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中国环境问题必须放到国际背景中解决
■ 本报记者 杜志莹今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中国的活动似乎格外多，3月份在北京永定门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倒计时活动；7月份在北京西郊热电厂打出巨型条幅，同时发布《中国发电集团气候影响排名》报告，亮出“远离煤炭、走向清洁能源”的希望；8月绿色和平用取自长江、黄河和恒河三条大江源头的冰川融水制作成冰雕，活动当天在中国和印度新德里同时展出，表达出对“亚洲水塔”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急剧融化的急迫心情……
“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推出这些议题上的活动，引起公众的关注、推动政府政策改革，施压企业改善污染环境的行为。但是，今年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之年。为推动全球领导人在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可以达成一个全球气候协议，我们在中国开展了较多提高社会关注的活动（如上举例）。这也许是媒体觉得我们今年的活动较多的一个感性认识的原因吧。”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中国企业开始愿意
和我们对话
从1997年进入中国，绿色和平一直以顽强、坚定、激进的活动方式著称，在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上，由于绿色和平激进的做法导致了与某些政府部门造成一定紧张关系，但是，“作为NGO，绿色和平一方面坚持独立性，另一方面我们相信政府的行动才能根治环境问题，因此我们的定位应该是帮助和推动政府做得更好和更快。”施鹏翔说。
绿色和平的工作方式是由不同的几个方面共同组建起来的，“我们有同企业之间的博弈、谈判和施压，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我们也有扎实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分析各类环境政策，出版研究报告，从而给政府献言献策，推动政府能出台对促进环境改善有利的政策；也有推出一定的公众参与项目，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施鹏翔解释说，“在这个工作手法的基础上，以上所谓的抗议活动，准确的讲应该还不算抗议，但确实是为加大影响力而举行的几个较大规模的落地活动。”
绿色和平频繁且激进的环保活动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些活动的效果如何呢？中国的环境是否确实比原来进步了呢？
“我们认为这些活动是有效果的，这个效果可能无法用量化的概念来衡量。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促成，因而也无法通过一个活动就立即解决。但如果说是否带来一定的影响，那绝对是存在的。”施鹏翔说。
“就拿上述的举例来说，我们公布的《中国发电集团气候影响排名》报告里指出：‘中国电力行业对煤炭的过度依赖，阻碍了中国更加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指出，实际是在呼吁发电集团大力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帮助中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成为世界绿色清洁能源的超级大国。实际效果是那些电力集团开始愿意和我们对话，并且在中外媒体上就这问题作出回应。这种对话甚至辩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一步。”施鹏翔说。
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地化
说到绿色和平在中国开展项目的特点，“第一我们比较强调‘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观点。”施鹏翔认为，在全球化和污染无国界的今天，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放到国际的背景中去思考和解决。
绿色和平作为全球性的环保组织，其优势也在于国际化的视野和工作手法。“我们的另一特点是工作手法多样，如果游说的方法行不通，我们会尝试给压力环境破坏者；如果专业的建议没有效果，我们会尝试引起公众和舆论的讨论来达到目标。而且，我们持之以恒，直到达成目标为止。”施鹏翔说。
绿色和平在中国开展的项目主要是围绕4个议题：气候与能源、食品和农业、污染防治、森林。这四个议题也是绿色和平全球6大环保项目中的4大项目。
“我们一直提倡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地化。所以，如果提及在中国的项目和在国外的项目有何不同，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和内容更是从本土、中国的环境问题出发。”施鹏翔说，“我们在中国扎根十几年，对以上几个领域都有很深入的观察和认识。所以，我们要致力于中国的环境问题，而不只是简单的把国外的项目带到中国来做。”
绿色和平刚来中国时，做的有毒污染防止项目就是电子垃圾，关注的是国外跨国公司将电子产品拆卸而引起的环境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个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做的已经相对成熟，绿色和平建立了一套科学而系统的电子商品牌排行榜，利用市场的营销法则，去规范那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环境表现。
而现在呢，“现在我们开始关注水污染问题，因为中国是个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其中水污染问题尤为突出，这也是再次加深水资源短缺的原因之一。因而，我们便开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水污染项目，而不只是单纯的做电子垃圾项目。”施鹏翔说。
在中国的压力
比在其他国家大
绿色和平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行动去与不同NGO开展合作，今年8月，绿色和平参与包括自然之友、乐施会、国际行动救援、地球村、世界自然基金会、绿家园志愿者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8家机构启动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旨在提升中国公民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探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公民社会立场和策略，呼吁共同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仍然欠缺NGO生存的条件，包括NGO注册和筹款的问题，政府机构对NGO的误解，劳动市场上欠缺专业的NGO人员等。”施鹏翔说，“我经常感叹NGO在中国有着先天不足，却要面对更严峻的环境问题，工作压力也因此比任何的国家都要大。要解决上述的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力，很多更不是绿色和平和其他NGO可以影响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好本份，比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更努力，并持之以恒，在限制中发掘机会和取得工作进展。”
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施鹏翔说：“我们工作的议题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很难一概而论。例如在北京奥运期间，我们客观地对奥运进行了环境评估，事后意外地得到北京奥组委颁发荣誉证书，也得到了北京市环保局的认可。”而在反对中国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的问题上，“我们与农业部的分歧比较大，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关系。”
绿色和平为了保持其独立性，不接受来自企业、政府的捐款，只接受来自于普通市民的捐款。绿色和平中国分部现在只在香港进行筹款工作。2008年绿色和平投入项目运作的费用是1500万左右。
“我们认为NGO应该有足够的透明度和对捐款者负责。”施鹏翔表示。
绿色和平每年会委托专业的会计公司对机构的财政进行详细的审计，然后将收入及支出情况透明地公示在绿色和平年报上（可通过绿色和平官方网站查询）。另外，施鹏翔说，“我们也会主动将电子期刊发送给每位捐款者，并定期举办捐款者见面会，在会上我们也向捐款者们汇报工作进展和未来的计划。由于我们不接受企业和政府的捐助，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捐款者负责，这点绿色和平从不马虎，我们愿意接受公众对我们的监督和批评，公开、公正、透明是绿色和平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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