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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佑平：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公益慈善与非营利组织，完全可以向我们的市场领域学习，包括我们政府的政府，包括我们自己的做法，向市场学习的一个最好的典范就是上海的真爱梦想基金会。其实政府我一直在倡导，政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这个管理体制不能解决？当年我们的民营经济组织和企业，都是有挂靠的。只有把门打开，把游戏规则制定，所有的官员也不会头疼了。为什么他会头疼呢？你说这个部门利益，当我在一种体制下面的话，法律上面只是依法行事，所以这肯定还有，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一旦这个体制解决以后，行业就会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游戏规则。 就像今天我来路上很堵，市场就像开车一样的，他自动会调整，我们不用太去担心。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把门打开，把政策放宽，放宽以后，有能力的、有技术的、有先进理念的、效果最好的、能力最强的就会成长起来。那些效果不好的、能力很弱的、效率很低的，市场会把它淘汰。我相信市场的规则就是这么样的规则。所以开车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市场有自我调节、自我修正的能力。我们先把这个能力用尽、用成熟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讨论、用政策的干预。我担心很多的朋友们，特别相信政策干预的效果。政策干预的效果有时候打折扣，而且我特不相信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或者说非成熟化的手段去实行成熟，我们追求的成熟化的目标。 永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认为刚才永光讲的那几个里面，第一个可能是组织的法律要出台，非营利组织法律，对这个主体没有定位的话，那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一旦出台以后，那你是否是非营利组织，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定义还不清晰。永光所说的这些明明是商业机构，哪怕他刚开始的时候坑蒙拐骗，第一年年审马上就能发现，而且会有一些限制，就不存在判断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说仍然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你必须要界定准确非营利组织。现在反而是我有三个条例，都是技术问题，技术问题谈也谈不了，你如果有一个组织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解决了，可能我觉得还没有从大的层面上去解决。 为什么这个民间组织NGO没有这个，整个社会上没有地位。我们这些从30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报告里面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两股国际力量进入中国，一股是以利润追求为目标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外商企业，另一股是以价值追求为目标的国际NGO。这两股力量进入中国以后，它们的情况、待遇完全不一样，起的作用也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差异某种意义上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进程，我们所有的跨国公司，到任何一个地方，受到政府、市场、老百姓的欢迎，所以你们看到很多可口可乐在中国长驱直入。当年他们在中国长起来也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发展，我们国内的民营经济组织就向市场学习，向这些跨国公司老大们学习，我们民间的民营经济组织就大幅成长，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体，已有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市场的主体。但是我们的国际NGO进入中国以后，到现在要身份没身份，这所谓的事情受到限制，他们的待遇可能跟赚钱的这些企业的待遇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很多人说要学习跨国公司，国际NGO的先进技术、专业和管理经验，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值得学，但是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独立的价值使命追求和坚守，这恰恰是中国的NGO为什么没有地位进入不了我们社会的主流？打个比方，我们没有独立的价值使命的坚守。所以我们的很多NGO，要么依附政府、要么依附企业、要么只是个人领袖的一种小圈子的情绪表达或者一种意见表达而已，但是这个组织之所以称为组织的，能够坚持下来的一定有独立价值的东西，有，但是不是特别普遍，所以永光在说，我们的NGO为什么这些领域没有进去。 程玉对我的理解比较准确。我一直认为，这些问题得由市场自己去解决，我们直接去解决这些大的问题。为什么有的组织刚才哪一位说适得其反，我现在把这个政策放宽以后，没有所谓的门槛之分之后，就没有你说的输在起跑线上了，因为大的政治上解决了，我觉得写的一篇文章的，其中就说的，政府只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当年没有门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财政支持、购买服务，这块儿也是我们一直呼吁的，但是一旦这个财政支持跟购买服务以后，那么不管他是一个草根组织还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还是一个新兴的组织，或者是一个传统的老牌的公募组织，按照规则，这是一个制度，它肯定是一视同仁的，优胜劣汰。这些问题是由市场本身去解决的，违规的话该怎么处理。但是我先把这个规则建立起来，现在就是因为把这些规则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 当这一个特征就是让他们去放开，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也是法律的问题，但是整体的效果很好，如果这个社会组织、社会领域放开。我觉得所有的社会组织就完全跟商业一样的成立公司，而且这个社会组织还可以更加特定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社区的组织，就相当于我们的跟从个体户一样的，你都可以继续放开，你要放开不用担心，当时永光还有点儿担心。 | 
发表于 2012-4-16 2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