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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的父母，摸着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儿子的名字。杨涛摄
“是不是捐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医护人员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那时，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在病房外发呆，张天锐躺在医院的地上。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 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骆钢强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通常，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 “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当他们走出门外时，亲戚和张磊的同学围了上来，“捐什么了？” “眼角膜。”老实的夫妻俩只能含糊回答。“不敢和他们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叹了口气。 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我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把我引进屋，把大门紧紧关上，反复叮嘱我：“白天人太多，千万别来找我们。”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养你一场，也值了。” 说不出话来的母亲紧紧抱住了儿子，用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把“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他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个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根据当地的习俗，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系住了张磊的袖口、裤腰和裤腿。一切结束后，3位医生以及一位护士对遗体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已被肝硬化折磨了一年，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重掉了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鼓起的腹部被积水充满。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如今，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有了原本的颜色。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从武汉一所211高校毕业的女生，只比张磊大3岁，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 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全是扎针留下的疤痕。有时，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就问妈妈：“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活着，我的亲人都跟着一起受折磨。” 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配型的通知。结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看到对张磊的报道时，全家人才猜出这个肾脏的来历。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做父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妈好伟大，救了好多人呐！” 紧接着，一个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后来角膜溃烂、穿孔。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她常常撞在墙上摔倒。今天的这片眼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就在当天，她发现自己“能看见桌子和树了”。 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久，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 “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6月5日傍晚，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为了避免熟人看到，几个亲戚快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第二天，张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坟。 回到县城，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的儿子。 有时，她在擦地，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说说话，就像他还没走，只是我摸不着他。”甚至现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地经过，心里也疼。 胡久红费力地跪在已经有裂缝的瓷砖上，从床底拉出了一只小木箱，取出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张照片。 我问他们：“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张天锐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阵，又低声说：“但孩子死得惨，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叫谁也是难受的。” 他决定出去透透气。胡久红挪向我，压低了声音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闭上眼睛就看见儿子的脸。”她向丈夫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担心，不敢和他说。” 6月15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半年前，张磊在京山结识了小他两岁的女友程丽。比起为生存忙碌的张磊父母，程丽更了解他：他心地好，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喜欢玩“魔兽”，有时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总是“很有感染力”…… 像很多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程丽喜欢幻想未来的家，“结婚照要挂在哪面墙上”，“书柜要什么样式的”。张磊总是笑着听，并向恋人保证：“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一切都计划好了。等到张磊的工作稳定下来，他们就去两家见双方父母，定下婚期。 “总之，跟他在一起，怎么样都好。”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孩羞涩地笑了笑，眼角却挂着忧伤。 2011年5月31日早上7点，22岁的张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门，他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程丽，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迟到。他们正在电话里开心地聊着，程丽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手机里再也没声音了。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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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3 11: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