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助人职业化”进行到底
截至2011年，长沙市共登记了2693家社会组织，罗狄烽所在的长沙市开福区的“众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众仁”)就是其中之一。
“众仁”成立于2011年7月，是湖南省首家“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益组织。尽管现状并不乐观，罗狄烽仍表示要将“助人职业化”进行到底。
“居民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接受‘众仁’的服务”
2011年，长沙市开福区区委区政府为推动“社区管理社会化”，调派专员到深圳等地考察学习社会组织运营经验，并支持成立了十五家社会服务组织(NGO)，“众仁”是其中之一。
罗狄烽认为区分不同公益组织的关键点有三：“服务多与少”、“人群广与窄”及“居民满意度”。罗狄烽将“众仁”与当地A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相比，A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青少年，其工作专业性较强，但议题范围较窄。与A机构不同，“众仁”的服务对象更广，包括妇女、儿童、劳工等等。罗狄烽将“众仁”的服务工作定位于“以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服务社区居民”，罗戏称“众仁”的服务对象囊括了“从‘出生’到‘去世’”各个年龄阶层。
“众仁”的全职人员包括总干事、执行主任、顾问、督导、社工一共十六人，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组。这些项目是在借鉴沿海城市经验的基础上设置的，“但(项目)往往会忽略了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的具体差别”，甚至脱离当地居民的需求。“众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项目。“一开始我们有企业社工的项目组，但是经过探讨发现实际上有更多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而企业劳工以白领居多，相对优越，所以我们也就取消了企业社工的项目组。”
“我们与(当地)政府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众仁”并没有向社会进行筹款，“都是依托政府财政拨款。”尽管一直以来与当地政府交流愉快，罗狄烽认为当地政府与“众仁”在具体事项上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例如政府提出需要创新项目，但是有时候只是为了政府政策创新而已，并不了解社工情况。”“社工不是万能的”，社工更注重微观层面的服务工作，与政府的宏观设想有一定的差距。
另外，常有不同领域的“领导”到“众仁”视察参观，这也是让罗狄烽头疼的新问题。“一些来自卫生或教育部门的干部官员对社会工作这一块不太了解，往往会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导意见”，这对还处于孕育阶段的社工职业发展非常不利。
有时候，罗狄烽也会直接回绝当地政府提出的一些他认为不属于“众仁”服务范围的要求。“社工的意义在于把助人‘职业化’、‘常态化’，而不是政府办不了的事情都由社工来解决。”罗狄烽认为社会工作的意义在于预防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如果没有社工及时发现问题，使得问题复杂化，就会使‘小问题’演变成‘社区公共事件’。”罗狄烽认为政府既是某些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又是问题的处理者，但有些社会问题需要第三方去处理，且需要一定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的公益NGO正朝着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
罗狄烽说，以前NGO做事情缺乏核心方向而“一窝蜂”地做公益，“就好像消防队一样，哪里有需要就上哪里”，“什么都搞，什么都搞得很宽”，这样并不科学。但是近几年，公益组织从“消防队”式的盲目参与转向了“组织化和专业化”。
与此同时，长沙市政府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也在改变，但罗仍表示“注册环境还是不如广东”，在当地民政局注册社会组织仍要找挂靠单位。“但从成功率来看，通过率应该比以前要高。”罗狄烽透露一个行业内的小秘密，“我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聊过，他们说以前要办这个事情，要么你有熟人，要么工作人员心情好；但是现在只要他们觉得合理，在他们能掌控的范围内，只要你的材料准备充分，一般是可以通过的。”“众仁”走向“公益专业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与大学的合作交流。除了吸收大学生志愿者，“众仁”还与大学院校共同研究课程、建立实习基地以及聘请教授来指导工作。“众仁”与长沙民政学院，有长期的合作计划。学校会定期派出学生和“众仁”社工共同设计针对个案的讨论，交流设计活动的流程。在个案跟进方面，“众仁”的个案团队也与有关教授分工，前者关注服务对象的环境变化，后者关注服务对象本身。
“社工角色之一是‘资源链接者’”
对于“公益专业化”，罗有自身的理解：“社工本身能力有限，但能够挖掘各种资源为服务对象服务，社工的潜在角色是‘资源的链接者’。”在调动企业资源方面，“众仁”除了吸收企业员工参与活动外，还将服务对象的信息与企业对接。“我们也会去发起企业员工捐物。比如把小区弱势群体的信息档案和企业做一个对接。”但罗狄烽也指出，NGO之间，NGO与基金会、NGO与社会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Web2.0时代，先进的传播理念和务实的网络工具能够为中国更多草根公益组织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011年11月，中国公益2.0项目开发了一个帮助公益机构与企业实现信息对接的地图平台。作为中国公益2.0项目成员之一，罗狄烽也指出“公益地图”存在不足：“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它帮助我们找到当地的同伴。但这个地图的信息量还不太庞大。尽管地图上有NGO与基金会、企业的对接设置，但目前对接成功的例子也不是很多。”罗认为，尽管仍未习惯使用Skype等具体的网络工具，但他们普遍具有互联网意识。“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越懂得用网络就越能够节约资源——这个意识应该在我们心中扎根。”
“(社工)这个专业肯定不会赚钱，但有它的社会价值在。”
“我跟家人讲了，这个专业肯定不会赚钱，但有它的社会价值在。”当罗狄烽成为长沙民政学院一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时候，他的公益道路从此起步。谈到当初的专业选择，罗狄烽满心庆幸自己找到了“和自己性格相符”的专业。罗狄烽毕业后顺应家人意见报考了公务员，但考试结果出来以前他就已经在公益机构里上班了。从一开始，他就跟家人坦陈社工专业“不会赚钱”，但“非常快乐”的工作状态给了他另一种心理平衡。
“待遇不高，保障不足。”罗狄烽对社工队伍职业化发展的忧虑也部分源于社工职业“不会赚钱”的特点。长沙市社会工作者的工资在2500以下的占绝大多数，享受完全五险一金福利待遇的少之又少。即使是社工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也只有一小部分选择从事对口职业。“我们班有四分之一(毕业之后)选择了社工职业。这在我们那届算高的了。前几年有些学校的社工学生一个都没有做本专业的。”“晋升空间不明确，上升渠道不明朗”使社工机构很难留住社工。以“众仁”为例，在该机构一共十六名全职员工中，像罗狄烽这样从机构成立起坚持到现在的只有三名，一般员工工作六个月到一年就会离开。“前景不够光明”是社工人才决定转业的另一重要考虑。社工机构内部缺乏明确的级别界定和分阶段的竞争上岗制度，“很多社工都不知道做一辈子社工的出路在哪里”。另外，全国没有统一的社工晋升机制及保障制度，有的只是地方性法规，“但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已。”目前，社工们只能通过全国社工师资格考试，即从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考到高级社会工作师，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至于是不是晋升渠道，在没有其他晋升渠道的今天，也应该算是吧。”现状并不乐观，但罗狄烽对社工专业的认同并没有减少。相反，近年来出台的中央文件为他注入了强心剂。2012年5月，我国第一个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出台，提出到2015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50万、到2020年达到145万。除了中央的声音以外，地方的实践也让罗狄烽看到了希望。他特别提到深圳在2007年颁布的“7+1”文件对包括社工职业水平评价、岗位设置、薪酬待遇等在内的工作体制的全面推进。
罗狄烽在QQ签名里写道，“再烦，也别忘微笑！再急，也要注意语气！再苦，也别忘坚持！再累，也要爱自己！”。
（来源：南都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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