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礼物（上）中年丧子，贫困的父母捐出儿子多个器官

猴子

　　我是被这样一条消息击中的：“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这个故事催促着我启程。6月11日，我从北京到达武汉，试图找到逝者父母。但武汉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却表现得很为难，这对夫妇并不想面对媒体，已经拒绝了所有采访，甚至当获取器官手术进行时有人带着相机混入现场，闪光灯一闪，都被他们赶了出去。最后，我辗转从这家人的亲戚那里要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

　　他们生活在距离武汉150多公里的荆门市京山县。我在两场暴雨间短暂的空当中到达京山，晚上8点，拨通了那部电话。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很平凡的事，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父亲张天锐接听了电话，他嗓门很大，声音听上去有些愤怒。

　　我反复地向他说明来意，但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当我告诉他，我只比他的儿子大3岁时，他沉默了一阵。

　　我说：“别把我当成记者，就当成您儿子的同学吧。”

　　他捂住话筒，似乎是和身边的妻子商量了几句，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那你过来吧。”

　　“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没想到，眼前会出现这样一对父母。

　　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碴，总是皱着眉。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事实上，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被几十桶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我是客人，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

　　胡久红垂着头说：“家里只有3张凳子，碗也不够，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没地方坐。”

　　房间小到毫无遮蔽，除去一个冰箱和一台二手彩电，再没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摆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她叹气道，“没办法，太困难了。”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

　　他们唯一的孩子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未来的生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

　　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个的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张天锐慢慢地说。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如果有机会，就让年轻人去南方闯闯，存够了钱，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如往常一样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正准备去京山中医院取实习鉴定。

　　他医院的同事说，张磊很受医生老师们的喜欢，如无意外，那份鉴定应该写得挺漂亮。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7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张天锐和妻子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现金赶往医院。看过儿子，这对父母乐观地相信，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

　　胡久红决定在监护室外陪着儿子，让丈夫回家看店。他们一天也不敢丢掉自己的小生意，无论是半夜12点，还是凌晨3点，餐馆或早点铺的老板只要一个电话，张天锐就必须马上将煤气罐送到。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受到严重损伤。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瘫倒在地上。

　　我没敢再细问当时的情形。但屋里的悲伤比煤气味还要浓，张天锐用双手捂住了脸，“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现在，希望变成了肥皂泡，什么都没了。”

　　“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也等人救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最初，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医生向她解释“脑死亡”时，曾经提到国外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那时，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

　　通过家里那台100元的破电视和接出屋外的一根天线，他们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可电视剧里“捐眼角膜”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亲靠着医院的白瓷砖墙壁，她站不稳，眼睛也哭坏了，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就是痛苦。”

　　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在这个念头上来来回回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张磊已被磨卷边儿的学生证，证件照上那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正对着镜头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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