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车拐入北四环匝道时,那辆助动车忽然撞上了隔离栏杆,停滞了片刻,车倾倒了,车上的人慢镜头似的也倒下了,不是那种带点挣扎的遽然跌落,而是软绵绵地、四仰八叉地倒地,倒地后便一动不动了。 是初冬的傍晚,离我们七八米远,那人戴着口罩、棉帽,看不清面目,看形态,像是一个刚迈入老年的男子。 他是自行撞上隔离栏杆的,周边无车也无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一刹那的疑惑是,他是因为目力不济撞上去的,还是忽然眩晕,令助动车一时失控? 我的同伴看见的同时也“哟”了一声,随即判断:“这人肯定是低血糖!”显然,他也瞥见了这一幕。我脑子里则迅速反应道:“更有可能是脑出血!”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迟疑了一会儿,眼睛已看不清那横陈大道的人和车,但我还是说了一句:“打个电话叫救护车吧。”同伴也已摸出手机,准备下一步的动作。这时司机不容置疑地发话了:“千万别打!打了我们就走不了,接下来会很麻烦,我碰到过……” 我与同伴面面相觑,竟都一下子失语了。而此时忽然生成的失语,之后却像沉重的铅块,长时间地堵在我的心口,搬挪不动,愈堵愈沉。 我为这失语,必定得付出代价。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而精神这个无法直观目睹的东西,我又是何等看重。 这是2013年的北京,我已届知天命之年,而我来北京也已经无数次了。 司机是当地人,年龄大约与我相近。 二 拥挤的地铁站,跟人满为患的火车站一样喧闹。人挤进车厢里,就像被塞进罐头里的沙丁鱼,气喘不过来,心烦,磕磕碰碰也属自然。 吵嚷声起,一个中年男子,也算高大,带着标准的京腔,埋怨和斥责着。另一边是几个异乡人,他们手提或肩扛着行李包袱。也许是他与他们中的一个碰撞了,稍稍有点推搡。 争斗的架势,似乎已然展开。 其中一个痩高个儿,什么话都没说,忽然从兜里取出什么东西,那眼珠子像是要冒出火星子。 只听见挨着他的中年男子喊叫起来:“捅刀子了!他捅刀子了!” 挤作一团、几乎密不透风的乘客迅即闪开,竟然腾出了些许空间,还有人让出了座位,但谁都没吱声。唯有这男子痛苦地捂着腹部,弯下了刚才还显高大的身躯,摸索着座位,嘴里还在无力地叫嚷着:“杀人了,捅刀子了,把他抓住……” 没有人动弹。那个捅刀子的人也一言不发。我的眼睛却紧紧地盯着他。 地铁到站。那人与同伴目光对接了一下,迅速出了车门。中年男子的声音又加大了:“抓住他,抓住他,他捅刀子了……”声息急迫而微弱。 依然没有人动弹。我紧随瘦高个儿下了车,跟着他,一步不差。我的同伴也跟着我,还扯了扯我的衣袖,想要说什么。 我没留意,眼睛里只有这个瘦高个。 瘦高个发觉有人盯着他,想转个方向逃逸。我也转了方向,像钉子一般死死地钉住了他。 幸亏警察闻讯赶来,截住了他的去路…… 事后,同伴说:“你刚才是不要命了,你靠人家那么近,如果人家狗急跳墙,你一定吃大亏。” 刚才我真的什么都没想,只有那个捅刀子的人在我眼里。那一幕,至今还清晰如昨。 这是1988年的夏日,北京。我平生第一次到达神圣的首都。那时我正值青春韶华。 三 在通往天津的高速公路上,小车挪不动了。下车一看,前面一溜儿车,车屁股光冒烟,吼着声,不见动弹。再往前走了走,是两辆车抢道,车完好无损,司机却较上劲了,先是张口对骂,之后大打出手,他们的同伴都在劝,但他们仍在对骂,恨不得吃了对方。车严严实实地挡了道,后面的车辆有使劲按喇叭的,但没人下车。 我下了车,看了看情况,暗骂一声,退回到车内,遂拿起写作本,写起字来。 前头又喧哗一片,声波陡激。说是两个汉子又干仗了,这回拿了家伙,看来不流血受伤,绝不会收兵。 我放下写作本,想推门下车。同行的朋友说话了:“你别去管这闲事呀,咱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何况人家也不知你是什么人,谁会买你账呀!” 言之有理。我推门的手缩了回去。我还是写我的字吧。一篇千字文快收尾的时候,车才缓缓启动。 这是2006年的冬天。我赴京参加培训时,前去天津考察。我已学会淡定。 来源:心香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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