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链条下的权力生态
至少在两年前，当我们谈论NGO这类词汇时，想象到的还是苦呵呵的草根小团体，他们就像孤立的个体一样，处在社会边缘位置，做着无人问津的道德事业，他们所得到的与道德标高形成强烈反差。羸弱、标新立异、总之是无权势，支撑起对公益的全部想象。搁在今天，此类对公益组织的想象自然是偏颇的。因为除了草根NGO之外，公益场域内的生态已然发生根本变化。公益智库、基金会、官办慈善、公益大佬等角色蜂起，公益界的问题意识也成长起来、广泛起来。草根NGO的挣扎，不过是其中的“微澜”而已。社会大众对这种流变或许不甚清楚。他们一方面赞助民间运营的免费午餐，出手豪阔；另一方面，公益人喝杯咖啡也能让他们耿耿于怀，认为犯下了慈善的禁忌。殊不知，社会对公益界的支持引发了更多后果，联合与隔膜向来以令人奇怪的方式并存。公益圈内已经并正在形成的，是以占取资源为核心而演变出的公益链条。以资源为导向，链条分上下游，即成公益权力生态。这样的链条并非单一，彼此之间有呼应，有复杂的勾连。财富精英和专业人士认识到此间的寓意，投入其中，从而促成了更复杂的演进。九二世代殊途同归先简单说一下历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批从体制内出走的知识分子开始成立NGO.这些组织多数关注当时的冷门，比如环保、教育等，构成最早的、最有民间意义的公益机构。自然之友梁从诫、西部阳光基金梁晓燕等一批人，也就此成为民间公益界的代表人物。就在同个时期，官办基金会成为最早一批的体制内公益设置，与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公益界法案一同组成体制内公益力量。无论体制内外，根据草创的时间以及主要组织者参与的时间，将这一时期出现的公益组织统称为“九二世代”，这是公益生态圈的雏形。列举这些，不单是为了回顾历史。因为在这股九二世代的潮流下，在本世纪初继续出现了“裂变”。民间部分深耕公益专业化，官办公益的代表人物出走，投身到民营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比如徐永光等人。九二世代酝酿了现今公益势力中资格最老的公益人。在2007年之前，在九二世代的裂变尚未完全成型之前，一些被这些元老级公益前辈带出来的新人，也开始尝试建立小型的NGO.在资源和服务范围上与原本服务的组织多有重叠。这部分以七零后为主的公益人，成为九二世代以下的次生代人物。从五年前开始，内地公益界的谱系出现了分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益世代的传承不再清晰，谱系被打乱；二是后进入的公益力量摆脱传统公益方法，用财经专业知识另立“山头”。公益圈内出现了战国一样的混沌，公益目标与手段等都产生了更多流派。一批新的公益人从前辈的庇护下逐步独立，这部分青年世代扩散了九二世代的公益理念，丰富了九二世代的公益手法，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公益作为与社会进化联系到一起。公益进化论的进步乃至于民主色彩浓郁，这也是不同世代的公益人殊途同归的依据所在。就目前所见，九二世代以及后起之秀，散布在各种性质的公益链条上，分布在不同的公益环节。公益圈十年一个世代的培养期限逐渐缩短，公益势力与公益世代的更新同步。如果假以时日，这部分多为公益组织骨干的人将决定着未来公益的气质。政策利市冷热不均官办公益遵循着政策市，有政策则利好，无政策则竞争乏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政策推动官办公益的最好时光，它们在均沾政策利益时，也占据被强行赋予、民众尚无能力分辨的社会角色，从而两边吃香，形成了官办公益权势的庞大资产，以及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政策红利经历了十年的好时光，它随着政府公信力的骤降而显得力不从心。从郭美美系列风波开始，民众质疑的风潮涌向官办公益，不信任它们的存在、不接受它们的改革承诺，官办公益由此失去社会力的支撑。这是官办公益重组势力范围和发展思路的开端。社会管理创新正是给官办公益提供政策利好的新理由。社会管理创新的要害在于建立一个财政资源的输送通道，利用政府势力为社会管理提供新的方法论。官办公益暗合此意，趁机向新政策集结。这个结合的过程，恰恰是社会管理政策被“做大做强”的过程。官办公益的思路很直接，就是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如果把政策比作一条河流，官办公益组织的变身，就是成为各种规模不等的水坝：一方面让政府财政处于可控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它们来调节向下输送的资源，对其他NGO起到节制作用。就像本刊以前谈到的那样，在这个利用政策的运作中，红会是典型的案例，代表了对政策变动精髓的把握，属于政策驱动型公益权势的完美形态。而官办公益变身成枢纽，完善功能，比如孵化它们认可的小型NGO，或者继续左右社会政策的走向。将社会管理政策化为公益新势力的链条，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而且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换言之，原本希望从政策利好中获得赞助的纯民间机构，会失望地发现：它们要么附属于官办公益的大佬，要么只能在财政资源被控制的公益下游“待哺”，政策利好的排他性明显。通过对社会管理政策的操弄或掣肘，政策本身被附加了许多利益指向明显的程序后门。关键在于，已经过了公共讨论的窗口期，公益界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新近出现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小型NGO迟迟不得成长的情况下，垄断资源本身也无出路，是枢纽还是死结，两可。基金突进成新势力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截至10月16日，基金会总数达2829家，其中公募基金会1277家，非公募基金会1552家。相较于草根NGO的增长，基金会的增长具有多元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基金会才是可以与官办慈善力量相抗衡的力量。基金会的运作普遍低调，特别是那些私募基金会，更是承担了许多不为外人道的功能。对这一块的信息，披露不够，公众掌握也不够。但这并不妨碍基金会的势力进入公益权力范围的中心区域。基金会在财力、专业人才、运作质量以及行业影响上无可匹敌。与一般的公益组织相比，基金会承担着公益“全流通”的作用。它们在公募范围内与官办机构竞争公众募款，尤其成为地区间吸纳“人人公益”理念的有效载体。从架构上而言，培育NGO、执行大项目、建成自成体系的公益资源通道，进而结成基金网络。一些新富人士投入基金会，正在推动基金会格局的变迁。国内公益圈津津乐道的是富商曹德旺捐2亿元交扶贫基金会运作的案例，后者动用全部资源完成这项托付。曹德旺此后自组基金会，在精明的算计下，他们仍不能信任公益现行制度，只相信自己的逻辑。由于国内捐赠收入免税问题，财富人物更倾向于用基金会来置换相关的应税负担。但是这个转移过程，究竟是纯粹的公益使然还是带有其他用意，则不得而知。富豪阶层所控制下的基金会，始终不能做到像美国那样透明。资金的投放与效用都有待观察。公益智囊合纵连横孵化型公益组织成为机构类型的新宠，这在近两年表现尤为明显。随着孵化的规模日益壮大，对公益的新模式需求随之增多。现在的问题是，公益界日益增长的项目需求与项目运作的新规则之间多有缺口，因此，对公益智囊和公益思想的需求相当迫切。北师大成立了公益研究院就是为此而来，公益智囊机构的专业分工在此是个发展的节点。大型的智囊机构超越了公益基金会下属的政策分析部门，无论从体量上还是所提供的分析力度上，都超出了往常。公益智力转化成公益产出，进而嵌入到新的权势形成中，这并非妄语。在专门化的公益研究院之外，大众传媒普遍设立公益周刊，这是继媒体评论周刊之后，又一次普遍的创设新版。公益传播的势力，促进了公益界各种形式的协作与跨界联合。公益周刊与公益项目并置的模式，利用媒体的社会属性与政商资源，丰富了公益势力的形态。就最近两年的情况看，公益圈内的活动多体现为精英与公权之间的分分合合。即便是打着民间公益旗号的，也在拓展资源上竭尽公关之能事，像从前那种以救助效率为导向的公益倾向反倒受到冷落。这样预示着公益界的分层加剧，精英化路线取代平民化思路。作为这一倾向的次生品，公益的专业化被提到了很高的程度。专业化固然不错，但它的前提和基础是要给予最基层的公益单元以发展的机会。在一种普遍重视上层经营的公益生态下，机会与权力齐飞，忽视草根NGO比比皆是，此种情况下过度提倡专业化，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公益是社会的作为，是民间的持守，但是在公权与公益不甚清白分野的现实下，公益是趋步于权力，还是尽力为民，一时也难以分得清、说得清。时代要转型，这是个大的判断。公益有着天然正确的社会属性，利用公益打埋伏，确实让公益的本质遇到一时混乱。公益还是为人的事业，还是应当以纾解人的困境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以此为依据，在公益的效率和规模总量上细化对它的评价。若公益圈内的权力生态不能最终落实到这一点上，公益就只能沦为小团体谋取他用的工具了。套用俗语：这是公益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源：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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