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宁：用社会企业 发动一场残疾人自救的革命
“只有做残友，才让我觉得无论我花多少钱输血，都物有所值。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高成本的苟延残喘，但我觉得值得。因为现在有上千人，未来将会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残疾大学生在我的平台上实现自我价值。”——残友集团董事长郑卫宁
43岁，是残友集团董事长郑卫宁的生命转折点。那年，患有先天遗传重症血友病的他，拿着母亲遗留给他输血维生的30万元开始创业，进行一场他称之为“残疾人自治自救运动”的新事业。
12年前，那个5位残疾人用一台电脑架设的“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如今已发展成有18家子公司、4家社会服务机构、1家基金会、成功帮助1162个残疾大学生就业的残友集团。
接受《社会创业家》采访时，郑卫宁刚刚动完手术。但谈起残疾人潜能发挥与中国社会企业的前景，他依然目光炯炯、雄心壮志。 “这十二年，我们没有向银行贷过一毛钱，没有领过政府和社会一分捐款。” 他自豪残友能在社会逆境和经济窘境中成长茁壮，更期望这个不求利润最大化，以残疾人“弱势群体强势就业”为目标的平台能够成为“社会企业的世界级典范”。
“让非常临近的死亡变成一种动力！”已经56岁的郑卫宁缓缓道出环绕着他多年的死亡阴影：“从医学上来说，血友病只能活到50岁，我的舅舅和外祖父都在47岁左右过世了。”但他很坦然面对，“人不可以对抗命运，但却可以决定每天如何过日子。我在给其他的残疾人树立榜样，让他们知道每天应该如何过。”
郑卫宁积极、乐观且对未来满怀憧憬。仿佛43岁以前的郁郁寡欢及忧愁痛苦，都早已升华。
绝境中创业求生某种程度来说，郑卫宁是幸运的。因为父亲是军人，“每次发病都有战士给我输血。”但他同样患有血友病的表兄弟却因没有这样的条件而过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郑卫宁的父亲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在发病时能安全输血，便在1995年带着他一家三口从武汉搬迁到当时唯一实行义务献血的深圳。
郑卫宁怀念小时候在武汉的日子。尽管因为重病不能上学，但也不无聊。每天都到邻居与朋友家串门子，一起吃饭、聊天、看电视，拥有自己的社交生活。但到了深圳十多年来，他却未曾跟大楼里的邻居串门聊天，失去了与社会其他人的互动和联系。
“在缓慢发展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弱势群体的周围还有朋友。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谁还有空跟你残疾人玩啊！” 郑卫宁有些激动。
为了维系家庭的生计，妻子也忙于工作，女儿则忙于学业。“白天她们都不在家。我就看电视、看报纸、睡觉，再看电视、看报纸、睡觉。晚上等她们回来吃饭时，她们都有自己一天新的体验，我却永远没有话题，因为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圈。”
这样日复一日没有新意的生活，郑卫宁患了重度抑郁症。
1999年，母亲骤然离世，更是对他严重的打击。
郑卫宁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人在乎的沉船，“静静地在水里等待腐烂，但侧过脸来依然可以看到其他的船从身边驶过”。
像刘禹锡诗句里描述的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此的孤寂和无助。
郑卫宁尝试自杀了三次。家人很焦虑，很恐惧，不愿意失去他，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创办残友前，郑卫宁每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绝境中。
透过互联网 残疾弱势变强势电脑和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
妻子为鼓励郑卫宁做点事，给他买了台电脑。一本厚厚的电脑入门书，郑卫宁啃了好几个月，看一点，摸索一点。困了就睡觉，半夜醒来了再看，看不懂再做……尽管非常艰苦，但他觉得有趣，“脑子里终于可以不再想跳楼自杀的事了。”
郑卫宁发现了电脑世界的奇妙：电脑屏幕不仅屏蔽了残疾人行动不便的弱势，更让残疾人“强势”起来。因为除了电脑前哪都去不了，让残疾人拥有超过健全人的耐心和定力。
他开始联系其他残疾人在家中成立“深圳残疾人电脑兴趣班”，并找了一位退休教授对残疾人进行启蒙。
从兴趣班、网站建设到成立软件公司、动漫公司，郑卫宁摸索着残疾人的从业特质与商业模式，一步步在深圳这个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城市，开拓一条特殊的社会企业道路。
他很清楚，“任何行业里都没有第二、第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市场就这么大，养了你就养不了别人，你只有做到最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郑卫宁带领下，残友集团已跨越市、省，拿到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软件方面，则拿到美国卡内基“世界软件成熟度认证”(CMMI)三级认定。
每一位坐在屏幕前足不出户、寸步难行的“ 残友”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互联网钢铁战士”。但是和“钢铁战士”们一起创业并不容易。郑卫宁压力一直很大，每个月，挣钱而且是挣一大笔钱发工资成为头等大事。12年来，郑卫宁没欠过员工一分薪水，他清楚员工们有些已经建立家庭，“他们需要孩子的奶粉钱。
很多残疾人的老婆没工作，一家都靠他吃饭。”
“你不能指望政府给钱，不能说这个月不够了叫市民捐款，不能！”做这样的社会企业靠的是刚强的意志。
重视就业康复 “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在43岁创业以前，生活温饱没有问题，但郑卫宁觉得没有尊严，也没有幸福感。“我不仅寸步难行需要家人养、要家人照顾，而且每年一、二十万的输血费用，这个负担很沉重。如果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我觉得没必要活下去。”
“人不是猪，不是喂饱了就行。”残疾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也需要自我实现。“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不是马路有多宽、GDP有多高，而是尽量多比例的人能感到幸福并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郑卫宁希望残友的平台能让残疾人在发挥潜能的同时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他看来，开拓残友的平台不是为救济残疾人，而是为了让他们“展能”。残友的口号是“越是残疾越要美丽”，即是希望在这个以残疾人为主的就业平台上，每个残疾人都能发挥潜能，变得比主流社会的人更强、更美丽。
“别空喊平等、参与、共享，没用！你必须让他在工作中发挥他的潜质，发挥他的潜能，并得到他应该得的报酬，”郑卫宁疾呼残疾人“就业康复”的重要。尽管他们的自我实现与工作中需要额外的配备与协助，但这正是社会和政府应该提供的和努力的方向。
郑卫宁“以残疾人为主”的配套试验包括：“你不能洗衣服我有免费洗衣，你不能出行我有车队，你出去谈业务我给你派车。你不方便买菜我有免费食堂，提供五菜一汤。”这些都是“残友”这个社会企业，提供给所有员工的福利。
“你愿意追求实现你自身更大的价值，你就到这个平台来，”郑卫宁对想进残友的残疾大学生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有展能与努力的觉悟。“我们称这个为革命觉悟，我们是一场残疾人自发自救的革命。”
残友的成功，也让郑卫宁的性格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更加乐观，也更加成熟了。“我必须成熟，作为几百人到几千个人的社区领袖，我不成熟，他们就会遇到问题。”这样的性格变化也让他与家人的相处更为和睦，“把外面世界给我的改变放到家里，家人就受益。”
人道退养制 让残疾人更有尊严
李虹，北大物理系高材生，曾在北京知名软件公司担任程序员，因患有进行性肌肉营养萎缩症，已经渐趋行动不便。
2002年在“中华残疾人服务网”看到郑卫宁感叹说“残疾人网络事业缺乏技术支持”，毅然决定不计待遇奔赴深圳，一起投入残疾人网络事业。
那段时间，李虹改进了网站系统，开发及推广各种可以用听觉、触觉上网的软件和硬件，并积极为多个福利事业单位免费制作软件系统。他不仅获得广东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编程冠军，被任命为中华残疾人服务网总工程师。还代表中国残疾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残疾人职业技能奥林匹克赛，并获得编程项目第5名。这期间，李虹认识了妻子胡英。
没想到，2005年年底，刚完婚不到3个月，身体越来越差的李虹却在工作中突然发病，呼吸急促，几近休克。医生抢救后发现他心力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
谈及一起走过创业路的李虹，郑卫宁不无感慨。“很多残疾人因为遗传的进行性疾病，他的自然寿命可能就几年。但这样的残疾人在短暂的人生中，他也需要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尊严的生活，有尊严的离去。”
然而，“一般的社保制度没有十五年不让你退休，甚至我们也可以依法解雇，让他回家等死。但那样的死很没有尊严。” 郑卫宁开始思考残友如何能为不能再工作的员工提供一份免除后顾之忧的福利保障，使他们在生命存续期间一直有尊严地活着？
此后，残友推出了“退养”制度，对不能再工作的残疾员工实行工资及生活补贴的全额照发，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残友的退养制度有两个特点。首先，“不做检查，不设门槛”。郑卫宁认为，如果设了退养的门槛，几乎就等于不让人退养。何况，“作为残疾人，我知道，只要有一丝力气能干，绝对不会想要躺在那里退养。”
考虑到残友们退养后虽仍能享受公司的免费出行、洗衣、吃饭等福利，但需要父母照顾，无法住在集体宿舍，生活成本增加。因此，残友的退养工资以员工工作时期的最高工资计算。
五年来，李虹在退养制度的保障下，与妻子一起有尊严地维系着生命。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样的制度是不是会造成残友运营的负担？“初看好像是我们的负担，但现在却被人力资源研究者评价为激励员工潜能的最佳方式。”这个原先只是从人道精神出发的制度反而变为最有效的激励，“生命不长的重残人，进来以后会更拼命的学习和工作，以达到自己最高点的退养工资。”目前残友的高层和技术主力几乎都是重残人，可谓“越残疾越美丽”的真实写照。
对郑卫宁而言，残友不仅仅只是关心残疾人就业，而是“关注人与环境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的建立，和人的幸福感的追求，这才叫社会企业。”
建一个“世界最好的社会企业模式”
2009年11月中旬，郑卫宁又因大出血住进医院。在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他在律师的见证下，留下了一份关于财产继承的遗嘱。他决定身后将他所持有的残友集团90%的股份以及名下的其他股份全部捐赠给由深圳市民政局主管的“郑卫宁慈善基金会”。
这个无私的举动，一方面让残友集团上千名残疾员工的未来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残友更高的期待。
“残友能不能在有商业远景的情况下，屏蔽利润最大化的诱惑，保持残疾人就业平台的远大目标，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他形容残友就像是走在钢丝上的社会企业，一方便要防止变成单纯接受社会捐助与政府购买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则要防止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机器。这些都不是他建立残友的初衷。
郑卫宁认为，残友存在最宝贵的意义，是它具有成为“社会企业世界级典范”的潜力。
残友的发展是多维度的。残友集团及其子公司负责残疾人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也维系企业经营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工作时间之外，则设有“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社工服务室”、“中华残疾人服务网”及“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义工队”等公益机构，提供残疾人相关的社会服务。
在此过程中，郑卫宁基金会和残友集团本身就构成一个良好的内部循环：它能用集团的营收支持基金会的运行，基金会再拨款予旗下的公益机构执行项目，回馈在集团工作的残疾人群体。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郑卫宁，仍觉得残友“依然是软弱的，需要更多同行者的支持。”他期待更多了解社会企业意义，关注社会企业的风险投资和贷款支持残友，大家一起建立一个“世界最好的社会企业模式”。
郑卫宁希望把“弱势团体强势就业”这种新经济形式下的社会创新作为大礼送给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残疾人都能透过电脑、透过网络融入主流社会。
已在深圳、上海、北京发展的残友未来计划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及偏远农村探索环境并推广残疾人就业模式，了解城市与偏远地区不同的产业链发展，以提供全世界各个地区可供选择的可复制模式。
郑卫宁曾获得国家领导人**四次接见，是深圳30年四十名行业领军人物的高科技代表，是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中获邀参与的中国社会企业家代表。尽管拥有无数的头衔与荣耀，但他的质朴和真实始终不曾改变，“当年我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做残友，做残友时发现也能改变身边残疾人的命运，就尝试把这个模式推往全中国、推往全世界。期待在推广残友的同时，也让跟我一起走了这么多年的残疾人和义工们的社会地位更高、经济收入更好，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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