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崛起的公民意识
■ 本报记者 陈江宏2009年，被《人民日报》称作“民意之年”。民意表达如同湍急的河流，冲刷着众多公共事件。摩擦着的互动，争论着的博弈，推动人们走向共识，也推动时代的前行。
党的**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满足和维护这些基本权利，成为各级政府行政的基本规则。民意的充分表达，凸显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在相对自由的表达中培育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它们的健康生长，是中国社会的活力之源、动力之源。
小人物一“扔”成名
2009年的冬天，刘天晓因一“扔”成名。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最初，他只是想发言说话。
去年12月8日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的刘天晓向主持人——哈尔滨市物价局副局长扔去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在这个听证会上，13名所谓的“消费者代表”中，只有他一人对水价上调表示反对。
一个“小人物”的愤慨一“扔”，被网民赞为“2009年中国百姓维权第一扔”。这“惊天一扔”触动了消费者对“涨价”二字最为敏感的神经，也砸开了听证会的冰山一角：据调查，在13名“消费者代表”中，“下岗职工”是退休干部和社区干部；“退休职工”是企业董事长，而那个“律师”在全国律师网站查不到姓名。国家发改委正在彻查哈尔滨水价听证人员的身份，以期完善对水、电、气等公共产品成本的监督机制。
有时候，一个人的遭遇和行动，会带来制度性的变革。8天后的12月16日，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为了让更多市民第一时间了解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内容和进程，听证会首次采用网络直播方式。
政府民间良性互动 终结“乙肝歧视”
卫生部拟于近期取消入学、就业的乙肝检查，陆军是国内最大反歧视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他将政策变动归因为“民间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结果”。
2009年，一篇题为“中国1.3亿名乙肝携带者六年维权路”的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为“乙人”公平权益不懈努力的公民身影。“乙肝歧视”的终结，离不开他们的推动。
从互助网站“肝胆相照”论坛的建立，到2005年网友自发捐款刊登的第一个乙肝公益广告，再到2006年开始的一波接一波的“反乙肝歧视诉讼”，最后到雷闯成为首个拿到健康证的病毒携带者，1.3亿“乙人”靠持续的努力取得了公平权益，这种力量很温和，但同样很强大。
而在政府方面，从1994年公务员岗位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到2005年取消公务员考试歧视性规定，再到2008年出台的《就业促进法》明确“用人单位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录”，最后到卫生部取消入学、就业乙肝检查。政策的调整，与公民的维权步伐，始终紧紧相伴。1.3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最终迎来公正的待遇，水到渠成，正是民间社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必然结果。
番禺垃圾选址风波 公民意识普及
和1.3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六年维权路互为印证的，是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风波。
2009年9月,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即将开建的消息传出后,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等众多楼盘小区居民发起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活动。小区居民自发组织,通过收集签名、集体上访、行为艺术等多种方式发出抗议声音,广州本地及全国媒体亦积极介入,连续报道,使得“番禺垃圾门”引发全国关注。
拟建的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高达97%的受访者反对建该项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面对垃圾越来越多的现实。番禺华南板块的业主们没有采用过激的方式反抗，他们只是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双方对峙月余之后，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终于公开表态：垃圾焚烧厂建在哪里如何建，第一决策者是市民。番禺事件被视为公民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
与单纯追求GDP而上马的项目不同，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遇到的难题正是目前公共治理遇到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是日益普及、增长的公民意识，一方面是不得不面对环境等社会问题。市府表态使官民争端出现了根本转机，也使番禺垃圾处理的决策过程进入了良性循环，有媒体将此事称之为“番禺奇迹”，而其中的“秘诀”很简单——就是政府决策尊重民意并承认公民参与的合法性。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有助于公共事业的建设。让所有矛盾都能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使得所有的利益协商都不会偏离法治轨道，公民意识可以生长，理性的“责任政府”也必然会越来越清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表示:网民真正从网上走下来展开网下行动,“势均力敌”地成为一股强大的草根力量与政府博弈、互动,这是2009年的事情。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市民由单纯反对在家门前兴建垃圾焚烧厂,转变、提升为具体公共环保理念的“垃圾分拣、分类”；而政府也在与市民的互动中,由“坚定不移地推行垃圾焚烧发电”、隔山喊话,转变为直接面对市民座谈、讨论,修改政府决策。双方在互动中的成长、改变和进步。这就是2009年网民与政府博弈中的良性互动。
“钓鱼执法”入选政府网民年度十大对话
2009年10月14日晚，来到上海打工只有3天的孙中界行驶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路上，被职业“钓钩”拦车搭乘，并被交通执法队以“非法营运”的名义抓获，课以处罚。当晚，他举刀断指，只为证明自己的清白。
孙中界的遭遇迅即引起全国媒体和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并推动此前已然火爆的上海运输管理部门“钓鱼式执法”的舆论争议继续升级。10月26日，上海市政府认定孙中界事件为“钓鱼”式执法,浦东新区政府将终结此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
尽管执法者钓到了违法事实，但怎么也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使公众陷入守法与违法的无限困惑之中，更是对社会道德的沉重打击——这是政德对道德的一种莫大亵渎。
今年1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度网络对话”十大事件。上海“钓鱼执法”案因被誉为“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而入选。入选的事件还有：河南灵宝平反网友王帅发帖案、邓玉娇案得到公正处置等。
“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和“参与和改变”成为2009“年度网络对话”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直言：这些“网络对话”事件表明,当公民成为网民,同样在承受着理性和责任；当政治家们面对网络时代民众诉求进行积极回应,不仅仅表明政治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正在培植新时代的政治文明。
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民意的觉醒，到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民间斗士，再到“番禺事件”中民众的表现，人们看到民意表达的自我调整和逐渐成熟。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钢看来，当公众直接参与社会描述、社会分析、社会监督、社会建设和社会协商之际,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地位、推动公民权利实现的公民社会的建构便呈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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