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待除紧箍咒

猴子

　　身份难定 资金难筹 人才难留
　　
　　民间社会组织发展 亟需去除“紧箍咒”
　　
　　在深圳经济特区3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外来劳务工一直是该市社会经济建设的主力军，随之兴起和发展的劳工草根社会组织也相应成为深圳传统NGO的典型代表。
　　
　　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示范区的深圳，近年来一直在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先行先试。记者了解到，这些年深圳在传统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型非政府组织，如国内第一家专业反家暴民间机构--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专门以孵化非政府组织为工作内容和目标的深圳恩派，全国唯一一家关注精神病强制收治的政策倡导机构--深圳衡平机构……深圳非政府组织目前已经扩展到妇女、教育、环保、扶贫、困难群体权益维护等多个领域。
　　
　　作为异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这些NGO在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法律援助、政策倡导等各个方面作出了惊人的成绩，有效弥补了政府和企业职能的不足。然而，深圳最早一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仅有10余年历史，作为新生事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注册难、资金捉襟见肘、人才短缺和流失等众多问题也越来越为外界关注。
　　
　　社会组织要成长为真正发挥作用的“第三部门”，除了需要面对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外，更需要解决众多的内部问题。
　　
　　【现状】草根社会组织：从传统到新型
　　
　　一位资深NGO人士告诉记者，时至今日，仅他所知道的深圳劳工非政府组织就有十几家之多，这些机构长年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咨询、法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服务。而红花草就是深圳劳工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
　　
　　红花草信息咨询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门从事新工人生存状况调研以及务工权益保护咨询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刘军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今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已大不同，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在遭遇侵权时，具有相当的维权意识。不过，在面对专业的法律问题时，却又显得手足无措。“红花草就是要告诉工人，如何利用法律以及公司制度来保护自己。如果要诉讼，该做哪些准备，规避哪些风险。”刘军说。
　　
　　相比于传统非政府组织已经常态化的工作而言，新型非政府组织在各自领域也作出了诸多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以深圳衡平机构为例，该机构仅仅成立1年多，就相继发表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和《2010-2011精神病与社会观察报告》两个专业报告，有分析人士指出，第一个报告改变了法律界在精神卫生领域长期失语的现状。
　　
　　据该机构负责人黄雪涛介绍，自成立一年来衡平已经为湖北彭宝泉、武汉徐武、河南徐林东、深圳郭俊梅、福建陈国明等多位“被精神病”者提供法律援助。
　　【困境】多重“紧箍咒”制约发展
　　
　　草根NGO取得“准生证”很难，“生下来”要健康轻松地活着则更难。本报记者在调查这些社会组织的生存现状时感慨颇多。首先就是登记门槛的“难”，能最终在民政部门登记的还是少数；然后则是税收、经费、人力资源的“难”，有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协会不盈利而且募款困难，因此税收对于他们来说，已成为很重的负担。最后则是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的问题，套在它们脑门上的“紧箍咒”太多，要发展壮大举步维艰。
　　
　　1.身份尴尬民政注册难限制公信力
　　
　　虽然早在2008年深圳即已对非政府组织登记放开部分限制，但离很多非政府组织人士的期望仍然很远。深圳衡平机构就是工商登记，黄雪涛表示，“当时听说深圳对于社团组织民政注册部分开放，有想过进行注册，也有人热心帮忙。但研究之后发现，还是障碍很多，对我们做全国性政策研究与倡导的机构而言，还不适用。最后从成本与方便角度考虑，还是直接进行了工商注册。”
　　
　　北京亦能亦行身心障碍研究所，一家专门以残障社会工作及残障法律为关注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就曾经尝试过在深圳进行民政注册。该研究所研究员杨冰告诉记者，当时听说深圳在非政府组织组织注册方面有松动，就想在深圳进行注册。“但了解情况后发现，像我们这样提供法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还是需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具体点说就是挂靠到司法部门或者有政府背景的机构下面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最后只好在北京进行工商注册。”
　　
　　杨冰表示，很多非政府组织希望进行民政注册，主要是想解决一个身份上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机构的公信力。毕竟工商注册的机构公信力有限，受众也会怀疑。”
　　
　　2.资金难题
　　
　　部分NGO靠自筹经费存活
　　
　　如果说身份尴尬，让非政府组织感觉前途暗淡，那么资金上的困难，则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记者了解到，由于政府对于民间公益资金来源和使用，缺乏很好的监督措施，因此很难开放这类机构的募资渠道。同时，国内基金会的项目资源也很有限，对于草根非政府组织来说，很难分得一杯羹。对他们来说，从哪儿弄到钱一直是个难题。再加之进行的是工商登记，就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收，这更加重了资金方面的困难。
　　
　　刘军介绍，目前红花草共有3名员工，按照每年五六百单的业务量，现有的员工数量已经被压缩到极致了。
　　
　　据了解，目前红花草的经费，主要靠员工自筹，无法进行公开募捐，由于机构较小，也几乎得不到境外基金会捐赠。目前红花草主要依靠网络开展活动，不少业务因经费问题很难开展，就连员工待遇也很难得到保障。而有业内人士表示，靠自筹经费度日的NGO不在少数。
　　
　　3.人才断层
　　
　　理想遭遇现实难题
　　
　　“在深圳从事非政府组织的普通员工，月薪基本在2700元到2800元之间，长期拿这种低工资是无法想象的。”刘军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少人选择离开。
　　
　　从非政府组织辞职后进入律所工作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目前非政府组织行业薪酬普遍不高，有媒体用“血汗公益”来形容非政府组织的现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刘先生这样因为薪酬问题离开非政府组织的并不在少数，而因为其它原因离开非政府组织的也不在少数。在一家劳工非政府组织工作的杨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年，自己有不少朋友选择离开非政府组织，原因各有不同，“有一个朋友因为和机构的理念存在冲突，觉得机构的管理太混乱了，和自己的理想有很大差距。另一个朋友则是觉得目前很多非政府组织还是太草根，不利于自己的职业成长，他想去商业机构学习经验和技术。”
　　
　　【呼声】能否在税收和管制上放宽政策？
　　
　　杨冰说，除了公信力方面的问题外，税收也是很多非政府组织迫切想要“名分”的重要原因。“目前很多机构进行工商注册后，就得按照公司的规定交税，如果能够进行民政注册就不一样了。”
　　
　　刘军告诉记者，目前龙岗区税务部门已经取消对该机构征税，理由是红花草的“营业额”并未达到征税标准。刘军认为，这一做法将会是未来趋势。“在民间非政府组织尚难‘转正’时期，实行公平的税收政策，关系到这些机构的生死存亡。”
　　
　　刘军认为，草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问题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当下情况而言，他提出了两点期望：一是政府在税收和管制政策上，放宽对草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二是希望公众关注他们的工作，尽可能为非政府组织事业出钱出力。
　　
　　在一家非政府组织担任研究员的李小姐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做了两年多了。“虽然薪酬低，但是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来解决。我前两年拿到了律师执业证。现在一边做一些商业性的案件，一边做非政府组织。用做律师挣的钱养活自己。另外，我觉得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给工作人员适当加薪也是可以的，非政府组织管理人员和公众都要改变观念才行，不能认为做公益就必须低薪甚至是不拿薪水。”
　　对话
　　
　　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
　　
　　培育社会组织是深圳重点改革项目
　　
　　深圳社会组织的百花齐放，与深圳相关主管单位近年来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扶持密切相连。作为草根社会组织的“大管家”，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近年来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近日，本报也独家采访了该局局长马宏女士。据她介绍，深圳不仅最早进行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采取了许多措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南方日报：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是怎样的态度？
　　
　　马宏：深圳非常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从2008年开始，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先后三次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列为重大调研课题，2011年被列为深圳市重点改革项目第一项。
　　
　　通过多年的深入调研和科学谋划，深圳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初步构建了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政策体系。
　　
　　去年3月，深圳成功举办了“中国·深圳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67家社会组织和企业参展，共计2万多人次到会参观。公益展示会上，很多社会组织与基金会达成合作意向。从今年开始，民政部将与深圳市联合举办“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南方日报：有哪些具体措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马宏：除了前面提到的政府重视、搭建“公益深交会”平台外，从资金方面来说，政府专门设立了“种子基金”。以福彩公益金为“种子基金”，征集社会上运行比较成熟的项目，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育，探索公益金开拓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承接成熟项目的机制。
　　
　　这几年总共投入4700多万元资助社会组织开展了100多个公益项目。比如深圳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的孵化基地、深圳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的反家暴项目、橄榄树残疾人文化创意孵化园、深圳市铭晨社工服务社驻宝安法院青少年犯罪社工帮教项目等，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同时，深圳还启动了培育实验基地。深圳市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于2010年1月8日在深圳市正式注册成立，是“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的项目承接方。通过专业的团队和技术经验，在为期10个月的培育过程中，为社会公益组织在初期提供场地、组织管理、技术培训、政策引导、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服务，帮助公益创业者实现在公益领域的创业梦想。2010年首批6家入壳组织中有5家成功注册，去年的6家民间公益组织已入壳培育，即将“毕业”。
　　
　　当然，社会组织要发展，离不开人才培训。在能力提升方面，创建了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去年已经开展第五期培训，5年累计培训社会组织管理人才600多人次。
　　
　　观察
　　
　　民间社会组织发展迎来春天
　　
　　去年12月4日，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全市建设“志愿者之城”的动员大会上明确表示，深圳要大胆探索，不断拓宽志愿服务参与渠道，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来。
　　
　　而就在去年的11月22日，在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下称《方案》）的起草说明中明确提出，从明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与此同时，广东将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一业多会”，改变“一业一会”的垄断格局。
　　
　　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深圳市主要领导的表态为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再一次提供了实现路径。据了解，本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八大类社会组织。核心是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宽进”，重在培育。此举也意味着多年来一直困扰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难题有望解决。
　　
　　据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深圳市民政局前局长刘润华介绍，一直以来，“一业一会”格局让各行业协会商会处于垄断地位。这次改革将积极推行“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他认为，现阶段，可以在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扩大改革范围。
　　
　　中央、省、市对社会组织的期望越来越明确，而深圳作为改革之城，也在“十二五”期间明确提出要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作为全国第一个将公民社会建设写进“十二五”规划当中的城市，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非政府组织在深圳的发展将迎来春天。


该贴已经同步到 猴子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