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汪永晨走江河

瓦上雪

人物简介

汪永晨，1954年7月生于北京，祖籍安徽。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1986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96年创办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1999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并将所获奖金2万元人民币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绿家园教育基金”。

2006年开始组织“江河十年行”，持续关注中国江河及生活在江河两岸的原住民；2007年组织15个城市的记者与NGO共同开创“绿色记者沙龙网”。2008年9月当选美国《时代/CNN》2008环境英雄，2008年12月获得人民网“改革开放30年环保贡献人物”荣誉称号。

她是一位记者，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她从不追求独家猛料，有什么新闻都喊上同行一起，以最大限度曝光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她是汪永晨，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从小到大，骨子里的“侠气”支配着她的思想和行为，让她成为了一位在媒体圈和公益圈“行侠仗义”的人。

18年前的春天，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汪永晨到美国采访。从旧金山到硅谷的一段路上，她看到了一派田园式的大好风光：大山脚下的尖顶小屋，袅袅炊烟，满地的绿草与野花遍布，小河流水……正是这一年在中国，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修建，而在此之前的40多年里，中国每年建成投产56-420座水坝，1994年以前，中国始终占据着世界大坝建设数量的首位。

大坝工程上马，意味着农村被破坏，看到外国绿水青山一刻，汪永晨感到很委屈：人家的郊外这么美，过着这么悠然自得的生活，而我们的国人呢？想到这个反差，汪永晨禁不住当场哇哇哇地哭起来。“somethingwrong？”旁边一个外国人看到她哭，禁不住问。

张鸣的一篇博文曾经这样描写汪永晨，“认识她的人都知道，汪永晨爱笑也能哭。”2006年，为了推迟怒江上的开发工程，汪永晨玩命似地四下呼吁，联动媒体。最后，当在怒江山谷疲惫行走的汪永晨，得知大坝缓建的消息时号啕大哭。

标志性“大哭”之下是真性情的流露，汪永晨坦承自己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这种有点像“女侠”的性格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

“死磕”的“疯子”

上中学那会儿，老师对她可“头疼”了，“汪永晨，怎么每次打架都有你。”汪永晨一听，觉得冤枉，忙向老师解释着，“不是我要打架的，是别人叫我去，我就冲上去了。”别人打架，都会叫上她帮忙，因为她见不得别人受欺负。

“很多东西都是骨子里的，”她说，“我同情弱者，他们因为水电开发，因为污染，沦落为最穷和最无助的人，我要为他们说句话。”2006年，汪永晨和志愿者们到怒江小沙坝做100个村民的调查。因为修坝，小沙坝的村民们被迫从原来很富庶的地方搬到一个新村，没有院子，不能养猪、羊和牛。过往村民们种一棵芒果树的年收入是400～500元，政府只给他们赔偿200元/棵就算完了。

调查之后，汪永晨马上就和怒江项目“拧”上了，联名21家环保NGO在北京共同呼吁，提请有关部门公示怒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相关信息，作出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策。“人家原本是最富裕的一群人，现在倾家荡产，我不能看着不管，既然认准了就得把它做下去。”

就是这一认准，有了绿家园志愿者，有了江河十年行和黄河十年行。汪永晨计划用十年时间，通过行走相同的路线来客观记录、报道自然生态和江边十户百姓、黄河边八户人家十年、江源一所小学的变化。其中，江河十年行从启动至今已经长达6年之久。

在汪永晨的词典里，只要是她觉得有意义的事她就会坚持下去，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朋友都喜欢管她叫“死磕”，也有人用“疯子”、“感性”等词来评价她。

对此，汪永晨说，外人的不理解和阻挠是常有之事，但这并不会影响她对环保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其实我挺理性的，试问一个光有感性和冲动的人能把一件事做十年吗？”

2010年的江河十年行，汪永晨遇到过很多阻碍。有一次她在在汉源跟踪因修瀑布沟电站受影响的一户人家，没想到去的时候就被人盯上了，回京之后领导找她，要求她“不要以单位和记者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我一直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去的。”汪永晨当时这样答。

不追求独家新闻的记者

然而，伴随着她在环境事业上热情的投入，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至。

媒体圈内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什么事千万别告诉汪永晨，她一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作为环保NGO“绿家园”负责人的汪永晨对此不以为然，她始终认为，信息公开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因此，她与圈内其他记者最大的分歧在于：她不追求独家新闻。在她看来，中国的环保力量还很弱，如果媒体都追求独家的话，无法形成合力，推动问题解决的难度就更大了。

汪永晨自认为成功在记者和环保NGO负责人这种两种身份中找到了平衡点：在都江堰问题上最早发声的是环保NGO，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媒体，而“绿家园”的发展又利用了她作为记者的身份。

但是，这种角色的混淆却遭到外界的质疑。2005年意大利国际记者年会上，外国的记者认为记者不应该这样又当记录员，又当运动员。但汪永晨觉得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欧美国家，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法律去解决，可是在中国法制还不健全的环境下，想要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记者需要更多地和NGO合作。”

既是传媒工作者，又是环保NGO的活跃成员，汪永晨毫不讳言这一“中国特色”的身份带来的便利。在她印象中，几乎所有在全国较有影响的环保NG0的领导者，都有着媒体工作经历或至今依然从事新闻工作。他们不仅率先行动，而且擅于利用大众传播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带动其他社会精英参加，形成了群体性力量。

“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汪永晨说。“如果只是强调记者报道的这个功能的话，这不是我。”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