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警惕“公益规模化”的陷阱

猴子

　　11月23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2016年会上，公益专家徐永光用“公益创新只做小而美，不求规模化，就会成为自我陶醉的花拳绣腿”这样劲爆的说法来为其发起的“中国好公益平台”做传播。(11月24日凤凰网)

　　当我看到有人说徐永光这么说是“为了扩大公益的影响力”，我笑了。显然，公益行业不应该靠声音大来决定谁更有道理，不应该用“劲爆的说法”来吸引眼球。我认为，公益“规模化”只是为“博眼球”制造的概念，千万不要当真。

　　我不太懂公益，但是我懂中国的公益，中国公益对概念的重视超过实际的行动。不过，当有人听到“小而美”为“花拳绣腿”的时候，都想起了“橘化为枳”的故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橘化为枳”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很多解决社会问题项目，在北方有效，放到南方也许就很难解决问题。

　　公益“小而美”当然没有错，公益原本就是从人与人互助发展出来的，从社区推延到社会，乃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义务。比如，社区互助、社会创新探索都是小而美。小而美的公益项目不是花拳绣腿，而是社会公益中最重要的部分，否定“小而美”而强调“规模化”就好比是忘记了“毋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

　　事实上，很多今天看起来有“规模”的项目，都离不开“小而美”时代的各种锤炼。譬如：墨西哥Kassalow医生发起的视觉春天(VisionSpring)，发展到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20多个国家，支持了超过220万副眼镜帮助贫困人口的成绩，用了15年的时间。

　　还有，被全世界“山寨”得一塌糊涂的“尤努斯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在“小而美”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走到很多人羡慕的“盈利”，整整花费了18年时间。

　　要知道，无论是做商业产品还是公益产品，都需要在“小而美”阶段付出时间、精力、技术和热情，来一点点地完善，特别是以改善“人与社会”关系的公益产品，涉及到受助人的赋权和赋能，更是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绕开一个前进中的陷阱。

　　一个具备“规模化”的产品，起码需要具备简单易用、易转移、易传播等几个特点，其成熟需要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从产品设计开始，基本上要通过：抽象思考、逻辑推演、试验、理论体系、产品化的一系列工作。

　　社会公益服务，如果只是简单的“山寨”，哪怕是“山寨”“墙上挂衣服”、“地铁里撒书”这样简单的项目，都必然是“来得快，死得快”。社会公益服务的核心是改变“人”，人的认知和社会关系在公益项目实施过程中没有改变，无论投入多少“善款”拷贝的项目，都必然失败。

　　一个公益项目如果只重视标准化、可复制和规模化，而不强调人与人的连接，不强调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别化服务，这样的公益项目即便“规模化”，它的社会价值又在哪里呢？又如何推动社会进步？

　　公益服务“规模化”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协作，需要整合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个方面，无论是大组织还是小机构，其能力是有限的。对于慈善公益组织来说，绝对不是越大越厉害，而更可能是越大越麻烦。一个公益项目“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如果真正有利于改善“公共福利”，那么就该是政府接手实施，而不是让慈善公益组织靠此找“饭票”活着。

　　政府推动社会福利是“高速公路式”的，沿着主动脉前进，公益组织做的事情是拾遗补缺，保证毛细血管的畅通。主动脉失血就会死亡，毛细血管堵塞就会瘫痪。人体如此，社会公益也是如此，社会公益组织做的就是拾遗补缺，与主动脉互动，保证毛细血管的畅通，毛细血管真的“规模化”，又能如何？

　　公益产品规模化，必然会涉及社会协作，社会协作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协作不足和协作过度，甚至协作失败。一个好的公益项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规模化的社会协作中，如何去保证行动、理念和目标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市场化的“社会协作”系统是通过“钱”为主要杠杆来实现的，而公益项目的“社会协作”系统是通过价值观、共同的社会目标来实现的，相比较于“钱”而言，“价值观”和“社会目标”的协调就复杂得多，不仅仅是协作组织，甚至每一个协作者都有自己的认知。

　　一个公益项目，在不同的运作模式之上，效果也是大不一样的。公益项目的社会义务属性，决定了社会参与的自由度很高，一个人参与不参与某个公益项目是这个人的自由，其主要的驱动力是参与者对公益项目的社会认同，而不是喊一嗓子“好公益”那么简单。

　　“中国好公益平台”不谈社会问题，不谈解决方案，不谈价值观与社会参与，而去谈“规模化”和“控制力”，实在不知道什么是他们心中的“好公益”？我知道自己这么说又会得罪一些圈子里的盟友，不过仔细想想，没有价值观的盟友，少一些也无妨。

　　来源：有益才说 周健(作者系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