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职业的“效率”法则

猴子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段德峰

　　当公益成为职业之5

　　这是《当公益成为职业》的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看完前面的几篇，或许你依然决定要亲身一试这个有趣的行当。那么请接受我的祝贺和致意。不过，我还是想请你在投出第一份应聘公益组织的简历之前，再思考最后几个问题———如果所有的电视及主流媒体的黄金时间和版面都在推销最新款的汽车或者别的什么最终造成环境问题的产品，什么才是最有效的推动环保的方式?在那些贫困地区的资源，滋养出了无数暴发户的时候，什么才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如果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势的人继续贪婪和不负责任，那么从事公益职业的你，如何才可以真的让世界更美好，或者，这个世界还会好起来吗?

　　解决问题，而不是怨天尤人

　　很多人可能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从事某类公益项目的人，看到了一群有着理想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然后就决定加入其中，开始了自己的NGO职业生涯。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工作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逐渐意识到，NGO并不是单纯和善良的代名词。特别是，如果你作为一个NGO的领导者，不能尽快地学会如何与那些有权势的机构和人对话，你的挫折感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也很可能导致你无法实现那些美好的理念和愿景。如你所知，在中国，无论对政府、商业机构还是公众，NGO都还是一个“新”的行当，而这个新行当周遭的环境也算不上美妙。所以，你也注定将面对挑战和沮丧，但，既然你选择留在NGO，那么记得要努力解决问题，而不是怨天尤人。

　　作为一个职业的公益人，尽管不总是这样，但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当成是捐款人的代理人，你的使命是去帮助捐款人实现他们的公益目标，而不是仅仅为了你的目标而拉上几个捐款人为你买单，那么，你或许会平静很多。也是从这个角度讲，假如你不能够筹到足够的款项支撑你所计划的公益项目，那么请首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找错了目标市场，或者产品不够吸引人，还是自己的沟通能力出了问题?想想看，那些伟大的慈善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的成功可不是轻易就得来的。

　　学会妥协，并在妥协中坚持底线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追求成功的公益人，为了让自己能够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你需要与众多的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媒体以及各个行业的人合作，所以，你需要尽早了解，企业的钱可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即使拿到，企业可能也不会按照你的理想来行事。你得学会妥协，并在妥协中坚持底线。与此同时，许多你意想不到的阻力可能会从不同方向朝你袭来，你必须学会在做“好事”的时候承受你认为“不应有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某个政府部门，或者媒体，或者你的家人朋友，当然还有那些好奇的人无休止地问你：“为什么做NGO?你图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敬业的公益人，你或许很快就会(或已经)明白，那些接受你帮助的人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天生愚笨或者不够勤奋。恰恰相反，那些地处云南或甘肃的大山深处的人们，可能远比我们这些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更为聪明、勤奋和艰辛，而且很可能具有更多的美德。但是，他们的目标可能极为朴素：能每天吃上三餐，或者让自己的孩子能有机会接受基本的教育，在有需求的时候得到恰当的医疗服务(许多时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抛掉那些可怕的优越感，并保持一种长久的平和心态，或许会有助于你将公益这个职业做得更好。

　　当然，想要在那些复杂的环境下获得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好的团队也许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许多世界级名校目前都已经在商学院开设了NGO管理方面的课程甚至M BA学位。但是，国内大学有关NGO方向的教学似乎更多还是偏重于书本，和一些过时或者不那么符合中国当下环境的空洞理论。另外一个大问题还在于，由于NGO在注册上的法律政策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很多NGO身份上的尴尬甚至“危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NGO工作。所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组成足够优秀的团队，将会是每个有志公益的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最致命的挑战———“钱”

　　不过，最为致命的挑战可能还是在于“钱”(无论你是否愿意，公益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钱)。事实上，大多数中国的公益组织根本不具备面向公众筹款的法律资格，他们能够运用的资源非常之少，所以，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捐款人，可能是你必须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

　　就筹款而言，如何把商业领域的效率和竞争意识引入NGO领域，显得尤为关键。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国内有一些大的公募基金会，在汶川地震之前，主要还是面向企业筹款。向企业筹款好处在于，每次筹款的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可能会一次性捐赠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但是，经验表明，一家公募基金会很难从同一个企业连续获得这样的捐助，除非中间有特别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关系。同时，面向企业的筹款，由于捐款人的数量相对较少，直接导致基金会的善款来源很不稳定。很多时候，基金会甚至无法有效预测下一个财年有多少资金可以使用。这会导致一连串的问题———无法做出有效的计划和战略方向，无法招聘更为专业的人才，不敢确定项目的方向，当然也不敢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工作人员的培训。

　　问题真正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整个公益市场竞争不够激烈。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公募基金会目前的许多问题，多少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界的情况。由于市场没有放开，只有少数公募基金会有资格面向公众筹款，而这些公募基金会之间缺乏竞争，一些基金会多少抱着“不怕你不捐给我”的心理。

　　我有时候想，如果中国的这些公募基金会在提升财务透明和工作效率的基础上，再能够开发足够多的公益项目，并且敢于站在街头向每个普通人筹款的时候，中国的公益文化和公众意识又将是怎么样的呢?但是，遗憾的是，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些来自公募基金会的管理层职员告诉我，他们觉得向公众筹款，太过麻烦。想想可不是吗?假如你有办法从大公司那儿轻易地拿到大笔资金，你为什么要站在街头呢?

　　不少公募基金会非常缺少有意识地说服公众的尝试，它们也似乎不太愿意主动向公众问责，不太愿意做信息透明化的努力。所以，大多数公众对公募基金会的信任程度也显得很微妙。捐款人和利益相关人对公募基金会的监督显得尤为不足。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善款使用的任何环节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将对公众的信心产生致命的打击。而对社会弱势群体和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则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因此，如何从制度上推动这一现状的改善，让捐款人的捐款去向有更多选择，将是每个负责任的公益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中国的公募基金会的效率未能实质性地提升，整个中国公益的效率就很难得到大的改观。

　　NGO职业空间的乐观预期

　　最后，选择公益作为自己职业的人士还必须清楚的是，公益组织毕竟不是商业机构，不是以盈利为目标，因此，也决定了NGO的薪酬无法与商业机构相比。具体来说，在职业起步阶段，NGO与企业的薪酬差距一般不会太大。但是，当你在一个公益机构升为管理层，或者最终升为最高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与在商业机构的同龄人的薪水差距会几何级增大，并且请注意，NGO受到的限制更为广泛，因此目前还不可能做到很大，管理职位会比商业机构少得多。

　　作为这一系列文章的结束篇，我还是愿意乐观地预期未来，随着政策环境的逐步宽容，一些优秀和具有竞争力的NGO会有机会扩大规模，而公益人的职业空间也会有一些积极的改变。与此同时，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被重视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发起设立独立的公益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已经开始在市场上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化人才，公益项目管理人才的缺口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其中基金会和公益组织的本土高级人才则更显缺乏。随着规模的扩大和NGO对社会整体影响力的增加，相信作为职业的公益事业不会一直“特殊”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