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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式凝相信，每次述说，都是在重写自我。透过重写，可以达到更深的觉醒。“我也希望，这些经历可以给那些选择不同路向的人，提供一个参考角度。鼓励他们敢于诉说自己的故事，作出反思，重整人生。”
负责新媒体女性网络的余丹丹回忆最近一次见到何式凝，是在一个百余人参加的小剧场里。何式凝打扮时尚，一袭白衣短裙，不断在台上与台下穿梭。“黄耀明出柜后，我也可以出柜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柜’。”“所有的婚姻都是形式。”这是她在内地少有的几次公开露面。由于言论开放，并且“非常懂得观众的心理，也很有演说技巧”，这场以“性、性别和权力”为主题的讨论异常热烈，“效果出乎意料。”
在香港，作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何式凝的“出位”已是众所周知。她是香港乃至内地少有的性学专家，研究男同性恋、女性情欲与多元关系二十余年，曾无数次高调地反对婚姻制。即使在课堂上，她也会毫无顾忌地鼓励学生自由大胆地尝试性爱。
实际上，她也的确如此身体力行。去年底，在她出版的自传《我係何式凝，今年五十五岁》里，不仅详尽描述了多年心路，更自爆了两段有悖常理的情感历程——她执意地爱着一位男同志长达20年。对方是香港的金牌词人，因为无法占有，只能把灵欲抛开；她又在十余年里，与一名已婚商人保持着亲密关系。
如此肆意纵情，与“学者”的形象相去甚远。旁人不解。既是半百年纪，为何还要跳一场“脱衣舞”给人看？倒是好友郭启华一语中的：“我们看到的都是她的强悍，但其实她从不掩饰自己的脆弱。这是一场自己跳给自己看的舞蹈。”
言说者得救。何式凝相信，每次述说，都是在重写自我。透过重写，可以达到更深的觉醒。“我也希望，这些经历可以给那些选择不同路向的人，提供一个参考角度。鼓励他们敢于诉说自己的故事，作出反思，重整人生。”
“学术艺术家”
“在香港、甚至内地一些名校，学者的形象都是精英化的。他们放不下身段去做到‘与民同乐’。有很多人做的研究与生活相去甚远。而何式凝的贡献在于，她的研究来源于生活，并且对生活是有指导性的。很多人读过她写的报告后，反响特别强烈。说她是在写‘酷儿心灵鸡汤’（酷儿：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她告诉他们，你可以这样去生活，你有你的道理，也有你的幸福。她其实是在把边缘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合理化。”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裴谕新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何式凝。作为其第一个博士生，裴谕新见证了何式凝多年来的思考与纠结。
2007年，何式凝独自在日本旅行时摔伤了手臂。当她倒在雪地呼救，却无人响应时，生平第一次接近了“死亡”。她花了整整一年才从身体创伤和手术中恢复，越发感到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与人生。做这些问卷和数据是为了什么？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论文与受访者又有什么关系？
何式凝决定给自己一个“第二春”。她一直期待能从自身经验探讨出发，拍一部纪录片，讲述香港妇女走上或没有走上的道路。2008年1月，何式凝遇到了刚从大学毕业的莫颂灵，两人一拍即合，很快组成了一个女子二人录像创作组，开始了《香港廿二春：师奶列传》的拍摄。
她们把镜头对准了22位香港中年妇女。有人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通过越洋电话，与孩子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构建着母亲的角色。有人离婚已过十年，仍在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最终遭遇了沮丧。有人为维系一段婚姻关系付出很高的代价，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稳妥的“太太”身份，这个身份可以让她病痛、意外来临时，合情合理地得到另外一个人的照顾。还有人48岁仍是处子之身，并试图领养一个男孩……
社会对女人、情感、爱欲有着多种多样的论述，而纪录片所呈现和创造的，则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诠释。何式凝试着与被访者一起经历、冒险。在倾诉与聆听中，互相认识、谅解并给予对方支持和力量。尽管拍摄技法并不完美，但其过程却可被看作是一种“赋能”。而用纪录片去呈现中年妇女的情欲、困境和多元可能，也打破了固有的知识生产模式，开拓了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这些影片陆续被邀请到一些小型电影节、学术活动上放映，有人赞美，也有人不屑一顾。“通常，她做的事都是吃力不讨好。”裴谕新认为，作为社会工作系一名资深学者，又处在港大这样的位置，如果顺应主流学术圈的游戏规则，何式凝完全可以获得比现在多得多的资源和成就。“她完全可以进入政策制定阶层，靠近权力中心，甚至本身就可以成为权力中心，但是她选择了抽离，站在了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并且和许多在传统观念看来‘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拍纪录片、出自传、做脱口秀，这些活动对提高她的学术地位并没有帮助。相反，50岁时，她还突然学起了芭蕾舞，跟一群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一起上课，投进去不成比例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这些本应该是用去生产期刊论文和学术著作的。
这几年，何式凝坚持在艺术与学术间游走，试图影响更多的普通人。她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艺术、学术、自我书写，来进行一场社会运动。她还曾把芭蕾舞、电影、脱口秀、学术研究以及其他不同的事物糅合在一起，创作了一个丰富的多媒体剧场。她就像一个“学术艺术家”，用作品完成了倾诉，建构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不结伴的旅行者
何式凝说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是陈绮贞。几个月前，她去台湾听她的演唱会，惊为天人。“好像天籁之声，唱尽了人生的孤独。”说这话时，她正站在地铁里，身上罩一件黑色长袍，一边说，一边轻轻地吟唱《流浪者之歌》：“撑住我，落叶离开后频频回头；撑住我，止不住的坠落；撑住我，让我真正停留……”仿佛在吟唱自己的心境。
际遇于她多少有点不怀好意。若不是好朋友黄耀明向她坦承自己的同志身份，她也不会选择去研究同性恋。若不是想突破与男友的关系，她也不会转换专业，选择了去研究多边关系；若不是因为无法得到爱人，她也不会去练习“不占有的爱”，广交善缘。
对何式凝来说，学术是她自我拯救的方法。她得以有机会去和不同的人对话。“这些平凡的男人和女人，不论直还是弯，都同时是可爱、荒谬、矛盾、不幸和可悲的。他们信奉我们认同的价值。他们将之成为行动，我们却无法推自己去做。他们也越过了边界，他们使我们看到自身的软弱和固执。常常，我们假装这些素质在自己身上不存在。其实我们都是人，而且非常相像，谁都没有比谁更优越，或卑下。”
不论被动，还是主动，她最终选择成为了一个不结伴的人生旅行者，一个倡导女性需要多个性伴侣的女权主义先驱。作出这个选择，必然要面对无法回避的寂寞和来自世俗社会的压力。尽管在大部分时候，她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活跃的社交和有趣的文化活动，看起来华丽而丰富。
曾家达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香港开始从事心理治疗工作，为少数性向服务的先行者。并在多伦多大学研究性和情欲课题，主持社会工作与多元性向课程。他与何式凝共同参与过一些研究计划，都被认为具有一点“酷儿”倾向，对婚姻、社会习俗保持相近的怀疑态度，并把对方视为“战友”。然而，2006年，由于种种原因，曾家达还是选择了走进婚姻殿堂。这多少让何式凝感到了一点“背叛”和失落。
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在面对疾病时，独身更成为了一个挑战。1998年，何式凝因为子宫切除手术患上了抑郁症，不得不半夜给朋友打电话，请求陪伴。2007年，当她摔倒在雪地，被推进手术室时，只能在联系人一栏上写上弟弟、妹妹的名字。
每当这些特殊时刻，婚姻便显出了它的诱惑力。好在多年的学术训练，又让她具有相当的自我觉察。在她眼里，婚姻只是一项交易。害怕寂寞会驱使人们去做一切不应该去做的事，这与她追求的浪漫之爱背道而驰。而把婚内性行为定义为唯一合法的，而非婚或婚外性行为则被视为次等，更是一种暴力声音，对关系的实质毫无意义。
她一直信奉曼德拉的一句名言：Struggleismylife（奋斗一生）。不论学术还是爱情，至今仍在为争取自由、挑战社会规范而抗争。尽管也有挣扎，也正是这些挣扎成全了她的人生。
（来源：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 | 
发表于 2014-3-5 07: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