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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四类社会组织的申请登记将放宽；距离基金会立法，整整25年。中国民间公益最迅速的成长，只在最近的短短5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场罕见的惨烈灾难，将举国的公益热情点燃，人道主义的力量更打破体制壁垒，民间公益突出重围，成为中国慈善公益的一道“分水岭”。在民间的力量中，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分析称，“企业开始直接参与救灾”是一重要特征。
雅安地震，民间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展现。整整五年过去，国家政策的变化、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企业灾难救助的成熟、政府单一救灾模式宣告结束，一个全新的灾难救助模式正在形成。
民间公益的时代终于到来。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道路仍旧艰难，有各种弊端需要克服，有无数障碍需要排除。民间公益的意义，远远不止慈善，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担当。什么是公民社会？这就是公民社会。
异军突起：
企业家吹响集结号
雅安震后58分钟，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
几乎在地震来临的同时，民间力量已经迅速介入。
地震不到半个小时，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救援队就已出动；在地震发生后一个小时，寻人平台上线。
当日，腾讯、联想、平安集团等24家企业就向灾区捐出善款；微博名人李承鹏在“不添乱的前提下”，组织专业救援队，迅速深入雅安；微博自发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呼吁为救援“让路”；当晚，可口可乐1300件纯净水就已送抵芦山县上里镇和中里镇……
地震后黄金72小时里，救灾情况及灾区寻亲信息被媒体滚动播放；至4月24日，有14个省市的志愿者团队120余人在壹基金救援联盟统一协调下展开救援……
支付宝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公益机构上线为雅安地震捐赠的平台。众多民间公益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芦山地震灾区，民间捐款数字直线上升。
无论是应急启动、捐款送物还是救援组织合作，此次雅安地震的民间灾难救助，显得更为及时、理性和科学。壹基金的“异军突起”，似乎更是把灾难救助带入到一个多元化时代。而企业的公益救助在此大背景的渲染下，有了更多空间与作为。事实上，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正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其理事会有多名知名企业家参与，发起机构又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市场化企业很容易就与壹基金达成信任，平安集团、华远地产、SOHO中国、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此次捐赠的额度都较大，并同时形成救助合作协议。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雅安地震后，中国公益界的多元化需要大中小各种各样慈善组织。
“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只是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但现在你不命令，我们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组织方式结合起来了。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二十年：艰难孕育，缓慢前行
从基金会得到法律认可算起，中国公益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1988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
然而，慈善公益前二十年一直发展得“不温不火”。政策不配套，理念没有转型是不成气候的根本原因。
在王振耀看来，2008年以前的中国救灾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单一主导救灾的体制。每当大灾来临之时，灾难救助的责任自然地为政府所承担。从历朝历代的赈灾大员到现代四级应急响应体系的确立，救灾应急的落脚点总是政府的有关部门。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在2008年初呼吁：民间组织在大灾应急之中没有多大直接行动的阶段应该结束了！
王振耀认为，直到2008那年，“慈善要素才得到全面激活”，中国企业的公益意识被彻底唤醒。
但综观过去，这一年的转折性进步也并不突然。
2001年，《基金会管理办法》的修订，首次显示出政府促进和规范慈善领域发展的诚意。
2003年“SARS”，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SARS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政府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此举极大激发了民间捐助热情，最终捐赠善款接近40亿元，客观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进程。“SARS”背后，现代基金会在中国开始萌芽。
2004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破冰性文件。自此，中国基金会行业尤其是民间基金会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到2006年，中国公益已然开始有了跃跃欲试上蹿发展的意头。这一年，慈善法草案起草完毕，《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颁布实施……每一件事都推动着慈善蓬勃向上的热情。次年慈善立法的消息更是牵动起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神经。
2008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此意见推动央企更广泛地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并在国企中发挥表率作用。
在这些年当中，公民、公益意识在逐渐上升，草根公益组织在艰难中孕育并壮大。
2008：公益元年
2008年，多年的积累仿佛瞬间迸发，中国公益史上留下了座“里程碑”。
那一年，在汶川大地震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慈善捐助纪录被刷新。社会捐赠达到了760亿以上，抗震救灾捐赠排行榜被不同企业频频刷新，多个公司捐款超亿元。
汶川特大地震后，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达300万人以上，在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达1000万以上。白皮书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社区志愿者组织数达到43万个，志愿者队伍规模近亿人，其中仅共青团、民政、红十字会三大系统就比上年增加志愿者1472万人。
但在中国公益发展的二十五年里，汶川地震灾难规模如此重大惨烈，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慌乱、盲目、不理性等现象难以避免。
筹集资金过程，企业出现“比捐、逼捐”现象，对于更为重要的灾后重建却很少人关注。捐款渠道的单一，导致物不能尽其用。部分企业重宣传、轻公益。
志愿者们涌入灾区，却没有做足准备，未清晰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公益理念尚不成熟，偶有不理性的声音与行为。
与此同时，当时社交媒体在中国尚未兴起，互联网反应也相对迟钝，灾区医院成主要寻人信息源。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两周时间里，负责收容伤员的各家医院电话被打爆，寻人未果的人们像发疯一样，跑遍各家医院寻找亲人。
尽管我国1998年就发布了防震减灾法，但随后十年里并未发生较大地震，该法未得到现实的充分检验，于是在汶川地震，暴露出灾后过渡性安置、灾后管理、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监管等问题。2007年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对于处理巨灾缺乏法律依据，解决不了地震灾害发生后遇到的大量法律问题。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司法的无序和低效，地震局、气象部门、民政部门等各个部门从单一角度认识应对自然灾害，以部门为界划分救助灾情。
汶川地震后，慈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得到明显完善，慈善文化建设也得到极大推进，各类媒体对慈善领域的关注和宣传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年。王振耀认为：“汶川地震社会捐赠甚至超出了政府在应急阶段的几百亿元的投入数量，民间志愿救灾的行动，更使得政府的救灾得到了多方面的配合，中国进入到了‘公益元年’。政府单一救灾的行政模型正在转化为政府与民间救灾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复合模型。”
民间倒逼改革突围
五年里，中国又经历了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彝良地震等自然灾害。在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里，中国企业的公益救助得到一次次历练，累积经验。2010年的青海省玉树地震救灾，民间应急救援显现出很大进步。民间组织已经更进一步全面行动起来，养老护理的专业队伍，成为了民间救灾的有机部分，甚至藏传佛教的神职人员，也站到了救灾行动的第一线。
政府与民间也在矛盾中不断磨合。玉树救灾，就曾出现过政府要求所有捐款都要进入政府账户的规定，但面对舆论的质疑，政府的严格规定似乎也产生了“弹性”。一个新的健康的政府与民间共赢的良性互动模式正在形成。
五年时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慈善捐赠高潮迭起，企业家纷纷做出表率。据2011年的捐赠数据分析，当年捐赠的57%以上来自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占57%以上。这个数据，反映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态势。
这些企业需要有一个透明的管道，让慈善捐款最终帮助到有需要的人。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NGO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壹基金恰恰抓住了这一机会。2011年伊始，李连杰带着他的“壹基金”转嫁深圳，成为中国首个由民间发起的、具备公募基金会资格的社会组织。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迈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步伐。
更具有变革性意义的信号是，2013年两会，国务院提交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不过，鉴于目前关于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只有相关精神没有具体办法，各地都仍在逐步探索。
2013：新起点，新期待
五年前，人们将一笔笔善款打入红十字会的账户，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更青睐新兴民间慈善机构，NGO迅速壮大。
相对于政府，NGO的救助更注重灾区民众的特殊需求和个性化服务。使之能深入到灾区一线，提供源于灾区实际工作的第一手信息。一些企业家和明星等社会知名人士，建立起来的公益慈善机构，在灾害救助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与汶川地震相比，壹基金救援联盟不仅建了成员之间沟通信息的平台，装备也远比5年前精良，比如卫星电话、越野车、搜救犬，甚至发电机。
眼下，雅安的灾后重建工作才刚刚开始，公益创新的巨大空间正等待着那些意识超前且行动敏锐的企业去填补。王老吉就把目光看得更远，在雅安投资3亿元建立新的生产线，为灾区人民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和巨大的经济收益。此类公益模式被业内称为“造血”模式，也是业界专家最为提倡的公益模式。
“由于有竞争，有公共舆论的压力、批评，无论是民办慈善机构还是官办机构表现都在进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认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此次壹基金和红会表现都不错：壹基金在汶川地震后已建立庞大救灾网络，因此能迅速在第一时间靠近灾区的地方派遣救助队去搜救，反应速度更快了，在信息披露方面比从前做得更好。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雅安地震中，仍存在社会车辆导致“生命通道”堵塞、灾情误判、志愿者救援规则不明晰等问题，救灾过程的统一协调性明显不够。民间救援组织若能与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很好结合，救援人员及物资的调配将可得到进一步优化。
这或会是另一个起点，公众有理由相信，有了理性的监督、思考与行动，各方都会朝良性的方向走。当面对灾难，国家救援体系会更完善，各方的互动合作更紧密贴合，也能留给民间力量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来源：南方周末） | 
发表于 2013-5-19 1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