿。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地震后一片瓦砾，像遭到一次无法解释清楚的巨大爆炸，四五十具孩子的遗体摆放在一边。触目惊心的景象使国人又一次目睹了什么叫灾难。
万众一心、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伟大抗震救灾展开了。
此后，有了数万大军排除万难，风雨兼程，从各地向灾区疾进。
此后，有了许许多多生死救援，无私奉献和生离死别、催人泪下的故事。
此后，有了年过花甲的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废墟中穿行，鼓励“孩子们挺住，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喊话。总理流泪了，滑倒时手臂也划破了。还有，他罕见地发了火。从都江堰、青川到汶川和岷江峡谷中的映秀镇、唐家山堰塞湖，温总理好像几天之间苍老憔悴了许多，忧愁和皱纹布满了他的脸。
汶川，我今夜为你落泪，全国无数人为你落泪。
有一些毁灭是无法挽回的。汶川大地震在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大地震撼动了世界。
全国的电视都在播出抗震救灾的节目，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感人肺腑。山体崩坍、桥梁断裂、路基毁损，徒步、肩背、怀抱、手抬，专列、卡车、直升机、冲锋舟。血汗、意志和激情，书写着生死接力，万人转移和千里寻亲。
灾难袭来，时间在分秒中流逝。
在悲痛绝望的雨夜，在逃离家园的险路上，那些废墟中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呼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亲人的名字。瓦砾遍地，愁云惨雾，生的门槛依然遥远……
巨大的悲痛攫住了我。当灾民们微渺的身影和脚印走出人们的视线，当瓦砾下生的希望被彻底掩埋，当军队和志愿者陆续离开，有篇报道用了一个“亮丽”的标题《汶川：明天的太阳是新的》——我觉得眼睛被灼伤了。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为什么没有一点预报？
为什么川西断裂带上的城市和乡村没有一点设防？
罹祸真的无法避免么？
——真是砌成此恨无重数！
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感和科学知识，有些复杂的谜团似乎变得深不可测，牢不可破。事情果真如此吗？——思考和追问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但我还是忍不住。每当电视上出现一些理直气壮的“科学教导”，说什么世界性难题之类，对我来说特别不能接受。
听一听李四光的声音
采取了信息公开，媒体对抗震救灾大量迅速的报道，赢得了国际普遍赞誉。但隐隐中，似乎还有一些刻意的回避和严峻的禁忌——有些问题，提得过早可能不合时宜，而过晚又可能永远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我不愿纠结学术，也从来不会无端地怀疑。十多年新华社工业、科技与时政记者的职业磨炼，已经把我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但缠绕在我心头的是一些更潜在、更本质的疑惑，挥之不去。毕竟生活在民众科学觉醒的年代，我不想“闷搭”，于是在迷惑与沮丧中寻求解答——也是为了纪念和忘却。
不解释也罢，有些人最好永远缄口。——也许早就没有信仰和职业操守，早就已经叛离与放弃。
在电视节目中，经常插进一些专家关于地震的访谈，某些平常不大露面的业内人士，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正襟危坐，手抱着放在胸前，对着媒体和观众，或侃侃而谈，或巧言善辩，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和自责。辩称“没有预报是正常”的，因为“地震是世界级难题”，中国当然只能无所作为。有一位老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嚅动着嘴唇，最后才好不容易挤出了一句话：“甚至，可能，有一点点自责。”——看这个电视节目时，我的心越揪越紧，说“自责”两个字有那么艰窘么？
垄断着地震信息资源，有话语权的专家领导，用比灾区抗震救灾部队急进更快的速度，轻易地占据了媒体的显著版面和黄金时段，把强震面前的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用地震“永远无法预报”的谎言，用专业名词层层包装着托出，截断了探讨核心问题的可能路径。瞬时，很多群众都觉得愤懑、失望，甚至绝望——这种情绪弥漫在天地之间。
这些年来，看惯了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听惯了大话、空话、假话，我似乎已经麻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我找出了《李四光全集》重读，变得坚硬而沮丧的心，又一次受到有力的撞击。作为一个曾在浙江山沟中度过青春岁月的老地质队员，心一酸，几乎流出了眼泪。要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年轻时学习和从事过地质矿山技术工作的话，我对此也会茫然无知。——有幸在一生中踏入跨度很大的科学、新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学领域，进行研究和写作，对机缘如此惠顾心存感激。
我默默地想起离开矿山17年后，被地矿部授予“荣誉地质队员”时，从国家地矿部长宋瑞祥手中接过证书的情景。这些年来，获得的证书荣誉无数，但我始终觉得，“荣誉地质队员”是最有分量的，特别是在背包旅游登山时尚，而找矿和地学似乎已经成为历史背影的今天。
一同被授予荣誉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了《地质队员之歌》的作者，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几代人聚集在一起，几百人合唱。雄壮的歌声在北京地质礼堂里回荡：“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帜，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
确实已经很遥远了。那旗帜上就有李四光的名字。
我们应该再听一听。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使时隔多年，李四光的声音还是应该让全国人民听到——
1970年2月2日，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专业座谈会召开。
81岁的科学家李四光出现在会议上，走过高山大川的他，已是身患重病的老人了。李四光脸上苍老的皱纹，如劫难后破碎的大地与沟谷，他吃力地站起，一字一句，一字一顿，沉痛地说：“云南（通海地震）的情况实在使我们伤心，对不起毛主席。地震是有先兆的，我们是搞地震的，却没有能预报出来。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没有为人民服好务。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要根据总理以预防为主的指示，要戴罪立功。我们是有罪的人！”
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环视与会者，严肃地指出：“四川西部是个危险地区，我们有没有力量去把这个危险地区搞清楚？”（《李四光全集》，第七卷，《论地震》）
会上，没有人能回答！
你可以不同意李四光的某些地学理论，开展学术上的讨论，但不能不敬重他的家国情怀。
从15岁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起，在求学、科学与革命道路上，开拓创新，顽强奋进。那一代大师博大的襟怀与学识，出色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几乎没有后来者。站在巨大的地质图前，错综复杂的山川、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成矿机理，了然于胸。确实，不是一般的专家院士或学科带头人，这在中国并不缺少——李四光是共和国的部长，是科学技术一个方面的领军者，就像战争年代方面军的统帅一样，为毛泽东、周恩来所倚重。
预报地震是李四光晚年从事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可能有人会取笑他在“文革”期间的论著中夹着不少“套话”，但重读李四光的《论地震》时，可以看出他是从地质构造和地质力学，切入了地震地质和地震分析预测，充满了辩证法和科学的方法论。有系统的论文，更多的是他部署地震监测预报时的讲话谈话记录。绝无首鼠两端的躲闪，绝无英雄迟暮的景象。从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真情和攻克科技难关的决心——这就是一个科学大师的赤子之心，也正是今天一些人所欠缺的。这也是科学巨匠为什么使人长久怀念的原因。
李四光的声音在深山空谷回响——
四川西部，正是今天发生在汶川8.0级强震的地方。38年里，岁月蹉跎，我们对这一地区做了多少工作？搞清楚了多少？
我们该怎样回答李四光的提问？
来源：《怅望山河》作者:朱幼棣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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