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民间组织因身份难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对象
http://www.gongyishibao.com/Upload/2012/4/345acd764a15a6cb6c24f13ac08c9c57.jpg 去年年末，志愿者向社区老人提供服务。今年，北京市财政将拿出超过5000万元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3月19日，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
这是中央领导首次明确提出，政府应将部分职能让位给社会组织。这也被看作是政府放权、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具体部署之一。
从2010年起，北京即以公共财政预算、福利公益金等多种渠道，开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4月21日，北京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透露，市财政今年将拿出超过5000万元资金，购买300多项社会组织服务。
据了解，这项政策目前还面临一些难题，制度尚需完善。
3月29日下午，刚出差回京的李涛来不及回家，就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向其他社会组织“同行”解释关于政府购买民间社会组织服务的各种疑问。
几天前，民政部传出消息，中央财政今年将拿出2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多数民间社会组织，只是从媒体上看到这条消息，但大家并不知道该去哪申请这笔钱，该如何申请？
作为北京首家被官方认可的支持性社会组织--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李涛觉得，他应把与政府合作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草根”组织走到台前
从没有一分钱政府扶持的“草根儿”,到受北京市民政局、市委社会工委委托，培训其他社会组织的机构，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走过了8年。
2003年，协作者在非典期间诞生，旨在帮助在京农民工提高生存技能。
那时候，还没有“政府购买服务”这个名词，协作者是一个纯粹的“草根”组织。
2004年，协作者帮助国家安监总局筹办一次研讨会，安监总局出地方，协作者负责内容策划和会务。
李涛一直认为，这次与安监总局的合作，算是协作者第一次被“政府购买服务”的经历，尽管最终没从这次会议上拿到报酬。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比较低下，而社会组织集结行业、组织和专业力量的优势，他们提供服务，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社会组织间存在竞争，最终有助于人民生活幸福感提升。
事实上，从2009年开始，北京市就确立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市财政当年为该专项资金投入1.5亿元，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
北京市社团办主任温庆云记得，当年11月3日，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财政每年必须留出预算，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社会服务组织成长”.
在北京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每年发布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指南中，可以看出，最近两年，政府掏钱购买的项目，主要围绕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社会建设决策研究及信息咨询服务五大方面。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介绍，购买的五个方面服务，细分40个类别，是老百姓有需求的以及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的服务。
宋贵伦介绍，目前，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原则是向所有社会组织开放。
“枢纽”组织vs“草根”组织
今年初印发的《北京市2012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中，明确规定：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和区县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主责单位。
他们负责申报项目的指导、协调和筛选。项目原则上须经由主责单位申报。
目前，北京市社会办认定北京市残联、市妇联、市红十字会等27家“枢纽型”社会组织。
北京市社会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购买项目，都是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来申报的。
但不少民间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对这样的购买方式，有自己的看法。
去年7月，正式成为“民非”的民间社会组织，“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CEO解岩说，虽然获得“合法身份”,但他们觉得政府购买服务存在不少门槛。
“购买项目指南中有很多门槛，不但要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还必须连续两年在社团办年检合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申请资格。”解岩说。
即使以后有基本资格，还是要通过“枢纽型”组织，“对应我们来说就是残联，但残联下面还有基金会、公促会等好多‘直系’社会组织，像我们这样，从草根衍生出来的民间组织，估计很难轮上有限的政府购买项目”.
北京市社会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要求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组合申请，正是考虑一些尚未登记的社会组织。他们若确实开展一些有创新价值、示范意义的民生类、公益类的服务项目，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可用“变通”的途径，给予它们扶持和奖励。
对此，去年获得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服务项目的草根组织“残疾人就业促进网”工作人员宋颂说，为了让项目获得资金支持，他们只能与市残联下属的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共同申报这个项目。“申报方案和具体执行都是我们，但政府支持资金只能打到残基会的账户，另外，我们使用3000元以上资金，都必须打申请，要基金会负责人签字才能支取”.
门槛的限制
协作者正式获得身份是在2010年4月。
当年首次社会组织服务购买大会上，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主任温庆云发现了李涛。
随后，经过多次接触，市民政局看中协作者在专业社会工作领域的实务能力，决定愿做协作者的业务主管，助其登记。
在此之前，协作者多次在“政府购买服务”机会面前，因为身份问题错失。
2007年，某地计生委想举办一次针对农民工的科普教育活动，有意邀请协作者承办。然而，获知当时协作者尚没有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计生委将已经谈好的活动和2000元劳务费用，转交给一所高校的学生社团。
至今想起，李涛仍苦笑，“很多政府机构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专业和能力，而是各种行政羁绊，在这一点上，民间社会组织的成长，包含了太多艰辛。”
同样成立于2003年前后的民间社会组织--“你好，志愿者”,虽数年间在同性防艾和艾滋病感染关怀领域“名声赫赫”,也因为一直没有获得在民政部门的合法身份注册，无法直接申请并承担来自政府部门的购买资金。
如今，李涛是北京市民政局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评审专家组成员。但他坦言，至今，各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门槛，仍是必须拥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法身份。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那些民间专业化的服务性组织，由于起点低，启动资金少，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在民政部门注册都非常难。他们因为缺乏政府支持，生存状况堪忧，组织活动也难以行业化、规范化，实际上对社会、对政府，都是“伤害”.
呼吁第三方审评监督
另外，李涛认为，目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性规范，还远没有建立。
今年2月底，一场“草根”组织帮助“草根”组织的社会工作能力建设坊，获得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开课”.
这是协作者从数百个项目中竞争获得的。计划通过免费参与的实务模拟“工作坊”,帮助全市的民办社会工作事务所，提高组织管理、项目设计和实际服务的能力。
然而，就是这个支持性的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项目，原计划项目周期1年，而审批时间用了半年，最后执行时间又从一年压缩到半年。
“政府购买服务，本身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政府不能再用传统的行政命令，打破市场自主规律。”李涛说，政府须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审评机构。审评者，不应只是专家，而应该引入有丰富社会工作体验的实务人士。
从2010年至今，已承担过数个政府购买项目的协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还有，政府资金到位缓慢。
比如，一个历时半年的项目到结项时，才能拿到当初合同约定的政府购买资金。项目运行成本，需社会组织自掏腰包垫付。
北京市社团办今年的工作计划中，再次提出建立预算式购买服务的制度，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就在去年，作为北京市首家支持性社会组织，协作者受市民政局、市社团办委托，为各区县社团办和250家社会组织，分别开展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如何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主题培训。
“这次培训，也算是政府购买我们的一项服务吧，虽然一分钱报酬都没有。”李涛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社会组织，都是一个还处在探索、磨合阶段的新生事物。
李涛认为，尽快建立公开、透明、有第三方审评监督的招投标和服务项目化管理制度，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比资金的数量更为重要。
新闻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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