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锋”到公益人
我就是想做一个试验品,公益圈里的草根组织普遍生存困难,我就想做一个突破,看我们这种草根组织是否也能走可持续的路,给其他机构树立希望。——北川“中国心”团队负责人高思发
3年的时间里,高思发正在从一个志愿者向一个公益人加速转变。他身后的北川“中国心”团队,也从一个草根志愿者团队,成长为一个半专业的NGO组织。
2009年之前他经常给大学生志愿者们讲雷锋,现在他更愿意花时间去大学等高校推介机构项目,这里面可能有他们助学项目的资助人、家访、支教志愿者,及他们公益赢利项目的消费者。
他仍然追求雷锋精神的纯洁性,立志要做草根志愿者团队的“一个试验品”。草根最终能否走上可持续的路?他想给其他机构树立希望……
在走近政府部门的过程中,高思发一直小心把握着分寸感,“走得太近自己就没了”。绵阳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最近变成了一个社区的主任,政府给她发工资,他很警惕,“如果政府要来干预我的项目,我会撤出这个社区,换到其他地方去做。无论怎样,都要坚持志愿者组织的独立性。”
南都记者吴珊发自北川
变的和没变的
两年来,在四川公益界,他已渐渐适应在不同角色间不断切换。他很善于拿捏这种平衡感,这为他在政府伙伴和草根公益圈两边都赢得了信任
5月9日,作为北川志愿者的代表,高思发第一次在一场高规格的官方活动中露面。他在团中央等主办的“百名抗震救灾志愿者灾区行”活动中回访灾区,晚上回来再和四川本地的草根公益组织负责人小聚。
两年来,在四川的公益界,他已渐渐适应了在不同的角色间不断切换。他很善于拿捏这种平衡感,这为他在政府伙伴和草根公益圈两边都赢得了信任。
一件“中国心”的队服穿了3年,他舍不得脱下,尽管除了副队长刘剑峰,“中国心”的老“战友”已经四散各地。套上那件印有空降部队标记的仿制军装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地震之后战友们在一起的日子。如今高队还是高队,而身边激情澎湃的“战友”已经变成了细水长流的“队员”。
新北川县城已变得像一座羌族版的现代缩微城市,只有这个志愿者团队还在这座新城里执拗地生长。
他像父亲一样精心栽培现在的每一位队员:山东一职校来的阁阁已在团队工作了近一年,团队要从助学转向做社区工作,阁阁也将成为未来社区工作的第一个专职社工；绵阳来的黄苹只有19岁,阁阁离开助学项目后,这副重担已落到她的身上；安徽一所大学的伟琼来团队刚3个月,全权负责志愿者拓展和公益旅游等机构的赢利项目。
而和过去的“战友”有所不同,阁阁、黄苹、伟琼已由志愿者渐渐转为机构的长期员工,每月领取几百元的生活补贴。
“公益——我们的生活态度”,办公室的墙上迎面贴着大字标语。在临近5·12三周年的日子里,高思发尤其希望团队能变得更像企业那样标准化。他要求队员们每天8点半准时踏进办公室,每个人挂牌上岗,制作考勤表进行登记,每天写工作日志,并努力拓展公益旅游项目以实现未来能给队员发工资。
4月25日,办公室新来了3位绵阳师范学院社工专业的实习生,方向是社区工作,这是在高思发的争取下,“中国心”团队第一次有“社工”专业队员加入。
从2008年到北川重灾区办起帐篷学校开始,“中国心”助学项目的资助对象从25个发展到现在的500多个,资助人400多位,覆盖了北川的中小学。
4月28日,高思发带着阁阁去北川唯一的藏族乡镇——桃龙乡考察社区项目。原北川县团委书记马晓燕今年3月刚刚调任这个乡任党委书记,高思发想在这个地方开始社区项目的试验——过去3年,他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先期考察后,五一节期间,高思发再次带着公益机构的社区项目专家来到桃龙乡,介绍给马晓燕认识。
高思发手中所掌握的这种政府资源让绵阳本地的志愿者组织艳羡。4月30日,“中国心”办公室外,民政局注册的“北川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在已有的“北川羌魂文化传播中心”旁挂牌。从此这个团队开始有三重身份,对民间仍旧叫“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对官方或者做社区项目的时候,就叫“北川羌魂文化传播中心”或“北川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
不过他也仍旧努力维持着“中国心”志愿者组织的本色。“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在他递过来的名片上,仍然印着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这句名言,这是他们最初的队训。然而这位已41岁的曾经的生意人,更愿意提起雷锋,“新时代的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比当年的雷锋还要好”。
“学习雷锋好榜样”
他把自己当成那个痴痴的雷锋,这样付出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新世纪还有雷锋的存在,要为社会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话才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是那么美好”。
他的博客一打开就跳出“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模板。在2008年回到家乡,成为地震救援志愿者的日子里,雷锋成为他的精神寄托。
5·12地震之后,还在拉萨做生意的他加入“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10天后以“志愿者QQ群先遣队”队员的身份登上拉萨开往重庆的火车。
那时他还不太清楚什么是“志愿者”,“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怀着一腔热情来爱这个国家和家乡,国家和家乡遭难,我们都应该回去和付出”。当时志愿者从各处滚滚入流,四川一职校的老师张华强也觉得当时好像是进入战争时期,“如果不去支援前线就不算一个好的老百姓”。
在灾区艰苦的环境里默默地做事的日子里,他的脑海里渐渐出现小时候不知在哪看到的雷锋的形象。“雷锋的谦逊平凡、帮助别人把小事做好的习惯,好像跟我们在灾区的行动很相似。”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就用雷锋来鼓励自己和其他志愿者坚持下去,“从他身上能看到社会的希望”。
这年6月17日,“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改名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
先遣队最初的17人里,有4个医生、一个黑龙江信访办的公务员、一个大学生,剩下的都是四川重庆广东的公司职员和工厂小老板,十天半月之后,他们就离开换下一批志愿者进来。每一个志愿者,都签好了生死状,彼此互称“战友”。
6月2日,先遣队撤离北川漩坪乡安洲驾校灾民安置点,又先后在任家坪和曲山镇邓家海元村开设帐篷学校,开始向后方大量招募老师志愿者。老负责人离队后,高思发从此开始带领团队。
任家坪和邓家之间正好隔了一座大山,不通手机信号,走路翻山需要6个小时。高思发在两边给队员运送物资,队员们还借用了战时的鸡毛信来传递消息。
邓家帐篷学校几番周折,最终只能在海元村的半山腰改为庭院办学。在感叹“做好事也困难重重”的时候,他翻出珍藏在日记本里的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来激励自己和团队。
妻子眼中,这个硬汉也有内心柔软的时刻。
在任家坪,他遇到了未撤离危房的两夫妻。40多岁,两个孩子都在地震中死去了。从地震后一直到6月5日,夫妻俩只喝水,一口饭也没有吃。高思发的团队一直吃方便面,这天捡了几颗土豆在熬稀饭,夫妻俩端来家里唯一的一坛泡菜,放下就跟大家一起吃,吃着吃着就开始讲他们在地震中的遭遇。
妻子发现高思发眼睛里盈满了泪水。
这年8月5日,高思发迎来了他在北川最难忘的日子。这天,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突然造访“中国心”在任家坪的帐篷学校。高思发和许多志愿者的眼眶都湿润了,“那是一种精神,一种莫大的鼓舞,在地震中每一个孩子和志愿者都很坚强,不过这时大家都忍不住了。”
计划的15天志愿者之旅,最终变成了9个月。到2009年3月,高思发决定不回西藏了,在绵阳有志愿工作就做,没有就照顾家里。
这时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正如来的时候一样潮水般地消失。“雷峰走了,世界冷漠了,柏杨走了,后序谁写啊?”2008年11月,他就曾在博客上撰文感叹中国一些高校学子、基金会和企业家的冷漠。
他把自己当成那个痴痴的雷锋,这样付出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新世纪还有雷锋的存在,要为社会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话才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是那么美好”。
有天晚上他和队员向菲谈起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那个世界很纯净,人活得很单纯、认真,人与人之间重感情,人们的生活追求意义、目标和希望。这些,都是我努力想在现实中找到的。”这句话让向菲记了很久。
转型和成长
2009年高思发参加了北京一次公益组织交流,2010年又赴台湾9·21地震重灾区参观,他说前者让“他的团队入门”,后者则让团队找到了一些方向。
2009年8月,高思发迎来了带领团队走出大山的第一个重要机会。此时“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首届公益项目交易会”在北京举行,高思发和刘剑峰第一次报名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交流大会。
高思发没有想到那些大基金会的负责人、中国NGO的先驱们都来了。“在这里,我们一直抱着学习的态度,接受知识与灵魂的洗礼。”他在博客上记录“北京洗脑”的过程,晚上回到宾馆翻看大堆名片,琢磨着自己和这些正规军的差距,脑袋有些迷糊,“我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勇敢地留下来”?
他曾向其他NGO介绍自己和“中国心”,“当许多NGO听说地震一周年后北川还有这样不计报酬、不辞劳苦的志愿者团队,许多人露出诧异的眼神”。他就继续补充说,绵竹还有罗钊,都江堰还有刘猛,汶川还有马骏飞,绵阳还有古米蓝,安县还有董明珠。
最终他决定在论坛上抢一个发言的机会。“许多大机构根本没有派人到北川参与灾后重建,现在更不了解北川的现状,”他在8月20日的论坛上终于站起来面对主席台说,“中国心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从2008年5月26日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向哪一个基金会伸手要过一分钱,虽然我们活的方式比较悲壮,但我们无怨无悔地在继续坚持,并逐步在向更规范的道路上前进!”
会议结束后,他就去找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郭虹,后者震后一直支持四川本地草根民间组织的发展,他想让郭虹帮他联系一所大学进修社会工作。
在郭虹和四川省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协调人高圭滋的帮助下,这年12月他开始接受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行动力研究的培训,同时“中国心”团队也可以接受每月一次的团队建设培训。
去年11月,高思发甚至因郭虹等人的牵头,受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资助,和另外8人一起赴台湾9·21地震的重灾区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等参观。在重建中,桃米社区的青蛙生态旅游项目让他深受触动:用了11年,社区与NGO、大学,包括政府在各个方面深度合作,造就了一个可持续的生计发展项目。“这个方式可以复制到四川。”他说。
而在南投县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高思发似乎找到了一个比雷锋更好地诠释志愿精神的画面:在一块“尽呷不外带”的路牌边,挂着一串串青黄的香蕉,供路人免费享用。“吃香蕉的不知挂香蕉的人是谁,挂香蕉的人也不知吃香蕉的人是谁。”
“如果说2009年的京交会是让团队入门,台湾行则让团队找到了一些方向”。他反问自己:“北川还没有人做社区项目,我们是唯一的本土组织,为什么不做呢?”
跨界与联合
从玉树回来后,高思发把公益当成事业的思路更清晰了,“把公益组织当企业来管理,有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关键”,他开始研发团队的造血功能。
“中国心”在灾区最初的这9个月里,大大小小的志愿者团队几乎都是单打独斗,高思发也刻意和政府、媒体、基金会甚至跟他一样的志愿者团队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2009年8月京交会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寻求“中国心”的注册,“政府认可你,才能让基金会注意到你”。
当时北川县从来就没有注册过非政府组织,谁也不知道该是怎么一套程序。高思发就一周四次地往县团委跑,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这样一来二去渐渐就跟当时的团委书记马晓燕等成了朋友,互相有所了解并建立了信任。
“中国心”不跟政府要经费,也不打他们的旗号找麻烦,“最关键的是做出了政府认可的贡献”,比如资助了上百个困难学生等。这年11月,团队最终以“北川羌魂文化传播中心”的名义在县民政局注册为民非,主管单位为县团委。
县团委甚至还在新县城捐给他们一间办公室,另配了一台打印机和一部照相机。
他开始接受政府部门给的一些荣誉,通过政府平台开拓资源；同时将团队的主要项目从助学转向社区发展,“这样才能对接政府及基金会资源的同时,团队也获得根本的发展。”
4月28日,高思发到马晓燕所在的桃龙乡考察社区项目。临近汶川地震三周年的日子,北川县一个半月内召集了5次会议谈社区发展,桃龙乡这样有条件的地方也正在筹备开发生态旅游。两天后他再次带着公益界的社区项目专家来到这个乡,介绍给马晓燕,寻找着是否有三方合作的可能。
社区发展很快就要成为地震三周年后的重点,北川县民政局也开始规划社区项目,原社会事务股股长李成龙到成都去学习了公益组织招标,回来也想找本地的公益组织来合作。
找上门来的高思发和李成龙一拍即合。县民政局联合团委做高思发团队的主管单位,再次注册了一个民非组织“北川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未来社区志愿者的登记服务等就可以交给他们去做”,李成龙说。
2010年4月14日的玉树地震,对他们的团队来说又是一场演练。和四川地震后不同,包括“中国心”在内的民间组织这次开始了局部联合,行动也更为有序。
“中国心一线群”和其他12个团队的50多名志愿者联合在一起,由地震前就成立了的华夏公益联合会统一组织救灾,高思发成为华夏第二任前线指挥的负责人。
从玉树回来之后,高思发把公益当成事业的思路更清晰了:“把公益组织当企业来管理,有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关键”。回来后他就开始研发团队的造血功能。
“中国心”过去一直靠网络捐款来资助孩子和一些管理成本,志愿者的生活交通成本都自己承担。而志愿服务时间短,团队没法管理,就必须要招有能力的专门的工作人员,这又需要资金。
高思发试过向基金会申请项目资金,却一无所获。“他们对效率、执行力和透明度的要求超出了团队的能力,”而政府的购买服务也还没提上日程。
在高圭滋组织的培训中接触到“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后,他从去年3月开始在北川策划公益旅游项目,希望用自己做企业的经验来赢利,支付公益活动的成本。
针对大学生和驴友等群体,他开发了几条囊括北川新县城到震后山区的公益旅游线路,由一些志愿者垫资在新北川县城租下两套三居室做客栈,赢利项目还包含了山区学生家庭里的食宿,以帮扶困难学生。
而因为与省内各高校团委建立了网络式的联系,他可以通过在各高校的巡回演讲来做项目推广。大学生、驴友等除了可能做他们助学项目的资助人、家访志愿者之外,还正在成为他们服务的消费者。
5月9日的“百名志愿者灾区行”,四川团省委表示可能将“中国心”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的脑袋立刻开始运转:“省内大概有100万大学生志愿者,绵阳大概有10万,或许很快就可以给员工们发工资了。”
今年暑假,公益旅游项目将实现赢利,高思发的考虑是,未来是否该将赢利项目独立出来工商注册?
“我就是想做一个试验品”
抛开政治身份来看雷锋精神,他骨子里还是觉得比较认同,“坚持做好事对社会无私奉献,有什么不对呢?”
2009年之后,高思发很少向志愿者宣扬雷锋了。“如果说那之前比较亢奋,现在则比较理性了。”他说。
在给高校大学生的演讲中,他有时会讲到志愿精神,2009年之前他经常会提到雷锋:“雷锋为别人做很多小事,为国家无私奉献,大学生也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为国家的发展、灾区的重建做出贡献。温家宝总理说大学生就是未来的希望,如果大学生都很冷漠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不过2009年之后学生们开始有不同意见。一次他讲完雷锋之后,一个学生站起来说,“雷锋是国家管饭吃,志愿者都是自己买单,所以雷锋不是志愿者”。
回来后高思发就发觉好像不能再讲学雷锋了,“不能让大学生留下‘我们要让政府管饭’的印象”。而对雷锋这个人物,越来越多大学生也觉得陌生,“难以产生共鸣”。
实际上在走近政府部门的过程中,他一直小心把握着分寸感,“走得太近自己就没了”。绵阳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最近变成了一个社区的主任,政府给她发工资。他很警惕,“如果政府要来干预我的项目,我会撤出这个社区,换到其他地方去做。无论怎样,都要坚持志愿者组织的独立性。”
他也是个务实者,做事有明确的边界。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等的培训中都讲专业化,“讲求公平、公正,及人的获得与发展的权利”。
他觉得这些概念太高远,与他的团队关系不大,更愿意在权力部门规限的范围内做事。
抛开政治身份来看雷锋精神,他骨子里还是觉得“比较认同”,“坚持做好事对社会无私奉献,有什么不对呢?”
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精神品格上的纯洁性,而这正是在他之前呆了20年的生意场上所看不到的。地震之前他在拉萨一家医药公司做主管,“对那个环境觉得很厌倦,现实生活中丑陋的、虚假的东西看得太多了,接受不了。”
“他天生一副正义和柔善的性情,进入公益界后,觉得非常欣喜,好像找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一片天地:那里相当纯净,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没有戒备心。”妻子说。
这个闯进草根公益圈的一条硬汉,行动能力、公益性格和学习心态都让都江堰“妈妈之花”刘猛吃惊,“玉树捐赠冬衣、绵阳搞公益沙龙,别人都是还要等等,他是一说就干,毫不迟疑,并且与任何人都能很快建立关系,永远说‘我文化低,必须要学习’。”
高思发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晚上按时回家能吃到妻子煮的面条。2008年做公益之后他有一两年没有经济收入,妻子就自己养家,他做公益的交通和电话费用,有时也要家里来贴补。妻子那时最爱抱怨的是他几乎每天忙到午夜才能回家。“每次都要通知门卫去给他开院大门,心里不好受。”
但他们的感情也是朋友中的典范,看到高思发真正能在公益圈里获得满足,妻子也就没有阻拦,“对金钱都不那么在意,煮碗面给他吃就觉得由衷地幸福”。
读中学的两个儿子也被他带到“中国心”做过志愿者。他和妻子最看重的就是让孩子学会做人,“要诚实、有爱心、有责任感”。孩子眼里面父亲是偶像,“但他和雷锋不一样,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妻子说。
“我就是想做一个试验品,”高思发说,“公益圈里的草根组织普遍生存困难,我就想做一个突破,看我们这种草根组织是否也能走可持续的路,给其他机构树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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