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红十字会捐赠信息披露状况调查超八成省级红十字会官网能查到捐款
编者按在中国红十字会推出捐赠信息
平台后，民众对于各地方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的呼声再起。事实证明，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到了需要严肃讨论的时期，当务之急，需要把公众的质疑变为信息公开体制建设。
近日，《公益时报》展开了对省级红十字会捐赠信息披露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大陆地区31个省级红十字会中，已有25个在其官方网站上能够查到捐款信息，其中有13个能够具体查到每一笔日常捐款的详细信息，捐赠
信息的透明化进程超过了总会，但仍有
6家省级红十字会没有任何捐赠
信息披露。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算是对“郭美美事件”后公众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要求的一个回应。同时，红十字会总会也向地方红十字会及行业红十字会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两公开两透明”承诺的通知》。要求地方红十字会也要建立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平台，力争两年内实现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到底地方省级红十字会的捐赠信息披露状况如何？《公益时报》记者经过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各地情况参差不齐。大陆地区31个省级红十字会中，已有25个在其官方网站上能够查到捐款信息，占总数的80%。其中有13个能够具体查到每一笔日常捐款的详细信息，捐赠信息的透明化进程超过了总会，但仍有6家省级红十字会没有任何捐赠信息披露。而查询的便利性、完整性、准确性等方面，省级红十字会目前的信息披露标准与公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个别地区媒体监督开放度欠佳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以普通捐款者身份致电各省级红十字会咨询如何查询捐款和项目信息，以记者身份采访以及信息检索等方法进行调查。
在接受公众监督方面，记者分别在平时上下午两个工作时间段拨打各红十字会网站上所留的电话号码，除了云南、四川、内蒙古、广西、陕西五地未有人接听，其余26个省市的红十会皆有相关人员负责电话接待并且耐心回复咨询。当被问及捐款者 在接受公众监督方面，记者分别在平时上下午两个工作时间段拨打各红十字会网站上所留的电话号码，除了云南、四川、内蒙古、广西、陕西五地未有人接听，其余26个省市的红十会皆有相关人员负责电话接待并且耐心回复咨询。当被问及捐款者能否前往红十字会办公点了解所捐助项目的进程等信息时，大部分红十字会在电话中表示欢迎，但同时也表示在账目细化方面无法精确到每一块砖、每一条被子的价格。
据悉，从去年开始部分省级红十字会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总会也就此对地方红十字会相关人员专门进行培训。但在接受媒体监督方面，个别红十字会则采用回避态度。最常用的托词就是“领导不在”。重庆红十字会一工作人员则干脆以“不清楚领导办公室座机”、“不方便透露座机电话”为由拒绝采访。
5个省级红会官网未见捐赠信息13个网上公示日常捐赠
在网络信息调查方面，大陆地区31个省级红十字会中，除了西藏红十字会以外，其余30个皆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在网站上专门设立爱心榜、捐赠榜等以公示部分或全部捐赠收入的省级红十字会有25个，其中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云南、四川、广西、海南、江西、江苏、北京、上海、天津13个省市区所披露的信息包括一般的日常捐赠和灾害事件的定向捐赠，内容一般为捐赠来源（单位名称、人名）、金额或物资、捐款时间或信息录入时间等基本信息。江苏、北京、江西、河南的信息披露则更为细化，除了以上的基本信息，还能查询到该笔物资的用途、捐赠渠道（现金、网银、汇款）和捐款发票的编号。
在形式方面，大部分省市采用的是直接将信息做成网页或者EXCEL文档，供公众浏览查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的搜索查询功能，云南、四川、广西、海南四个省级红十字会已先行尝试，虽然可搜索的内容较为简单，系统也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问题，但在时间上确实早于总会匆匆上线的查询平台。
在捐赠使用情况方面，大部分省级红十字会尚未在网站上公示相关信息。总会网站除了能够查询到2010年审计和财务报告以及汶川地震审计和收支报告以外，有关捐赠支出的详细信息也未查到。
但在北京红十字会的网站上，《公益时报》记者找到2011年1月1日至7月31日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支出情况公示，内容包括支出日期、支出项目和金额。针对个体和家庭的捐助，公示内容可查到受助者名字。针对集体的捐助，则可查到人数。支出日期、支出项目和金额。针对个体和家庭的捐助，公示内容可查到受助者名字。针对集体的捐助，则可查到人数。
在网站上公示捐赠收入的25个省级红十字会中，其余12个所公示的捐款信息则以灾害事件的定向捐款为主，日常捐款暂无法查询。另外，重庆、新疆、吉林、山东和贵州5个省市区红十字会的网站上，《公益时报》记者未能找到任何关于捐赠信息的公示内容。
以汶川地震为信息披露原点系统研发各地存差异
据《公益时报》记者统计调查发现，省级红十字会网站上出现最早的捐款信息是来自山西省红十字会的爱心榜，一位名为袁平的市民于2006年7月11日捐款1500元人民币。该榜除了公示捐款信息，还有物资捐赠以及造血干细胞捐赠等信息。
真正第一个在网站上“晒”出捐款信息的省级红十字会则为江苏省红十字会。2006年10月首次在网站上公示2006年7、8两个月的捐款收入，早期公示内容仅为捐款来源和金额，后增加了时间、用途和发票编号，2009年和2010年以年度形式公示大额捐赠信息，2011年1月至6月，一般日常捐款皆纳入公布，并披露物资支出情况。
2008年汶川地震是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仅有山西、陕西、甘肃、云南、江苏五个省有公示过捐赠信息。而在这之后，各地红十字会纷纷有所行动。
上海市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杨钧仪坦言，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所收到的捐款数额大幅度上升，于是他们便开始考虑研发数字化的捐款系统以方便统计、查询和跟踪。2010年初，上海市红十字会捐赠系统投入使用。从现场收款、捐款者信息录入到开据捐赠发票皆为电子化流程。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网站上可以查询到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2011年6月每个月的捐款信息，其中包括灾害事件的定向捐款以及每一笔日常捐款。杨钧仪表示，由于捐款信息核实和统计需要一个周期，所以信息发布会滞后1个月左右的时间。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2008年以后，大陆地区31个省市的25个红十字会都意识到需要向社会公示捐款信息，但由于各地本身的经济、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信息透明度、完整度以及相关系统的建设或维护上也存在差异。 江苏省红十字会秘书长李玉宁坦言，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们也曾多次向省政府提出申请研发捐赠电子化系统的建议。李玉宁透露，通过此次“红十会信任危机”以及总会下发的通知建议，或能加快推进捐赠系统电子化和信息披露规范化的进程。
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并非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很高的成本，包括成千上万的小额捐款录入工作，受赠方意愿的谈判，审计等工作也需要成本。
红十字系统需要重拾公众的信任，这是业内很多人的观点。在此次调研中，各个省市的红十字相关人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省市的25个红十字会都意识到需要向社会公示捐款信息，但都无奈地表示，由于各地本身的经济、管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信息透明度、完整度以及相关系统的建设或维护上还是与公众的期望值存在一定的距离。
无硬件保障 加大披露难度
东莞红十字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东莞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从2009年就设立了“爱心榜”，但却被公众批评为网站整体简陋，没有查询功能。
东莞红十字会张鼎坦承，红十字会的网站设计确实简陋，当时是几个志愿者帮忙搭建起来的，后来一直缺少人员维护，所以信息公开系统显得比较简单。东莞市红十字会没有家底，办公地是市国资委调配一个闲置的饭店，整理和装修成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地点。东莞市政府对红十字会的财政预算仅仅只有人头费，即工作人员的工资。网站维护费和第三方审计费用实在短缺。这成为制约其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的原因之一。
据了解，东莞市红十字会从2008年开始筹建，张鼎笑称当时是典型的“三无”，无专职人员，无专项经费，无专门办公地点，挂靠在该市卫生局下面。筹办初期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当时东莞市红十字会连专用账户都没有，但就在这种条件下，东莞为汶川地震捐款人数众多。
张鼎介绍说，2009年东莞市红十字会挂牌成立，为副处级单位，归市府办联系协调，工作人员有五个编制，属于半官方半民间组织，说其官方，是因为由财政发工作人员工资，民间是指服务靠志愿者，爱心人士、企业捐款做公益事业。“东莞市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的钱款受到财政、审计、上级红会的严格监管。”张鼎称，钱款必须放在红十字会救灾专用账户，只能存进去，不能取现金，整取时必须要有上级指令，转到市政府的专用账户，比如汶川地震时的捐款已经用于映秀医院和学校的重建。
没有硬件保障是摆在很多地方红十字面前的一个难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信息公开的难度。
越基层的机构信息披露程度越低？
“往往越基层的红十字会信息披露的程度越低，我曾做过调研，发现这一现象。各地方红会披露最多的是捐赠的信息，对于捐款的用途几乎没有披露。”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
他认为，红会总会和各地方红十字会是具有垄断筹款地位的慈善机构，灾难发生时，需要募款不是靠公信力来获得社会捐赠，通常是靠垄断地位来获得公众的捐赠，所以这一性质决定其不需要公开、透明。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并非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很高的成本，包括成千上万的小额捐款录入工作，受赠方意愿的谈判，审计等工作也需要成本。
邓国胜认为，公众对红十字会系统信息披露的关注是好事，但也要意识到慈善机构的成本问题。否则会陷入一个发展的恶性循环，即公众认为慈善机构做得不好，没有能力，慈善机构就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就越难以做好工作，导致公众越不信任。
邓国胜说，清华大学NGO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一般都不愿到慈善机构工作，他们的父母觉得到慈善机构工作不是正经的职业。这正是中国慈善机构发展的困境和悲哀。
他认为，要改变现状，国内的慈善机构要加快去行政化的进度，提高自身的能力。(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记者 马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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