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水灾反思： 重建人道，不可遗忘灾难

猴子

　　前言：多项数据指标对比显示，如果发生极其大的自然灾害时，全球面临要付出最大代价的地区是五个：第一是日本，第二是美国，第三是中国大陆，第四是台湾地区，第五是墨西哥。


　　从雅安地震、岷县地震再到西藏昌都地震，从广东潮汕水灾到浙江余姚水灾等，恰是灾难频繁，使得人们更容易忽视、遗忘灾难。宁波余姚水灾后满目疮痍，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灾难并非远离都市，远离聚居人群，灾难从来不会自然消失。


　　10月13日是国际减灾日，中国人需要在灾难中学会更多减防灾知识，需要重建人道主义救援体系，辅以更多的社会自治能力以及公民行动自救理念。


　　那些被遗忘的灾难


　　人们只关注大灾大难，那些中小型灾害却常常被一笔带过。


　　社会总是关注“灾难的级别”，却往往忽视灾难中的人。其实，受灾者在灾难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不受关注，而失去更多的人道救助。至今，很多中小型灾害由于被遗忘，灾民仍然活在困境中。


　　此次浙江宁波余姚水灾，因其地理位置，以及新媒体影响力，有了更多的关注度，然而，依然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譬如，缺乏一个社会自救体系，缺乏完备的减防灾知识系统，缺乏社会治理层面科学的“救灾秩序”。


　　人们在灾难面前会突然发现，不仅生活被灾难冲击，还发现自身对人道主义救援知识的隔膜。


　　我们为什么要救灾？


　　从人道主义出发，灾难中的人都理应得到人道救助，而不取决于灾难的受关注以及级别大小。


　　救灾不需怀着高尚价值，接受帮助的人是主体，救灾与施爱者不能“反客为主”，救灾者不要强调救灾的无限责任，而是有限责任，更高尚的目的有时候反而带来更大的灾难。


　　就媒体报道而言，《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南香红认为，中国媒体有一个传统，越大的灾难越需要大的救灾行动，歌颂大英雄和感恩，我们看不到灾难中的苦难，看不到灾难当中个体生命的感受和经历，看不到灾难对个体命运的改变。


　　捐资捐物就是救灾吗？


　　作家卢跃刚指出，一发生灾害，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赶快捐衣物，但这种反应给灾区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和医疗危机。很多捐赠的衣服和食品大多未经过检验，食品甚至是过期的，反而加重了灾区的次生性灾害危机。


　　救灾要考虑体系，城市人对乡村人的救灾，要了解乡村的现状，在认知与格局上有大体的掌握才行。外部嫁接的资源并非只有物质，还有诚信，从生命尊重到产权，从实体文化到文化秩序等。


　　人道主义救援的安全边界在哪？


　　在灾难中，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抛至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不仅仅是灾民，还有很多参与救援的人员，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仍然很简单。作为救援者也好，媒体报道者也好，进入一个陌生的系统后，人道主义救援的安全边界在哪？


　　《南风窗》前副总编张良认为，灾难背后有人、有原来的社会关系，我们所有的努力，可能不是说重建一个系统，而是去适应和修复这个系统，如果我们抱着一个重建系统的想法，抱着“我在一张白纸上替你们画一幅美的画”的想法，这样做当然会发生冲突。


　　什么是人道主义？


　　无论是救援也好，做报道也好，还是关注者也好，我们的目光常常被吸引到一些冲突性和戏剧性的人物身上，但是在大灾难背后，很多人的生活属于正常状态，但从生态来讲，这样的人群照样是灾民，与受灾严重的人相比，他们又觉得自己不是灾民，这些更多常态下生活的人，同样需要关注，不是因为他们太普通了，不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常态了，然而他们的确又生活在灾难中。


　　例如，中国许许多多中小型灾害被人忽视就是这样心态的反衬。试问人道主义是什么？人道是建立在人性的了解之上的，张良先生指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照出暗中的隐情，显出人心的意念。”秉持如此想法，想去改造和重建一切的想法就会有所不同。


　　植入人道主义价值


　　从体制层面来讲，可以将人的行为、信仰、信念赋予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这样的体制有利于人们将积极一面表现出来。在制度设计中，人的价值始终是缺位的。例如在芦山地震时，就有灾民因为没有户籍而未享受到官方的救助，但是他本人又在此地生活了18年，已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华南师范大学唐昊副教授指出，要在开放空间里进行自我赋权，第一，要有行为赋权，即灾难中的自救和救人行为要打破垄断；第二，组织赋权，许多公民组织，或者是其他社区组织，最开始都是没有合法性的，后来通过更多的方式争取它的合法性；第三，事件赋权，通过事件达到公民所要达到的这样的目的；第四，媒体赋权，通过广泛的传播，以获得社会的认可，以及政府的认可。这些行为叫做自我赋权，这是解决中国困境的办法。


　　当然，自我赋权在中国来讲也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因为这个制度赋权不足，那么它的合法性，包括生存都会遇到困难。其次是面对工作，它的动员能力实际上跟政府一样，没有太多的手段。为此，唯有制度更新和价值重建。


　　最重要的是，使得非正式权力走向制度化，这个要达到制度更新的水平。在价值重建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救灾的同时，如何把一种价值观，或者是公民教育的目标，能够渗入到这样的救灾体系当中，并提高人们减防灾的认知必要性。


　　真正的救助是内升级救助


　　在救灾之外，还需要一整套的伦理支持，救助者非一味地给予，而是要让受灾者有所参与。灾难发生后，灾区内部存量需要调动起来，灾民并非要享受无限的权利，也要有对称的义务。


　　内升级救助包括自愿原则、共享原则、合作原则，自愿参与是一个伦理问题，不是说你的房子塌了，按照乡村的规则来进行，你不参与就等于你将自己的权利放弃了。而合作是更尊重原有的一套灾区社区的互助体系。在你参与享有一定的权利之后，还要有共享一种建设美好生活、社区的预期。


　　社会天然具有合作的意愿，乡村有其互助体系，社区有其互助体系，这些救助功能自然促进合作，唯有在互助基础上的合作，才有更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需要一个更好的人道主义救援体制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我们不能等着灾难发生了再去解决问题，一提起捐款，很多人都会骂，尽管灾难与灾害解决需要人心帮忙，但有人就质疑说：“这是政府的事，政府那么有钱，还需要救援吗？”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就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还未建立起一个三种群体所依赖的人道主义救援体系，这三种人包括：自然灾害的受害人，自然灾害的捐款者，自然灾害地区的重建者。这个重建，不仅包括物理意义上的重建，还包括人道主义救援体制的重建，自然灾害毁掉的不只是毁掉房子和桥梁，更重要的是，毁掉的是你的社区。重建，不仅仅是重建物质，是重建一个解决问题的意识，重建一个人伦的社区，所以，如果没有人道主义救援体制，就无法对这三种群体有很好的交代，就不要指望会获得及时的人道主义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