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贵圈：一个新人眼中的中国公益怪现状
【开栏语】作为行业资源汇聚之地，基金会总是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过往基金会发出的声音大多来自深孚众望的公益大佬与意见领袖，中基层项目官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本周开始，中国发展简报微信将推出“倾听一线的声音”专栏，每周推送一篇来自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的公益观察或个人故事。我们期望，通过展示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得，看到项目官员如何成长、基金会如何运作、又如何对社会议题和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编者的话】
本周推送的首篇文章来自一位刚入职某基金会不满一年的90后项目官员，虽然如其所说“资历尚欠”，却以研精覃思下的少年锐气，将刀锋指向了公益行业沉疴难愈的顽疾。公益人是谁、公益人往何处去、公益人该如何自处，他这三大哲学式发问，值得每位从业者深思。
作者前言
犹豫再三，还是写下这个题目。
我深知，一方面以自己方入职8个月的新人身份，是断无资格评判当下中国公益圈的。一是因浸淫未久，观察或有错漏，批判或有偏差，且一己之现实直观感悟，无实证数据佐证，未必为人所信服；二是因资历尚欠，即或有所洞察，有所建言，也未必为众人所采。
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身为新人，恰恰是最有资格说出我眼中的中国公益问题所在。正是因为资历尚欠，所以锐气犹存，未染上小圈子内的唯唯相恭、诺诺无言的习气，而一个毕业后即加入公益事业的年轻人，他看事物的视角既不带有由个人职业发展决定的职业色彩，也不带有被由个人现实生活宰制的社会色彩，一种别样的新鲜的理想主义视角也许能激发更深次的认识与更多面的思考。此篇短文，不为以数据说话来对公益行业做整体全局性的诊断，也不为“以己度人”为所有公益新人代言，指望以一己之思发出年轻公益人的声音，而是用自己这八个月的经历与感受侧写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所见的中国公益，用个人思考阐释一个关于中国公益发展的新的蓝图。
自2015年1月19日加入北京某基金会始，我所感触到的中国公益圈，是一波又一波被外在因素所刺激的言说与行动热潮，从互联网思维兴起到大数据时代来临，从《境外NGO组织管理法》的提上议程到腾讯“9•9公益日”。深入其中，看到的却并非一个全然生机勃发和春意盎然的图景，反而能明显地感知到中国公益的机体不可避免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的通病——燥热、迷茫而又浅薄。在我看来，这一病症的病因可用三个字概括——低、浅、陋，“低”为中国公益人缺乏明确的自我与群体定位而致的自我贬低，“浅”为中国公益人缺乏深刻而全面的思考而流于浅薄，“陋”为中国公益人缺乏世界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以之为指导的底线准则而致的行事丑陋，所有的怪现状都源于人的未完成。
一、我是谁——中国公益人的身份困惑
我对中国公益圈的第一个感知是商业的傲慢与公益的自卑。
今年5月，在“慈善+：中国跨界公益论坛”上，我听到某位基金会的秘书长对同台的另一家基金会的秘书长的观点大为赞许，其很自然地说出一句“您也是从商业转行到公益的吧”，言下之意非经历一番商海沉浮的磨砺，绝不会有如此深刻的见地。
在此后的诸多场合上，我听到过许多这类企业公益家们的人生故事：先对自己当年辉煌的从商之路自我褒奖，而后转折到不满于商业的贪婪和无意义，毅然抛却荣华富贵转而追求公益所能带给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明明当下已是公益人，却依然难以抛弃旧有的身份印记，仍要在一个身份群体内部自造一个优越于他人的身份标识——“由企业转行的公益人”。不难看出，此行为的用意在于凸显自身更高的专业素养与道德素质，前者是当下中国公益转型的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专业化，后者是中国公益圈历来难以摆脱的身份魔咒——道德化。姑且不论专业化资源并非全部来自于商业，商业的诸多方式方法也不适用于公益，也不谈对自我身份道德性的鼓吹是道德绑架的源起，单说这些转行的企业公益人士对于道德化与专业化的诉求其实反映了一个无奈和悲哀的事实，即“公益人”这一身份内部的必要建构元素如稳固的价值准则和丰富的身份内涵的严重匮乏，从而难以形成对其他行业（对外）的说服力和对内部从业者（对内）的吸引力。
在这种身份建构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公益人必然是自我贬低的，公益必然是无比虚弱的。在这个自由是稀缺品的国家，公民社会的培育受到政府与资本的双重挤压，本应为公民社会建设者的公益人不知自己是谁，也必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何种事业，所希冀的是何种良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专业化成为商业对于公益的单方面灌输，跨界公益成了公益主体缺失下的洋务运动，这种不加甄别、不假思索的商业崇拜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公益成为商业的附庸，从而彻底瓦解公益本应具有的独立与独特。
中国公益发展水平低下，绝不仅仅是因为发展时间短与专业化水平低，更多是因为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生成主体意识。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具备独立主体地位的公益行业，这个与商业和政府部门迥异的行业的建设不能指望一群对行业缺乏认同的外来“和尚们”。因此，在行业建设之前，中国公益人必须直面并回答“我是谁”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包含了哪些价值构成了“我”的根基所在，哪些准则是“我”所必须遵守，哪些特质是“我”的安身立命的根本等问题，其所欲回应的是“我”与“他人”的核心区别何在，也决定了“我”与“他人”的关系。在明确了“我是谁”之后，才可以明晰什么是“我”的事业，也就是“我”对自身公益人的身份建构蕴含了“我”对公益的理解，也决定了“我”如何推进公益事业。当我们无法短时间内改变公益所在的外在环境时，就需要凭借个人化的思考与内省建构和丰富公益人的身份内涵，而后以公共讨论和行业规范达成对于“公益人”这一身份的普遍共识，最终以人的建设推动事业的前进，使公益不成为任何行业的附庸，使公益成为公益，使人成为人。
二、我往何处去——中国公益人的前路迷思
我的第二个感知是中国公益界似乎永远在被这个时代牵着鼻子走。
也是今年5月，在某个论坛上，我听到台上某基金会的秘书长大谈慈善募捐应向商业筹款学习，大谈应向商业学习如何研究捐款人捐款习惯等等，进而又谈到慈善就是消费。而当天虽有基金会秘书长已提到当下捐赠大多数为冲动性捐赠，普通民众并不看重一个基金会或公募组织的透明度和运作能力等因素，但当时诸位公益界领军人物、国内一线基金会大佬们竟无一人反驳这种言论。
刚刚过去的腾讯“9•9公益日”迅速成为这种理念的一种应和，各公益机构的确是为了1:1的诱人配捐在如何鼓动大众捐钱上做了大量的功课，但无一例外都是迎合当下的捐赠习惯，而非主动尝试修正这一捐赠习惯。这不是一场公益狂欢，这是一场以公益为名的消费狂欢。
在当下中国公益界，这种浅薄的思维与盲动的逻辑已经极为普遍。无论是公益圈大佬们，还是一线项目官员们，似乎都看不到这种在消费主义主宰下的募捐形式将怎样浪费募捐这一宝贵的公共对话机会，也看不到它将怎样摧毁早已残破不堪的公共生活。消费主义将人矮化为消费者，本身即是对于人的异化，将募捐等同于消费，也就意味着公益组织为了自身的存活不再将捐款人视为人，而是一个个“会行走的钱包”。如果将捐款人视为人，就应该明白募捐的意义远不止于善款的募集，更是一场基于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的人与人的对话，募捐人应超越传统的善心善行的道德话语体系，运用理性与专业能力向捐款人展现社会问题现状、设计解决路径并展望预期图景，与之同时还要为捐款人提供监督与反馈机制，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以募捐行动实现公共对话，提升捐款人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并养成理性捐赠的习惯，从而营造一个更为健康和理性的募捐环境，让捐款人在这一行动中成为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诉诸情感只需要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和一群消费者的朋友圈分享，而诉诸理性则无疑需要更为复杂而巧妙的环节设计，更为密切的跨界合作和行业协作，更为耐心的等待与观察。在面对情感还是理性、消费者还是公民这一对选择时，中国公益界完美地证明了自己既缺乏基本的价值思辨能力，也没有解决时代难题的雄心与勇气。
从“慈善消费化”的言论到“9.9公益日”的实践，中国公益人一次次地拥抱着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种庸俗的行为成功地让中国公益实现了自我降格，沦为对这个时代不加反思的盲从者，也成为腐坏的时代精神驱动下的木偶。公益，作为公共领域内的重要实践，本应具备指引和促动一国国民乃至全世界人类走向一个更为良善和光明的未来的作用，本应积极矫正诸多现代性的顽疾从而寻求一条超越之路，却一次次地因格局狭小、目光短浅而又安于现状成为商业的门面装点、政府的工具之用。在我们愤怒于政策环境的恶劣，在我们哀叹于普罗大众的冷漠，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行动是如何加重这世上的苦难与罪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将向何处去，中国公益人又将带中国和世界向何处去呢？
可惜，对这一切，并没有多少回音。
三、我该如何自处——中国公益人的道德困境
我的第三个感知是中国公益人总是身处道德困境中。
今年5月，在参加完“慈善+：中国跨界公益论坛”后，我在微思客（一家青年思想微信公号）上发表了《批判与反思:价值思辨缺位下的跨界公益》一文，着重批判了没有价值思辨的跨界公益和慈善消费化倾向。因为只是一时不吐不快，所以也未太多关注，以为只是小众传播一下，也许根本不会引起公益界的注意。
可是几天后，公益圈内朋友告知我一家名为“慈善公益论坛”的公益界内颇具声望的微信公号转发了此文章（现此文章已被删除）。因首发于微思客的文章已标明“未经作者本人或微思客编辑同意，不得随意转载”，我于是联系微思客编辑，其表示从未授权给这家公号。我又在百度上搜了搜这篇文章，除了与微思客有合作关系的凤凰网转载后，还有三家网站转载，其中一家文化评论网站，两家广东的基金会网站，其中一家还将作者写作了凤凰网的编辑名字。
我当然清楚中国版权保护的可怜现状，知晓“郭敬明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多么五毒俱全，但还是十分惊讶自己的第一次中枪竟然是拜公益圈的同行们所为。一时突然理解了中国权利型NGO之所以举步维艰，不只是因为政府的打压，更是因为社会的腐化早已渗入骨髓，连NGO同行都不能幸免。
中国公益人们一方面反对外界对于其自身的道德绑架，另一方面却走上了道德脱敏之路，竟可以因为中国如此便认为我也可如此，完全无视世界文明的基本价值底线。中国公益人的道德困境不在于道德绑架，强横无礼的道德绑架完全可以用公共说理和专业化发展予以反驳，即公益人不是一群道德感爆棚的道德超人而是一群有着专业能力的公共领域内从事社会建设的普通职场人。中国公益人的道德困境在于这一群拒斥道德绑架而又在实践中处处诉诸普通大众的原始道德冲动的人，却往往无法实现对自己有效的基于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道德约束。身为公益小兵的我被侵权也罢，“9•9公益日”部分公益组织骗捐也罢，都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中国公益界还没有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公益理念的转型，中国公益人身在其中也无法形成个人主观能动对于客观现实的规范作用。在中国公益圈，最大的蓝海领域不是别的，正是这个行业的自我建设，而这如前文所讲，首先要从个人化的公益人身份建构开始。
四、结语
你也许会问，你对中国公益界的感知全然是消极否定的么？
我当然会说不是，但问题是人错了，一切也就都错了，我的最主要的感受是中国的公益人尚未成为一个慎思明辨、博学笃志而又志存高远的人。如果我将我的所有公益界同袍们视为一同攀登险峰的战友，我就无法不对我们身上的不足表达自己的关切。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不会在一片赞扬声中诞生，一个更健康的中国公益圈不会在小圈子的恭维声中蓬勃。
如有得罪之处，欢迎反驳，不必海涵。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作者冷锋，不具名基金会项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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