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保】湖南“镉村”调查：后化工厂时代的“镉村”
叶光亮现在的身体状况和镉中毒分不开
4年头顶“废渣堆”镉污染土壤修复仍存疑———
“一年前的7月27日，头发花白的叶有志正重拾木匠手艺，准备外出打工。一年后，他的坟边已长满荒草。在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叶有志不是第一个死于镉中毒的人，当地人相信，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爆发于2009年夏天的双桥村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曾被列入全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4年后的今天，双桥村并没有像人们当初期望的那样走出“镉污染”的阴影。不断加长的患病和死亡名单、镉超标300多倍的村民自取土样、化工厂厂区附近挥之不去的异味都让双桥村的村民质疑这个项目的治理成果。同时，镉污染耕地因无法种植粮食作物而被集中流转，失地农户的生活并未得到让其满意的改善，他们不得不在维权和谋生之间做出困难的选择。”
湘和化工厂污染事件爆发于2009年的夏天，在化工厂烧锅炉的罗柏林镉中毒死亡揭开了化工厂污染的黑幕。在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三级政府的干预下，当年6月27日，湘和化工厂被永久关闭，同时政府组织厂区方圆1200米内受污染的3000余名村民接受体检，镉超标人数超过500人。在政府的调查期内，包括罗柏林在内5人先后死亡，这也让双桥村成为了全国闻名的“镉村”。
口粮、蔬菜与饮水
4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镉污染”事件，给村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疾病和死亡，双桥村延续了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也被彻底改变。3000余亩受镉污染而无法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农田被集中流转，由浏阳市万盛花木公司承包，投资3500万元规模化发展花卉苗木产业，被征地村民获得按商品粮价计算的每年每亩700斤稻谷的土地租金。
“700斤稻谷只能打出400斤米，也只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这些粮食每家只能对付着吃半年多吧。”村民罗根林说，双桥村平均一家四五口人，两三亩土地，他们现在不得不去5公里以外的镇头镇花钱购买粮食、蔬菜。
从2011年起，无地可种掐断了世代务农的村民们主要收入来源。无法自给自足的农户首先想到的还是“种地”，一部分村民主动要求承包土地的万盛花木公司聘用他们，由“伺候粮食”变为“伺候苗木”。但规模化的苗木产业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仅有少部分人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受城里人盆栽种菜的启发，罗金枝跑到离村20公里外担回来一车土，用从废品收购站找来的各种泡沫和塑料容器种起了十几盆蔬菜。“这么种菜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只能省一点买菜钱。”与菜地不同，无法施肥让盆栽蔬菜长势缓慢，晴天每天还至少要浇两三次水，雨天必须搭棚避雨，今年她的第一茬蔬菜一场大雨就被浸死一半以上。
更多的人连盆栽的条件都没有，一些人偷偷在早已撂荒的田地上少量地种起蔬菜和玉米以补贴口粮。“谁都知道这地里面还有镉污染，只能祈祷现在污染没那么严重了。”一名村民说。
两年来，村里的青年人外出打工，往往夫妻带着孩子全家离开。那些娶了别村女子为妻的，宁可让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居住，也不留在双桥村。
“主要是为了孩子，这几年村里病的人还是接二连三，我们这把年纪可以活一天算一天了，孩子不行。”58岁的叶银舟说，村民们都认为镉污染并没有消除，因为打不到足够的深度，至今各家自己打的井水还不能饮用。为解决村民吃水问题，镇头镇政府先后打了两口40米深井，用机泵抽水管道接进各家，可离井最远的村民小组齐心组仍无法得到足够的水压，只能限时供水。
“开始我们还用自家井水洗衣服洗澡，政府打的井打来的水用来吃，结果自家井水洗过澡全身发痒，后来大家都不敢用了。”罗金枝说。
拉长的死亡名单
“稍微有点办法的人都不在村里了，有手艺的都外出到城市里打工，只要还有点力气没什么手艺的也都在镇上干些杂活，就剩下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了。”2012年夏天，54岁的叶有志曾对记者这样说。
叶有志当时依然尿镉严重超标，但曾是木匠的他已重拾手艺，开始揽一些力所能及的木工活。而日前记者再到双桥村时，叶有志的坟墓已长满荒草。
今年3月2日，叶有志在家中去世，去世前半年一直住在浏阳市的医院里。他入院时除了尿镉严重超标外，还被查出肝癌晚期。今年过年从医院回到家里时，叶有志向妻子交代了后事。最后的日子里，剧痛折磨着他，时而神志模糊，腹部疼痛发作时经常昏倒。
“他正月十五的夜里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也不想再回医院了。我不答应，死活要他再去医院治。”叶的妻子回忆，正月十八叶有志挣扎着去了医院，却被告知他的病浏阳市的医院没办法治了，院方让他赶紧去长沙看病。回到家里后的第三天晚上，叶有志去世了。家人描述，叶去世时，像2009年第一个死于镉中毒的罗柏林一样，全身布满青紫色的淤痕。
罗金枝手中有一份不完全统计的死亡名单，包括双桥村、洞口村、普花村在内，从2009年的罗柏林开始至今已有26人死于镉中毒引发的各种疾病。其中20人死于癌症，8人死亡时不足60岁。
这其中不包括原湘和化工厂工人邱力昌。邱力昌家在邵阳，今年4月死于肝癌，时年48岁，他曾在湘和化工厂非法炼铟的生产线工作。邱的妻子李银凤(音)告诉记者，邱死后她曾来到镇头镇索要镉污染的死亡补偿，因邱不是本地人而被拒绝。
重金属中毒后遗症
除了越拉越长的死亡名单，湘和化工厂污染造成的疾病也在不断发作。2009年双桥村10名儿童被查出严重的血铅中毒，铅中毒对至少半数孩子已造成不可逆的后遗症。
叶有志的孙女叶双2009年镉中毒，当时的她还不到一岁，全身起满青紫色的淤痕。经过48天的抢救，小女孩终于“捡回了一条命”，镉中毒却永久伤害了她的神经。今年已4岁的叶双不能平稳走路，更无法奔跑。按政策叶双的父母可再生一胎，但从2010年起的3年来夫妻始终无法成功怀孕。今年的检测，夫妻两人仍在尿镉超标的名单里。
今年已7岁的罗洪秉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当年的铅中毒对他的大脑和神经都造成了永久性损伤。他的身高只有1.09米，体重35公斤，智力不足5岁儿童的平均水平。罗已在幼儿园大班读了2年，幼儿园拒绝让他毕业进入小学，因为他至今不能完整书写10个阿拉伯数字，无法说出连贯的语句，甚至经常小便失禁。
2009年的铅中毒激怒了他的父亲罗根林，罗根林召集了所有铅、镉中毒的孩子家长，用28条铁链锁了湘和化工厂的大门。
罗洪秉的母亲江银回忆，她怀孕期间一直住在双桥村。当时是2006年，湘和化工厂已出现镉中毒的工人。罗洪秉于8个月时早产，至今罗家都怀疑孩子的早产是重金属污染造成的。
2009年罗洪秉被诊断为铅中毒时，江银也查出体内铅镉超标。谈到孩子她仍止不住眼泪：“我自己铅镉超标，他(罗洪秉)从生下来吃我的奶，之后吃被污染的水，从没吃过一口干净的东西。”
悬在头顶的废渣堆
现在的双桥村已难以看到当年镉污染的痕迹。山坡上的湘和化工厂，传达室是唯一保留的建筑，里面堆满干柴。被2米高围墙圈起的60亩的厂区内，只有一座巨大的“废渣堆”。
这座“废渣堆”让双桥村人感到不安。最担忧的则是与化工厂处在同一面山坡下方的村民小组齐心组。
2011年在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治理项目通过审批后，双桥村齐心组的罗金枝受全村民小组委托起草了一份《请求报告》，表达了对深埋化工厂废渣于高处的担忧。齐心组与化工厂仅一墙之隔，村民担心化工厂废渣填埋会对他们造成二次污染，同时对湘和化工厂的治理方案提出应追加厂区围墙外防治方案的意见。《请求报告》在递交浏阳市委前，先后6个村小组在上面盖了章。
在已获得湖南省环保厅审批同意的《浏阳市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环境修复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面前，村民递交的《请求报告》并没有被采纳。浏阳市官方的公开资料显示，湘和化工厂的废渣和受污染土壤在经过《实施方案》中提到的“特殊稳定剂稳定化技术——LSS分子键合TM”处理后被填埋回原地。
湘和化工厂里的废渣堆到底是如何治理的？厂区内外的土壤治理后到底达到“无害化”标准没有？记者实地考察发现，这片“废渣堆”的地势大致北高南低，有些地方荒草已长出半米高，而另一些地方却没有任何植被。厂区东侧一片呈红褐色的土壤上寸草不生，呈带状分布的白色“析出物”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一直关注这起污染事件的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的廖飞(应采访对象要求使用化名)表示，无论用什么方法，经过修复而达到“无害化”的土壤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析出物”。
被质疑的治理项目
关于这个镉污染土壤修复项目，至今是否通过验收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项目的执行方湖南永清环保修复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环保)的官网新闻称：“2012年7月27日，‘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环境修复技术示范项目’通过了湖南省环保厅的竣工验收。”同时这篇新闻称：“治理后的土壤重金属镉含量完全达到验收标准”。
镇头镇的说法里，湘和化工厂厂区内污染治理于“2012年元月结束，并通过省环保厅、财政厅联合组织的验收，监测点合格”。这份落款为今年“元月20日”的《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处置工作情况汇报》还提到：湘和化工厂厂区外土地治理项目全部完工后，“省农业厅环境监测中心于2010年12月在治理区取土样68个，经检测，所有样本镉含量均符合国家农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记者发现，无论湖南省环保厅、财政厅还是农业厅的所有公开消息中，均没有涉及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治理项目。同时，镇头镇宣称检测了68个土样的“省农业厅环境监测中心”这个机构并不存在。
在湖南省除省级监测站外，每一个地级市都建有环境监测站，这些监测站隶属于湖南省环保厅而不属于农业厅。农业厅下属名称类似的机构只有“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从未有任何公开消息显示其参与了湘和化工厂镉污染治理项目的验收。
与“省农业厅环境监测中心”名称与意义均最相近的机构是“湖南省农业环境监测站”，这个机构隶属于农业部，今年年初在湖南省才进入选址阶段，无法在2010年参与湘和化工厂治理项目的检测。
这个被称为“湖南省第一例土壤修复工程”的项目在其宣告完工后到底是否通过了验收，至今仍没有答案。
2012年8月7日，永清环保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整个湘和化工厂治理修复工程通过验收的消息仅3天后，一场大雨降临这片“土壤重金属镉含量完全达到验收标准”的废渣堆。
罗金枝看到大量雨水渗出厂区外墙，顺着山坡冲刷进了整个齐心组。天晴后，她自己取了2份样本，一份是厂区内废渣堆高处的土样，一份是自家撂荒水田的淤泥，第二天坐火车远赴南京，亲自将两份土样送到了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
9月10日，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出具检测报告显示：罗金枝在废渣堆高处提取的土样镉含量6.89mg/kg，而她取自撂荒水田的土样镉含量高达93.8mg/kg。
廖飞表示，按照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田土壤属二级标准评价，浏阳当地土壤的镉限制值是0.3mg/kg。“罗金枝水田淤泥的那个样本，镉含量超标了300多倍，即便是厂区内提取的样本也超标了20多倍。”
罗金枝随后带着检测报告到浏阳市环保局上访，却被告知她提取的样本不够科学。对此廖飞也表示，取样有一套比较严密的操作规范，包括取样点的选择、样本数量、取样方法等。
“不过我不认为罗金枝的2份样本完全没有价值。即便取样不科学，也没有可能造成300倍的误差。它至少说明这个地区能够取到镉超标300倍的土，这本身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廖飞说。
希望整体搬迁的维权者
从2009年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爆发起，罗金枝就走上了艰难的维权道路。4年来她跑遍了湖南省各级环保部门，也曾只身到环保部上访。随着失去耕地，全家人生计的压力逐渐变得触手可及。这种压力也同样笼罩着齐心组的30多户村民。
早在2011年9月，镇头镇就将一份以《人民调解协议书》为形式的补偿方案递到双桥村每一户镉污染受害者手中。赔偿金总额8519800元全部来源于湘和化工厂资产的拍卖款项。这份协议规定镉污染受害者按照每户为单位，领取了赔偿款后“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方(湘和化工厂)或政府赔偿任何损失”。
这份《人民调解协议书》送到村民手中时都已盖好公章并写好了赔偿金额，只等待村民签上自己的名字。当年齐心组村民超过20户拒绝签字，但随着失去土地后的生活压力，一些人陆续领取了这笔补偿。
罗金枝的想法没有丝毫改变。她要求镇头镇政府安排齐心组所有人整体搬迁，远离头顶上那60亩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废渣堆”。随着患病和去世的人越来越多，罗金枝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41岁的齐心组村民宋岸秋已在浏阳市人民医院住了10天，她脑部藏着一个不知良性还是恶性的肿瘤。7月27日医院告诉她，限于医疗条件医院无法确诊，建议她去长沙湘雅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几年来，双桥村的镉污染受害者们都知道，这样的建议绝对不是个好消息，但宋岸秋还是很乐观地打算去“碰碰运气”。
而叶有志81岁的父亲叶光亮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被查出镉中毒一年后，老人全白的头发便掉光了。如今的他走路都变得很困难，每天脚上都会长出一种红色的蜡状物，但他拒绝去医院看病。全家老小五口人的生计都依赖叶双的父亲在镇头做些零工，叶光亮不想让背着一家人的孙子再为自己花钱看病。
叶家是全村距离湘和化工厂最近的一户，儿子叶有志死后不久，叶光亮也开始不时地感到肝部剧痛，他很清楚那是什么。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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