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南：这一年内我都在“消化”-志愿者精神：让生命更闪亮！
在“5.12汶川地震”之前，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高校教师、医生、出租车司机和公司白领。在“5.12汶川地震”期间，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在“5.12汶川地震”之后，他们仍是不同岗位上的普通公民，所不同的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志愿者精神”已经得到延续，并惠及与感染了更多人！ 他们用实际行动，让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普通公民都重新审视新时期下的道德、责任与担当；他们用宝贵的“志愿者精神”，帮我们换算出付出与获得的涵义、演绎利他精神与利已精神之水乳交融。一年的时间很短，短不在于朝夕万变，而在于四川灾区的信心与重建工作之使命必达；一年的时间很长，长不在于需用漫长光阴消化苦难，而在于经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后，那么多感人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2009年5月12日，时隔一年，曾经的“5.12汶川地震”志愿者，你们，还好吗？
郝南：“这一年内我都在‘消化’”
身份：北京大学校医院医生
救援类型：从事物资资源、志愿者资源信息整合工作
2008年5月21日，在开往成都的一趟班机上，空姐正在做着一项特殊的统计：乘客中有多少人是前往地震灾区的志愿者？
“统计的结果是，飞机上有1/3的乘客是前往灾区的志愿者或媒体记者。”郝南是北京大学校医院的一名医生，他作为医疗志愿服务志愿者，带上常用急救药物和户外装备，与另外两名“北京医疗志愿者群”医生同行，一起搭乘此次航班飞往成都。而这个统计，正是在郝南的建议下进行的。
“我了解到大多数和我一样志愿者并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服务，不知道如何将手上的物资送往灾区。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都记录起来，以便到灾区时互相有个照应。”正是这次有心之举，改变了郝南的志愿服务方向。飞机一落地，在与相关人员接洽、了解情况后，郝南毅然放弃了做医疗服务工作的初衷，做起了“中间信息员”。
“与接洽人碰头后，我了解到实际情况与我们在北京所了解到的差距很大，实际上中间环节很重要，需要有人做，需要有人来弥补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就这样，在郝南留在了成都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着“收集信息”的中间人工作。
“主要是有针对性把信息与信息对接起来，为物资提供方与需求方建立联系通道，此外，还有协调志愿者工作。接待外来志愿者，为他们在当地工作提出建议。因为从一线反馈回的信息是海量的，需要找到合适的志愿者去做他们能胜任的工作，这块也是缺少整理的。”郝南介绍，他们当时需要迅速掌握各方面的信息，比如要了解车辆情况，要知道成都到灾区各地的路怎么走，要了解粮油、药品、户外用品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在哪里，还要了解米菜粮油的市场价格等等。
“所有人的价值观都达到了高度一致，大家没有了隔阂，目的高度一致。大家离生死的界限非常近，每一个志愿者都感觉到数字背后更真实的东西。比如当外界人士听到某个村里新增了5个伤残儿童时会觉得数量不是很多，但在志愿者心里，想到的却是5个孩子的未来可能要发生怎样的改变。”
“还有生命，以前有高低贵贱、开心与不开心之分，但在地震面前，这些评价的标准都消失了。我当时最真切地感受是，人活着的唯一价值是，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贡献了什么。”郝南介绍，很多志愿者都倾其所有去帮助灾区人民，他自己也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向家里借了1万多。“有很多志愿者都辞掉了自己原来的高薪工作留在了当地，你会发现你帮助一个人，会改变他的人生，你付出的和他的得到是不成比例的，大家的价值观在当时已经高度趋同化。”
作为一个“80后”和一名北大高材生，深入地震灾区进行志愿服务的经历，给郝南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整个信息协调过程，锻炼了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而随着工作接近尾声，他也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思考。
“我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层次地看待问题，我更懂得包容，不再像以前一样轻易对事物和人做出评价和判断。也知道了自己能做什么和想要什么。实际上，这一年来，我都在慢慢消化这种变化。”
医生的职业需要奉献，郝南认为，不管工作有多难，收入有多微薄，他也会做下去，因为他看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从灾区回京后，郝南一直在做灾区信息资源的整合，以及把灾区的情况和志愿者的精神散布出去，他希望把所有能用得上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链条，改善现有的灾难应对机制，而这对应对任何一次灾难都有深远意义。 （采访并文/刘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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