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清尘”、“免费午餐”、“老兵回家”……记者运作公益项目透视
■核心提示知名调查记者，深度介入公益，在公益热度飙升的2011年，这注定会成为这个记者节里，我们避不开的话题。
有人说，言者变为行者，是记者这一为公共利益奔走者的成熟表现；也有人说，随着公益专业化、现代化程度增强及社会认可度提高，记者，终将回归阵地……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行动。
从发起救助活动到成立专项公益基金乃至注册成立基金会，作为记者，这绝非他们第一次做公益，但却是他们最为深入参与公益，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一年。
简介：
王克勤“大爱清尘”公益项目发起人，《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首席记者；
孙春龙“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了望东方周刊》原总编助理；
邓飞“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发起人，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统筹：刘丽波本报记者：郝成杜志莹
■编者按
公益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推动。
2009年年初，《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京华时报》、《公益时报》等30多家媒体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公益记者联盟。同时，首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召开。
在中国公益记者联盟的倡导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加入到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行动中来。交流信息、整合资源、树立榜样、传播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在联盟的不懈努力下，公益影响力日渐提升。
广泛的公益实践业已开始。
11月8日，适逢第12个中国记者节，我们将目光投向记者这个群体。从媒体记者到专业的公益人，王克勤、孙春龙、邓飞们相继投身公益，用行动改变着一个群体的命运。
改变正在发生……
“你们想私吞我捐的钱？你们拿去买棺材吧！”不久前某天，一位捐款人因误会了“大爱清尘”公益项目的志愿者，不惜恶语相向。于是，项目发起人，47岁的王克勤连夜查清事情经过，并向这位捐赠人细心解释--作为知名调查记者，他目前最为人关注的事，就是这个公益项目。
发起仅几个月，“大爱清尘”便赢得了包括姚晨在内的诸多名人支持，且与陈坤展开深度合作，影响力迅速蹿升，筹集善款突破百万元，已救助患者35名，教育资助42位儿童……
一个针对尘肺病人的公益项目，能有如此成绩，是许多人不敢想象的。但王克勤说，600万尘肺病人正走向死亡边缘，项目当前走出的脚步，远不够快……公益不易。
对这一点，曾做过多年调查记者的孙春龙也深有体会。作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由其发起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即将获批。
因“免费午餐”公益项目而为人熟知的邓飞，也是调查记者出身，现在正忙于筹备为乡村小学生购买大病医疗保险的公益项目，该项目将在明年展开。
这绝不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公益，但这一次，却有着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形式，专业化程度更高。
发现问题之后
“免费午餐”、“大爱清尘”、“老兵回家”,几个由调查记者发起的公益活动背后，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见，以及推动问题解决的努力。
因为调查记者的特殊身份，王克勤、孙春龙和邓飞，在新闻调查中，相继发现了不同人群的现实困境。
在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进入大众视野后，王克勤开始感到尘肺病的严重性。真正深入关注是2009年。当时，他的一位在甘肃工作的学生打来电话：“甘肃古浪有个尘肺村，一百多名尘肺病人没有任何办法，好多人在死亡，你们能不能报道一下？”
关于古浪尘肺村的调查报道，整个过程也让王克勤系统深入地了解了尘肺病……
与王克勤相似，孙春龙也在调查报道的过程中，开始了公益的萌芽。
2008年，孙春龙去缅甸密支那，第一次采访了一位流落在那里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那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会由此走得那么远，以至完全“变轨”,开启了另一道门。
第一位老兵李锡全的回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可是有一天朋友的无心之问--在缅甸还有多少像李锡全这样回不了家的老人，让他突然面红耳赤。“我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因为帮助了李锡全，获得了一些掌声和赞许，就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救赎？就从此心安理得了？”
身为记者的他们在发现问题之后，也开始了更为深刻的他省和自省。
每个或大或小的社会问题，都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身为记者的他们慢慢发现，要改善尘肺病人、贫困学生、抗战老兵群体的现实困境，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公益的方式介入是当下不错的选择。
重要的是行动，“我十年前写的新闻，我现在还在写啊，”邓飞说，社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发现让他觉得很失落，“将建设性监督变为建设性建设。”邓飞说。
用行动促改变
报道刊发了，救助和改变不会马上到来，一个个采访对象依然身处困境，甚至相继死去……要立即采取行动，他们选择投身公益。传媒力量与公益结合，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被派去调查的记者回北京后，就不断告诉我，又一个我们采访过的尘肺病人死了，又一个死了，一个一个死去……这是我心里承受不了的。”王克勤说。
首先被想到的，是立即把这一紧急情况告知其他媒体，王克勤随即向多家媒体致电，并叮嘱自己的媒体朋友：“这个事情太严重了，事关人命，你们一定要关注。”
以媒体关注开始，自发的民间救助随即展开，政府亦开始行动。
2011年1月21日，在公益救助活动发起一个月后，甘肃武威市政府向全市发出为尘肺病患者开展“爱心捐助活动”的倡议，共募款308万元。同时，武威市政府垫支100万元，古浪县政府垫支100万元作为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甘肃省总工会也将紧急筹措的首批30万元帮扶资金用于慰问工作。
但接着，一位参与救助活动的四川志愿者发现，在四川乐山存在着大量尘肺病人，这位志愿者随即打电话告诉王克勤--尘肺病绝非只在古浪存在。
王克勤团队旋即呼吁、动员志愿者前往乐山开展救助。接着，更多地方的尘肺病人开始致电求助，有专业人士评估称，我国尘肺病人总数或许在600万人左右，是官方数据的十倍，而死亡率以20%行进着……
如何更有效地抢在死神之前，将救助送达尘肺病人及其家庭，成为王克勤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2010年末到2011年春，这段救援具有公民自发的特点，但存在问题。首先，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其次，经济上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在古浪的时候，我们给每个病人开账户，钱打过去会不会出现问题？这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在乐山，我们先是给尘肺病人代表开账户，结果这个代表认为是给他的钱，其他病人就揍了他。在后来，就以志愿者的名义开了一个支付宝，结果又把这个志愿者放在了风口浪尖上……这些，都让善款的可控性较差。”王克勤回忆说，这一度让他痛苦的很。
他发现，项目化、制度化、专业化成为对尘肺病人救助行动的必然走向。
于是在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简称“大爱清尘”）。
而就在几天前，作为“老兵回家”活动后续之一，孙春龙又发起“寻找身边的抗战老兵”活动，第一站选在广东兴宁。
“前天晚上志愿者出发，寻找到十几个线索。”孙春龙说，很多地方都有老兵，国内包括广东、安徽、浙江、新疆、湖南、四川等地；国外则主要是泰国、缅甸。“目前已经统计的老兵有700多个，但还需要继续找，还有大量老兵分散在各地。”孙春龙说。
从个体救助上升到专业化的项目救助，“大爱清尘”、“免费午餐”、“老兵回家”都是这样一路走来。
专业化之路
既然要专业化，就得以现代慈善理念注入并成为核心。还有一点是几位记者出身的公益人都始终坚持的，那就是透明。
项目化、专业化保障了救助行动的合法性，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筹款平台。
邓飞、王克勤选择与基金会合作成立专项基金，2011年5月5日，中国福基会免费午餐基金正式成立，2011年6月15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正式启动。“有这么多人乐于帮这个项目，和这个项目合作，说明我们的制度化、专业化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也督促我们更加注重制度化和专业化。”据“大爱清尘”项目一位志愿者介绍，在项目成立后不久，志愿者团队便迅速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并成立了项目管委会，目前的项目决策均由管委会民主决定。“我们要秉持现代理念，但更要从现实状况出发。现实就是，许多捐赠人都希望把全部善款用到尘肺病人身上。你说这是大众对现代慈善理念接受不足，我也认可，但这就是现实。”王克勤说。
此时的孙春龙，则开始了注册非公募基金会的努力。
6月30日，孙春龙辞去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一职，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公益项目和“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申请注册工作中。“下个星期就能批下来了。”11月6日，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孙春龙说。
此前十几天，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在深圳召开，11位理事参加，其中志愿者2名（孙春龙是其中之一），企业高管7名、媒体人2名。“最近在搞制度建设，下的功夫比较多，希望项目推出后，公众、捐赠者都能感觉眼前一亮。”孙春龙对制度化格外用力。
目前，筹备中的龙越慈善基金会有5名工作人员，根据目前每年200-300万元的筹款额，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不希望这么苦哈哈的做慈善。一个理念：希望我的工作人员，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才能给要帮助的人尊严。”为此，孙春龙的团队有一套创新解决方案：“正在探索，由其中一位理事发起成立了一个奖励基金作为内部基金，用于对工作人员的奖励及承担部分办公费用，权限交给理事会。专人保管、内部规定、考核，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
虽然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但“我们要探索和尝试，希望基金会运行得更长久、透明度更高。也希望给其他公益组织提供借鉴和参考的样本。”孙春龙说。
另一个创新尝试在于，在治理结构上，“目前基金会的普遍结构是理事会最高决策。而我们不是，我们在理事会之上还有一个捐资人大会，理事会受捐资人大会委托来行使职责。”孙春龙解释说，希望捐资人一直参与项目的决策，按照目前设想，理事的任命、淘汰，基金会的工作计划也可能交给捐资人大会来决策。
同时，捐资人大会不只是捐善款的人，也可以有志愿者，那些贡献了智慧和时间的人，让更多热心公益的人参与进来。“要让基金会的每一个理事都感到光荣，要让每一为捐助者都感到光荣，让他们感觉善款交给我们放心、值得，也要让民政部门感觉对我们的审批和支持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对社会可以做出贡献，分享经验和体会。”孙春龙如此阐释他对公益的理解。
“我们都是从草根公益项目做起来的，透明度是保持公众信任和关注度的核心一点。我们不但要公开账目，还希望做得更好些，争取每一张捐赠票据都能公开。”孙春龙说。
“记者，首先是公民，是人！”
“无论新闻调查还是救助，都是对每个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望。”因此，他们很早就参与公益行动，并明确知道自己公益行动中擅长什么，该承担哪一部分角色。
“好多人问我，当有人掉到水里，我会救人还是拍照？我说我一定救人。对方说你不是一个记者吗？我说对不起，我娘生我的时候，我先是人，然后在人生中，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我还可以选择是一个木工、律师……不要让人成为职业化的机器，而没有了人性！”王克勤说，他经常想，如果他没有参加高考，那他很有可能也会是一名尘肺病患者。“当我挣扎在死亡边缘时，我也希望有人来救我。”“做了，感觉安慰，内心宁静。言善不如心善，心善不如行善，用行动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往往是言者太多，行者太少，当然，言者的意义也不容小觑。”他认为无论过去自己的“揭黑”,还是目前所做的公益行动，本质上，都是“对每个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望”,也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人事儿”.
以公益行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几位调查记者做公益项目的共同初衷。而与政府有分工、有合作，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一群媒体人的深度参与，让免费午餐这个项目为公众认可，更有公信力。除了媒体自身的资源，免费午餐这个核心吸纳了社会志愿者的参与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核心志愿者有品牌、策划、经营、理财核算、律师等专业人士，社会资源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秘书长肖隆君说。
自10月26日，中央财政安排160亿元资金给约2600万义务教育在校生提供三元营养补助的新闻发出之后，就有众多媒体前来约访邓飞。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公益项目，免费午餐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几乎是在同时，王克勤也迎来喜讯。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提请审议，草案拟增加规定：“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项目期暂定一年，我们等明年观察，如果到时候政府接手了，我们停掉都没问题。这和邓飞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王克勤说，相比于儿童类项目，“大爱清尘”更为艰难一些，因为这背后牵扯着转型期中国许多问题，可能需要长久坚持，他报以乐观态度期待着变化。
王克勤在向记者转述上述消息时，连说了几次“我们很期待”。
（本报记者马怡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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