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的桑塔格
桑塔格
《桑塔格谈话录》尽管出版于1995年，却是二十年努力的结果；这一切随着2000年《桑塔格：书目注释本》的出版而达到顶峰。从时间上看，《桑塔格谈话录》中文版间隔了好久才出版。比如，此番更新初版扉页上的“桑塔格著作”书目就得加上七本，即《在美国》（2000）、《重点所在》（2001）、《关于他人的痛苦》（2003）、《文学就是自由》（2004）、《同时：随笔与演讲》（2007）、《重生：日记和笔记（1947-1963）》（2008），以及《心为身役：日记和笔记（1964-1980）》（2012），其中三本是她身后出版的。
这样，《谈话录》在桑塔格的经典著作中占有一席非常有趣的地位。也就是说，谈话录为一旨在说明功成名就的文学生涯的回顾性集子。当时那样集结桑塔格显然还为时过早，当然，我编《谈话录》，初衷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些转载的访谈，而不是让它们仅为原出版地的读者服务，我想通过这种办法来从时空上扩大它们的受众面。相应地，本书中文版也是我的这一愿望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实现。
尽管我猜想这些访谈的中国读者不会不对桑塔格受欧洲现代主义影响的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与美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似乎也会是个有趣的问题。做出这一假定，一部分原因是，许多中国读者是修过现代美国文学与文化课程的大学生。然而，主要还是因为《在美国》是桑塔格最明显的“美国”成果，既在于它的主要场景，又在于其对身份的表现和自我超越诸多方面的研究，考虑到它最关注的是一个波兰明星，对她而言，要实现其乌托邦的愿望，欧洲这个舞台限制太多。玛琳娜·扎温斯卡的家庭和文化的旅程———从波兰到曼哈顿到加利福尼亚（美国的“美国”）最后又回到纽约———预示了桑塔格自己也会对乌托邦冲动持怀疑态度，这在书的末尾得到了证实。
《在美国》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总的说来，桑塔格最钦佩的美国作家都是那个年代的。问及“在美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她觉得“最令人感到舒坦的那些人物”时，桑塔格列举的是“爱默生，美国第一个大作家。坡和霍桑的短篇小说。惠特曼。亨利·詹姆斯”。接着在同时代人当中，她提到唐纳德·巴塞尔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等。然而，桑塔格每每又表现出贬低这些典范的矛盾态度；这一做法是自我专注的、低调的，表明了对客观性、对卸除负担的一种深度的个人投入。问及创作《作为隐喻的疾病》是否改变了她的“意志的概念”，尤其是关于意志与艺术的关系，桑塔格批判地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的遗产：“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创的，自修的。这么说是有些道理的，但也是民族文化素养的一部分。美国人倾向于高估意志，因此，所有这些可不断更新的自我改造、转变、重生的规划，美国人都无比喜爱。”她强调，写作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自我，因为艺术作品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对个人的超越”。
并非每个美国文化产物都是同样的精彩。“在美国文学里，”桑塔格说，“美国人喜欢炫耀他们多么富有自我批评精神，”即使会冒风险，使得有效的异见变得不可能。这是桑塔格一冒再冒、而且越来越甘冒的风险，尤其是已经到了令“美国”和“现代性”都成了同义词的程度。我们可以拿桑塔格的亲欧来证明这一联系。正如桑塔格告诉斯蒂芬·琼森的，“欧洲人总把现代等同于美国和美国化，”但她接着说：“美国只是现代的一种模式。”这些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普遍的物资繁荣，特别是在亚洲；一些亚洲国家是“难以置信的现代，非常富裕，消费水平极高”。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被推向极端的时候———在桑塔格看来，摄影、电视，还有后现代性全都是典型例子，它就会发展成体制化粗俗或者大众虚无主义。
如果桑塔格对现代性所持的观点不能与她的美国观和美国文化观分开，同样也不可能将她的美国观与欧洲观分开，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欧洲理念，因此是个矛盾的乌托邦理念。《在美国》把玛琳娜·扎温斯卡移居美国描写为欧洲移居新世界的一波又一波移民潮的代表，几乎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里的几个波兰人都饱读乌托邦理想的文献，尤其是傅立叶的著作。其中一人以观察美国与乌托邦之间的交集来解释他对曼哈顿的着魔。他“目瞪口呆”，因为“这是美国……对于这个国家，每个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都为美国而着迷；要么把美国想象成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要么想象成蛮荒之地。但是，无论怎样想象，在美国始终能找到符合自己的某种答案。”小说运用玛琳娜横跨美国大陆的戏剧巡演，来呈现对十九世纪美国所做的一个总的说来满怀深情的描写，尽管不断地提及美国人“把一切都抛到身后”的习性，提及美国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都在变化，被拆毁，被融合”的地方，预示了桑塔格后来在访谈中用以评论消费主义现代性的措辞；在这样的现代性中，“过往一切都待价而沽，然后购进新款。”假如说美国是欧洲的乌托邦，那么，欧洲就是桑塔格的乌托邦，每个乌托邦都互相借镜。
在《论风格》中，桑塔格将艺术风格定义为“艺术作品中做出选择的原则，艺术家意志的标志……但是，最伟大的艺术”，她接着说，“似乎是分泌出来的，而不是建构出来的。”她这里所说的“分泌出来的”令我想起的更多的是生物的而非概念的过程，我把它理解为对上文所引证的“客观性”以及“超越”概念的注解；这两个概念在桑塔格谈话录里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在她的随笔里。吊诡的是，形式上更讲究的“意志”也许只有在事后才能得到理解，它更多的是表演的事情，斟酌语言的事情，与表达或强硬陈词关系不大，而是一种性情的显露。假如你想从逻辑上把握桑塔格，那就会产生挫败感，正如其数次访谈所证实的那样，其间，访谈者再三提及她作品中的矛盾之处———最明显的是美学与道德标准之间的冲突。尽管桑塔格并不反对改变她的想法，回顾起来，我还是会因为这些讨论可以似乎是文不对题到何种程度而无语。桑塔格的“风格”主要是钦佩的风格，是赶超的风格，也是对语言、对思想和对文学充满激情的奉献的风格；这里的文学，正如这些访谈所详述的，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毒剂。
从根本上讲，桑塔格的全部写作最与众不同的是，她对她的话题和选题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关注。这份关注体现在她的《在土星的标志下》里那些深深打动人的、每每还是自我指涉的对作家们生动的描绘上，并使《火山情人》和《在美国》充满生机；在这两部小说中，历史人物让她通过小说的形式，走进了与我们自己的时代不同，但又预见了它的时代。这样，谈话录在展示桑塔格对美国独特性所怀有的热诚信念，又显示出她作为美国人的亲欧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她站在一个怀疑和批评的立场上清理美国理想的谱系和遗产时的那份投入。不妨说，对桑塔格而言，以最严肃的哲学和道德标准来衡量，美国首先是一种文学或精神理想。无怪乎她要在《在美国》的开篇引用非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那有预见的诗行：“美国必定会如我所愿！”
（本文作者为美国著名桑塔格专家、《桑塔格谈话录》一书编者，本文系作者应中文版译者姚君伟之请撰写。该书中文版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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