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搞社运时，通过对话来汲取养分
台湾音乐人林生祥常住美浓，帮着妈妈种菜，以音乐为生。去年，新专辑《我庄》出版，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慢悠悠地巡演到了上海。8月10日，“仙人绕境”林生祥乐队将来到MaoLivehouse，唱那些“庄子里小人物”的故事。来自澎湃新闻m.thepaper.cn
台湾音乐创作人林生祥。资料图
对乐评人马世芳口中“台湾最好的音乐创作人”林生祥来说，无论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反水库运动”，还是由此而生的“交工乐队”，都是“当生活变得不自然的时候尽力恢复原貌”的努力。
去年，林生祥的新专辑《我庄》出版。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慢悠悠地把新专辑巡演唱到了上海。8月10日，“仙人绕境”林生祥乐队巡演上海站将来到MaoLivehouse。
从小生长在有山有水的高雄美浓镇，林生祥的父母都务农，常常寒假作业就是一包泥、一袋种子。在水稻田、香蕉园、柠檬树中的童年苍翠而馥郁，“我们家割下来的香蕉，一堆一堆，叠得像人那么高。”
林生祥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罗大佑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唱的是农村出离者的茫然；上世纪90年代初，歌手林强的专辑《向前走》里的一句“卡早听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我一点拢无感觉”为孤身奋斗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带来不知从何说起的希望。二十年后，一个当年因为《向前走》来到台北的年轻人在台北街头偶遇林强。他对林强说：“唉，你是林强哦。拜托，我当时听了你的歌来台北打拼。我现在台北很痛苦，你也写一首歌，叫我们离开台北吧！”
二十年后的林强无力用音乐扭转时间，林生祥和老搭档兼词作者钟永丰却用他们的音乐反复讲述人和土地的故事，弥补去乡者们失去的时光。
这些音乐，还在特定的时间完成了音乐难以完成的使命。
1991年，台湾地区政府决定斥资1100亿新台币在美浓修建坝高147米，距离最近村庄只有1.5公里的大水库，遭到美浓乡民的集体反对。
1993年，近两百个美浓乡人到台北“立法院”门口进行“反水库”请愿。僵持中，钟永丰的妹妹钟秀梅用歌声打破乡人们的胆怯，也让林生祥和钟永丰第一次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1998年，林生祥回乡加入了“美浓爱乡协进会”(简称“爱乡会”)，从事反水库运动的相关工作。那时正是反水库运动的低潮期，“爱乡会”总干事钟永丰后来回忆：“1997年反水库的情势急转直下……那时我开始想，如果运动要逆转时势，它一定来自文化。”
本来只是知识分子天真的想法，却因为他们长期的坚持而成真。1999年，钟永丰作词、林生祥谱曲，交出了《我等就来唱山歌：美浓反水库运动音乐纪实》。这张记录社运的专辑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2000年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及最佳制作人奖，也是当年台湾反水库运动大获全胜的最佳注解。
在唱过美浓青年从离乡到回乡的故事（《菊花夜行军》，2001），农村青年在城市挣扎的经历（《临暗》，2004），到关于树和土地之于生命意义的《种树》（2006），探讨女性命运的《野生》（2009），以及关于作家钟理和的《大地书房》（2010）之后，中年林生祥不再用音乐讲述人物的命运，而是定定心心地开始说起了一个村庄（《我庄》，2013）。
从学生时代开始做音乐，林生祥的乐队编制不断瘦下去，最终在2009年的《野生》时候达到极致——只剩他和大竹研两把木吉他，却出落得骨骼清奇。到了《我庄》，他的六弦月琴与大竹研的空心吉他、早川辙的贝司、吴政君的打击乐组成的乐队据说是全台湾最梦幻的阵容，骨血丰满却清澈依然。
《我庄》里的那个村庄，可以是林生祥的，也可以是每个人的。这一次，林生祥的音乐少了悲伤和沉静，像是被庄子里的那些小人物们逗乐了。他唱了很多，既有无名无姓的村庄白描，“阿公掌牛牯，阿嬷蓄大猪。清明旱鱼塘，吁阵桍果树”（《课本》）；亦有有名有姓的，比如气冲冲鞭笞除草剂“总断根！总断根！就系（是）这号除草剂！”的老爹（《草》）；还有看似无喜怒，实则黯然无奈的“那Seven-Eleven有搞，连通政府欠账这里交。上山下海又包山包海，有Seven-Eleven真好”（《7-11》）。
词作者钟永丰的首要身份毕竟是社会运动家，难得的是他的姿态仅在一些瞬间不经意地显现。大部分时候他都像极了久居村庄的一分子，不启蒙不民粹，娓娓道来一桩一桩事体，语言像新鲜拔上来的蔬菜，水分和泥土犹在。
如果说钟永丰的词已经足够洗练传神，一笔一画勾勒出庄子的面子和里子，那么音乐和林生祥的声音负责的则是如同气味一样难以言说却最勾起回忆的情感。林生祥咿咿呀呀扁着嗓子像在唱一出唱不完的戏，环绕他的音乐的则是同兴高采烈围坐夜话乘风凉的村人们，底子里却是寂寥。
如今的林生祥常住美浓，帮着妈妈种菜，以音乐为生。做音乐和社运多年，他从未失望，因为“不管结果怎样对话的过程很重要。我对很多人的想法一直好奇，也不会觉得自己都是对的。”
林生祥的新专辑《我庄》
【对话】
澎湃新闻：这张专辑插电了，配器也多了，说是因为2011年草莓音乐节的时候你们木吉他的声音被何勇跟“扭曲机器”的声音盖过了，所以决心也插电？
林生祥：其实是因为录音的时候吉他手和贝斯手听了十五分钟音乐后，立即决定这张专辑要插电，包括我的月琴。做音乐的时候，我除了会让乐团成员知道词背景之外，还有两点是会在意的：找到最适合的音阶；音乐的走向要契合歌词。除此之外我会让乐手判断要怎么演奏，我只负责写架构而已。
澎湃新闻：依然是钟永丰写了词给你谱曲？
林生祥：有一部分是这样，一部分词拿到后两个人还要来回商量很久。比如说《课本》，我希望有一段合唱，所以请永丰把词意反复调整到那个架构里去。
澎湃新闻：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懂客家语，但是听你们的音乐依然觉得亲切，却说不明白是为什么。
林生祥：我一直有个梦想，想去甘肃听花儿（一种民歌）。亲切大概是因为我的音乐里有很多传统因素，比如曲大部分都是五声音阶。传统音乐里有连结普罗大众的东西，有活蹦乱跳的音乐生命。
澎湃新闻：这次的专辑里有几个不同于传统的农村新角色——仙人、知识分子、政客、黑道。在美浓，这些角色的在农村的真实景况怎样？
林生祥：仙人（指不事生产，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的闲人）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女儿见到仙人还会打招呼。农村和城市各有不同的包容，但是农村对仙人显然更包容。在我们这里，对一些没有能力去城市谋生的人，自有一套和平共处的方式。仙人不承担社会责任，自由、跳出局外，有很强的想像力。写有趣的仙人们，是想说农村中并不只有老旧，还有良好的规范和古老的智慧。
其他的角色，由永丰来说更合适。
澎湃新闻：你曾经离开家乡，又回归并决定定居，为什么？
林生祥：我本来就不是适合城市生活的人。大学念的是淡江大学，偏居一隅。后来服完兵役又选择了一个山脚下的小地方工作。我很幸运，住在乡下自在又自然。
澎湃新闻：你怎么处理搞社运和做音乐之间的关系？
林生祥：1998年的时候永丰从美国念书回来，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搞社运，说是做运动精彩又好玩。当时我自己做音乐碰到低潮，不知道社会在干什么，不同的群体在想什么，就跟着他到处跑。他总是能看到事情不同的角度。
后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美浓反水库运动音乐纪实》。我第一次把唢呐、锣鼓等民间乐器摇滚化，想着既然在做运动就应该让音乐也运动起来。可以说，我的音乐想像力从社运开始。
澎湃新闻：很多时候社运没有看上去那么美，你有没有失望过，想着不如放弃，单纯做音乐？
林生祥：没有。我很幸运，能够不用做其他职业养活自己。这些来自众人的滋养和爱，这是支撑我做音乐和搞社运的力量。社运不容易，庞杂又高压，但是我一直都有支撑的力量。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
而且在和不同群体的对话过程中，我从未失去对很多人想法的好奇。我从不觉得自己都是对的，这种对生命的挑战促成的对话是我很重要的养分来源。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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