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物】学者解焱：中国生态安全底线捍卫者

瓦上雪

解焱在国家动物博物馆接受《外滩画报》拍摄、采访。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庞大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别的学者，她的办公室就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东北面，两者遥遥相望。
　　她叫解焱，46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总协调，被许多同行称为中国《自然遗产保护法》的“狙击手”从此，再也没有退路。
　　《自然遗产保护法》旨在保护自然生态最珍贵、在国内外具有突出价值的部分自然保护区，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导，历时10年起草，已于2012年提交人大。
　　但解焱认为，这只是一部“狭窄的”、只面向国家级风景名胜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法律，不能涵盖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其他一样重要的生态区域，无法捍卫中国生态安全的底线。
　　她形容，这部保护法一旦通过，在600个保护地受到保护的同时，会有7000多个保护地处在危险之中。
　　在2011年以前，解焱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
　　在任期里，她让人们记住了游走在羌塘和帕米尔无人区的藏野驴和藏原羚，记住了长白山区的东北虎，记住了从美国远道而来、放归在上海崇明的小扬子鳄……
　　然而，受限于国际NGO的机构定位、宗旨和经费，加上“一个人能力和时间非常有限”，解焱思前想后，还是在2011年3月向机构提出辞职，回归科学家的身份。
　　究其实质，她不想以国际环保机构官员的身份“对中国生态保护指手画脚”。
　　更重要的是，她不想局限做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种物种的保护，而是想致力于整个中国的环保事业。

　　解焱在俄罗斯阿林保护区查看东北虎捕食野猪现场。
　　“我说服了好多人”
　　“过去一年，我真的说服了好多人。”解焱说，她希望一鼓作气推动国家“把自然保护地法建起来。”
　　去年全国两会前，解焱意外得知，审议《自然遗产保护法》可能被列入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她开始着急。
　　2012年2月，她在博客上发表公开信，以“一位热忱于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的身份表示，“别无选择要去做一件大事——就是促成中国的《保护地法》”。最终，因各界人士反对，《自然遗产保护法》审议工作没能启动。
　　成功“狙击”《自然遗产保护法》之后，她决定以民间的力量，完成一部真正捍卫“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底线的法案。
　　2012年3月28日，她通过邮件、博客和微博发出呼吁：这个工作难度很大，不要让它成为我一个人的工作，应该是所有喜爱自然的人的工作！
　　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看到解焱的微博，“一下子把我打晕了，不知道她到底要干什么”。两次面谈后，他明白，解焱想要打破行政壁垒，将所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纳入保护范围。
　　很快，就有50余人表示愿意加入。最终这个立法研究会聚集了100多位志愿者，大部分和解焱一样，都是中青年专家。2012年4月，“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松散的民间联盟，大多通过邮件、QQ群研讨，按每月既定的工作计划提交报告，征集意见，由解焱执笔修改。
　　在解焱的设想里，这份法案将引入国际通行的“保护地”概念，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所有子生态保护系统，均纳入自然保护的评价体系。
　　解焱告诉记者，“目前国家自然保护区中，15%由环保部自己管理和监督”。
　　在她设想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的监督部门，不再做经营和保护管理工作，更多的是监督保护区的保护条款的执行。
　　解焱一开始提出分区规则，将保护区划分为：封闭区、控制区、旅游区、资源利用区、高强度使用区和外围缓冲区六个区，但很快又因“太复杂”否定了。
　　大家最后决定“做减法”，将保护地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过渡区，后两个区域允许周边居民适当利用资源。
　　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解焱将一份80多页的立法建议书，包括写有92条“法条”的草案和研究报告，交到了1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10位全国政协委员手中，试图通过他们影响立法进程。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她压根儿就没见过。
　　3月1日，当她首次尝试在一间教室里为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代表和委员开一次说明会时，还闹了个笑话：她连自己请来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都没能认出来。饿着肚子赶到的赵院士当时就在她的眼皮底下悄悄吃着盒饭，而她还焦急地致电，催促这位素未谋面、但强有力的支持者尽快到场。

　　解焱潜入水下查看河流中的物种状况。
　　“纸上的理想国”
　　目前，即便在学术界内部，对于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立法意见，也很难统一，老一辈往往觉得“风景名胜区本来就是旅游挣钱的”，或“执行难度比较大，单行立法比较容易”。越是有不同意见，研究组越是希望他们参会，“他们可能因为不理解而反对，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个说服他们的机会”。
　　除了撰写草案之外，“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同时在进行另一项工作：计算如果实施草案，国家需要花多少钱。
　　她要解决一个看似简单，却从没搞清楚的问题：如将所有保护地纳入财政预算，到底需要多少钱？
　　2012年9月起，她将主要精力投入保护管理人员与经费需求分析，向组内各地一线管理人员分发问卷，实地走访了云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十多个保护区，了解基础设施维护、人员工资等，再经多方讨论与验证，最终，一份35页的详细报告给出了结论：如果使我国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得到有效保护，需要GDP的0.065%。
　　不过，有组员委婉地指出，这只是底线，还需考虑一些非常规经费—一招待、联络等不可预见的开支，最后，研究组决定这个数字拓宽为—个范围，年总经费需求上限约为950亿，占GDP的0.2%。
　　解焱相信，这份扎实的报告说服了很多人：与占GDP4%的教育事业经费相比，这个数字“实际上花不了什么钱”。
　　在为期一年的立法过程中，有人说她理想，有人不喜她固执，还有更多人劝解焱：“何不退一步，海阔天空。”。
　　解焱说，“我就是在给大家描绘一个理想未来。”在解焱眼里，保护地立法就是中国生态保护最准确、最理想的状态，是终极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这个松散的民间立法小组，至少已经在纸上，构筑了一个他们心中的自然保护理想国。
　　（来源：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