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波：我自己就是这工人中的一员
工人何晓波
算起来，何晓波离开工厂都有八年了，现在他的办公室在佛山禅城祖庙街，虽然只是在九楼的一间小室，但也是在市中心，最常接触的机器是电脑和手机。这样的环境里，你很难把他跟印象中的工人划上等号。
“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一个工人吗？”
何晓波立马回答：“我当然是一个工人，我自己就是这工人中的一员，流动人口中的一员。”
南飞雁是佛山市关注流动人口的NGO，主要工作有工伤维权、外来人口社区服务、流动儿童教育支持，最近开始做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正如何晓波自己所说，他作为南飞雁的负责人，其实本身就是外来工的一员。他受过工伤，熬过漫长的维权，大女儿进不了佛山的公办学校，只能留在老家读书，小女儿出生时，他被妻子生育保障的问题折腾。
他理解外来工的苦闷，也清楚他们的坚毅。
(一)
在办公室门口旁边的墙上，贴了将近六十张黄色的便利贴，上面写了人名、地点和时间，有红色或蓝色的水笔作标记。志愿者说，这是工伤工友维权诉讼的开庭信息，红笔打勾表示已经开庭，蓝笔画圈表示已经拿到赔偿。现在墙上“一片红”的贴纸上，只有寥寥几个蓝圈。
受工伤的人数远远超过墙上便利贴的数量。
2011年佛山人社局公布的数据，该年获得工伤认定的人数为17052人，平均每天47人，而南飞雁(当时叫“何晓波工作室”)在2012年里就接待过1300多名来访的工伤者，直到现在，平均每天会有3名工伤者来求助。这些数据还不包括那些受伤后不懂工伤认定和维权的工人。
工伤申诉备案、决定和执行的过程平均需要1000多天，能在一年内解决的已是相当“幸运”。你很难想象一个外来工怎样在受伤、断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不断跑医院、法院、政府部门。
在南飞雁的留言本上，有工人写下一句话：我们在做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我们醒来时，却距离太遥远！
何晓波经历过这种煎熬，刚来佛山打了几个月工，他左手的三根手指就被机器截掉半截，在医院认识了做工伤探访的NGO打工族的志愿者，第一次知道了工伤赔偿。此后将近一年里，他一边学工伤法规为自己维权，一边当“打工族”的志愿者教工友维权。那是2006年，他才32岁。
“他们也不太清楚我要去做什么，只是觉得受伤后，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也挺好的。”拿到五万元赔偿后，何晓波在农历新年时回了趟老家。再回佛山时，他是“打工族”佛山站的工作人员，跑医院做工伤探访，教工友维权知识，最艰难的时候，一直是自己贴钱支持工作。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家人对这份工作到底了解多少，不过家人觉得他找到喜欢的工作也不错。
然而，能够把维权坚持下去的工伤者并不多，像何晓波那样在受工伤后成为志愿者，帮助其他工友维权的则更少。
工厂总希望能私了，而且花最少的钱。如果工厂愿意出跟法定赔偿相近的赔偿金，何晓波也会建议工友接受，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但如果可以拿三万，工厂只肯出一万，那当然不行”，但的确有些工友会坚持接受低额赔偿，何晓波说，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建议不能替代决定。有一部分的工友还是会被说服，继续维权最后拿到了法定的赔偿，“但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同，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
受过工伤的工人成为志愿者，进行工伤探访，让工人自我支持，一直是南飞雁提倡的模式。但维权后能继续帮助其他工友的工人不足5%，大多数的工人都会回老家生活，在何晓波看来，多数外来工都顶着很大的经济和家庭的压力，这些选择与所谓的良心无关。
(二)
“你今天来了这里，起码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骗人的，一听到免费的东西，该多留个心眼。”何晓波用他的大嗓门对坐在旁边左手只剩下大拇指的工伤者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南飞雁咨询，如此直白的话，也令他愣了一下。
何晓波就有这种真性情，他说做人带着面具就没意思了，而且他不仅自己真，也看不惯别人假。
在部队退役后，等待工作分配的何晓波到东莞打工，工厂的管理太严苛，他觉得没道理就发起罢工。到了分配的国企，正好遇上国企改革，改革后的管理层贪污得厉害，他实在看不惯，连同其他10个核心技工一起罢工，要求撤走贪污的管理者，最后那个管理者被调配到其他厂，何晓波还是觉得没能真正惩治他，于是跟工友一起辞职。
南飞雁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画，写着自强两字。“自”的解读包含着自主性、独立性，这是何晓波十分看重的。
2012年，南飞雁与政府合作项目，而得以注册，但这个项目到期后就停了，因为政府部门希望南飞雁转型，不再做工伤维权。在佛山政府购买服务的风潮下，大量机构、组织都争着要政府资源时，何晓波没有为了留住合作项目而改变工作方向。现在，南飞雁还有做政府购买的服务，也有基金会的支持，但他强调在资助方面前，一定要独立。
“不能因为资助方的想法，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忘记我们最初的目标。”南方雁最初的目标是什么？“在佛山，提起外来工，就会想到南飞雁，南飞雁要做佛山外来工的代言人。”问到觉得现在这目标实现了多少，何晓波觉得很难估量，但起码这几年是做成了一些事。
至少，南飞雁还是属于外来工的。
(三)
南飞雁作为佛山唯一一个做工伤维权的机构，何晓波很看重这部分工作，但尽管工伤是个庞大的群体，在做维权工作时，也只能逐个个案解决，不能有根本上的改变。他尝试过依托社区做工伤预防的普及，试图减少工伤的发生，但工人对这个“并没切身相关”的内容没太多兴趣，成效不佳。
外来工最关心的是什么？
顺着这个问题，何晓波开始明白到，多数外来工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家庭的问题，尤其是孩子的问题，孩子入学读书、成长教育的问题。这些也是他们真正的需求。
南飞雁发展出很多与流动儿童教育相关的项目，但这类项目大多是提供服务式的。在何晓波看来，单纯的服务、做慈善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表层问题之下，是权益被侵犯，例如流动儿童入学问题，实际是受教育权的问题。
何晓波试图把维权的视角带入服务中。在流动儿童教育的项目中，强调“赋权”，希望能够在孩子和家长中培养出能关注社区事务的骨干，在一个项目的愿景中也写到：期待通过公共政策倡导，以桥梁作用传达民意，促进政府在外来人口子女接受学校教育之政策上，更加完善、合理，改善外来人口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现状。
政策倡导的改变总是缓慢的，何晓波也跟同事说：“如果进不了公办学校，就别带孩子来佛山读书了。”
不过，他不是那种等待改变的人，长期的一线工作教会他两个字：倒逼。
我们到办公室那天，何晓波正和当地一个老师商量开民办小学的事——非盈利、公益性的民办小学，低学费，财务完全公开，前期依靠捐助建校，运营时，可以发起大学生实践义教，组建家长互助团队，令学校自组织起来......他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这事要提上议程了，2015年9月开学。”说这话时，何晓波两眼瞪圆，有光。
关于异客公益
异客公益是由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和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共同发起关注流动人口的服务项目。异客公益是由一群关注流动人口群体的青年人组成的团队，旨在促进流动人口生存状况改善，并推动更广泛的人群关注流动人口。
（来源：NGO发展交流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