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癌症村：笼罩在迷雾之下

猴子

　　(2011年7月12日晚上，孔凡国的家门口来了两车人，戴着口罩，打开车门就叫骂，说你丫要是再到处乱告，变把你和你弟弟全家都灭了。又往他家扔砖头。有人听到叫骂，就打开门来看个究竟，两辆车就吓跑了。他们在孔凡国的门口，刷上了红漆。孔凡国今天找了好多朋友来保护他。但他不知道，这个村庄今后的命运将如何。我把2008年去采访时写的一篇未发出的稿件，登在这里，以备大家知道些底细。另外，《新京报》2008年初曾做过报道，2009年，北京科技报又写了报道)


　　不约而同的癌症

　　北京顺义区木林镇后王各庄村内，有个十字路口，村民把个路口称为“街市”。一个小贩在卖蔬菜、玉米种子，一个小贩在卖蔬菜。

　　老王穿得很整齐，还围了条格形的围巾，坐在路口的砖台上。这是他第二次碰到笔者了，可他仍旧不愿意向笔者透露他的姓名，只拼命地说他姓王，也不愿意他因癌症死去的老婆的姓名，只愿意说是“老王之妻”。

　　他倒是很来劲地向笔者介绍村里这几年因为癌症死去的人的情况，也提到他刚刚死去五个月的老婆，花了全家十二万元，这笔钱大都是六个女儿给凑的，“我老伴查出来后，活了六个月；不像有些人，一查出来不几天就死了。我猜他们是给吓死的。我老婆到死都没住院，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

　　一个穿棉大衣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脸色黝黑，手中捧着好几个老葫芦。一个老葫芦掉到地上，她弯腰下去捡起来；然后使劲搂在怀里，她要捡得紧紧的，否则很容易又有葫芦会掉落。一个村民说，掉了就掉了，捡它干什么？这个妇女说，这可不能掉了，拿回家舀米、舀水，很好用的。

　　妇女摇摇晃晃地要走出我们的视线，回家去了。老王一直盯着她。他说，她是我本家的弟妹，你看她多年轻，才四十多岁；这么年轻，就精神失常了。她的男人去年得了脑瘤死了，留下她和两个孩子。

　　旁边的村民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叹息。一个身穿网通公司制服的人突然轻轻说了一句：“这样死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

　　笔者追问了一句：“有没有人统计过，到底全村因癌症死了多少人？”

　　村民们开始扳着指头算起来，这一个那一个，姓王的姓张的姓孔的，算来算去，没有人说得清。有个妇女说了一句：“过去的记不清了，反正今年春节之后，又死了五六个。”

　　老王说：“有些人，即使查出来了，也不愿意声张；村民也担心说得太多，名声不好，将来男的娶不上媳妇，女的嫁不出去。”

　　不过他给笔者指出一条明路：你要想了解这个记录，你得找孔凡国，他几年来一直在调查。

　　36岁的孔凡国，在他弟弟孔凡其的钢窗厂做工，帮助开车拉货。孔凡国的衣柜内，放着他这一两年来的调查材料，堆起来有七八公斤重。其中有一份不断加长的《后王各庄村癌症病因调查表》，那是他挨家挨户调查登记得出的。

　　调查表显示，2001年至2007年底，患癌症的村民共有25人，已经死去19人；其中肺癌8人，食道癌4人，血癌3人，此外还有膀胱癌、淋巴癌、胰腺癌、肝癌、胃癌、咽癌、脑癌等。

　　孔凡国注意到，患癌的村民中，老人占很小比例，五六十岁占的比例最大，并有年轻化的趋势。具体来看，70岁以上的为5人，20岁至40岁有3人。此外，19个死亡村民中，从确诊到死亡大多都是一两年间的事，最短的才1个多月。

　　做这样的调查，是因为村民相继死于癌症令孔凡国感到奇怪，在2000年以前，很少听说谁患癌症，“1987年至1997年间，大约是4个。” 孔凡国为这个调查自己花了一万多元，耽误了好多工作，经常是早上出门，晚上才回家。这个调查并不完全，因为村里不少人并不配合，有人生病了，但不愿意把真相告诉邻里。这个数字对于常住人口只有三百多户、1029人的村子来说，“已经很不正常”。

　　化工污水和臭气

　　后王各庄东边，是前王各庄。一条干枯的小河把两个村子隔开。

　　村民喜欢说这条小河过去里面水清水好，孩子们在里面捕鱼捉虾。这条河流出村子之后，经过一个名叫希涛技术开发公司的化工厂旁边，然后流入杨镇，流入北京东南角最大的湿地“汉石桥湿地”，这是北京市仅存的两大湿地之一。

　　因为干旱的缘故，这条河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干了。站在干涸的河边，家住在希涛公司北墙外十几米的老张，与笔者谈起了村庄的变化。
   
　　“反正很奇怪，这家工厂是1997年开始建设的，2002年开始投产；他们投产之后，村里因为癌症死亡的人就多了。去年7月份，顺义区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来化验了一下村庄水井的水质，说检测的所有指标都合格。但是我们许多人，都不敢喝井水了，都买桶装水做饭、饮用。”

　　天气很好，很清楚地看到希涛公司的两根烟囱在冒着浓烟。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凑过来，她说：“你看那个管子，就是希涛公司的排水口，几年来他们一直把水排到小河里。因此我们怀疑，是他们排放的水污染了井水。”

　　走近排水口，一根直径30厘米的管子向沟内缓缓流着一股带酸味的水；水量不大，在河沟里汇成了一个小水坑。

　　前王各庄村张青山等多名村民说，2006年收秋，他们用打火机试着点了一下河沟里像“粉坨一样的黏东西”，一下子就着了。后王各庄村村民孟庆峰称，2005年夏天，有村民将河沟里的水引到自家废弃的鱼塘里，没过几天，鱼塘的水面上漂起一层死鱼苗，“连蛤蟆都死了。”2006年夏天，河沟边多棵大树也枯死了。村里现在没人再去河沟边放羊。有村民说，2006年开春，他在水沟边放羊，几只母羊喝了河沟的水，结果生下的小羊羔“不是死了，就是没毛”。

　　孔凡国收回的一二百份“后王各庄村癌症社情民意调查表”中，村民们认为“臭气、污水和饮用水”是致癌的“祸首”。

　　据村民们回忆，从2002年开始，村里整天被一股臭味包围，“酸臭酸臭的”，“塑料泡沫烧焦的味”、“闻着喘不过气来”、“像烧死孩子那个味道，说酸不是酸，说臭不是臭；关了窗不行，躲进被窝也不行”……

　　从村南到村北，数百米的距离，笔者访谈的每户村民都能证实臭气的存在。他们夏天不敢开窗，臭味能把人熏醒。而这种气味在下雨、下雪前，以及阴天时、气压低时，最为明显。

　　“关着窗户，有时都有味。”村民付怀武说，他家的窗户都用胶带粘上了，不为挡风避寒，“就是嫌有味。”

　　是“法国留学生”回来迫害家乡？

　　老王说，希涛公司的老板，原来是旁边一个叫王泮庄的村民。这个人姓唐，后来留学法国，定居法国；后被离老家几公里之外的王各庄村“招商引资”，办了这个化工厂。

　　据顺义区工商局提供的信息显示，希涛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转让；销售水处理、选矿、造纸等设备；制造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催化剂、水处理剂、偶氮化合物等。

　　希涛公司一郝姓负责人说，该公司主要生产聚丙烯酰胺，这是一种絮凝剂，是用于污水处理的环保产品，整个生产过程没有污染和毒害。

　　王振宇和刘春玉都是后王各庄村的村民，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两人都在希涛公司工作。在他们看来，这个厂子并非所说的“环保无毒”。

　　王、刘二人证实，当初进厂时，“人家招人不要没结婚、没生育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戴胶皮手套、口罩甚至是防毒面具。作为粗切工的王振宇，因没戴手套，作业时手背多次被烧得脱皮。

　　二人的工资表显示，工人每个月都有防毒费。

　　村民王宝良2005年被确诊为癌症后，常去该公司附近溜达，他说亲眼看到画着“骷髅头”的塑料桶被卡车运到厂里。他不知道桶里装着什么，“但有剧毒的才用标着骷髅头。”

　　村民王振宇和刘春玉也看到过画着“骷髅头”的袋装粉末和桶装液体，他们只听技术人员说这是单体，并不知道准确的名字，“厂里试验室的人说过这东西致癌，让我们平时多吃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

　　希涛公司郝姓负责人称，所谓单体就是丙烯酰胺，但并不像工人所说的那样可怕，“是不挥发，不污染的”。让工人戴防毒面具是怕工人操作不规范，药液溅到脸上、眼睛里造成不必要的危险，防毒费则是每个化工企业都必须有的，“并不代表有毒害。”

　　在王振宇和刘春玉看来，村里的臭气与河沟水被污染，与希涛公司生产过程中污水、粉尘和废气的排放有关。

　　茫然与失落

　　2008年1月7日，北京顺义区卫生局和疾控中心的20多名人员来到该村。他们有的穿便装，有的穿白大褂，这些工作人员从村委会和部分村民家中取了饮用水样封存。随后，在村委会负责人的带领下，分头到村民家中了解癌症发病情况。

　　可到笔者采访时为止，调查结果仍旧没有公布。孔凡国说：“何况，水如果没有问题，空气是不是也没有问题？如果这家公司没有问题，是不是其他的方面有问题？”

　　一股茫然的情绪笼罩着这个村庄。村民曾经到希涛公司前静坐，但是“12辆卧车开来了，要抓走静坐者；静坐没用，大家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只能等政府的安排。”

　　笔者问：有人想过去告这家企业吗？村民回答说：“没有证据，怎么告啊？何况，谁知道官员和这个厂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老王摇了摇头，左右的村民摇了摇头：“不知道，等着吧，谁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轮上我了呢？”

　　后王各庄村委会工作人员透露，希涛公司是镇里招商引资的企业，村里根本管不了。“对方说有味不一定有毒，咱也不是搞专业的，只能管到这一步。”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林景星认为，后王各庄村的调查取证有相当大的难度。

　　林景星曾到全国多个“癌症村”调研，他花了3年的时间，耗资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做出结论。

　　早在2001年，他就提出了“生态环境地质病”这一概念——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如工厂排污、矿山开采等，破坏了地壳元素的平衡状态，使这些有毒元素通过水分、土壤、农作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在人体内积聚下来，一旦摄入总量超过临界点，就会发生病变，甚至导致死亡。

　　顺义区这个村庄的村民要想拿到证据，林景星坦言很困难，“要有逻辑性的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确认癌症与排放的污染间有直接关系，打官司才可能有用。”

　　中国有两个援助污染受害者的民间环保组织，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一个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讼部。根据笔者的调查，这两家组织都没有收到来自顺义癌症村的举报。两家组织的相关负责人认为，如果当地村民真的觉得企业存在环境伤害，那么就应该联合起来，要求民间环保组织提供帮助；虽然未必能解决问题。

　　倒是孔凡国传出来一个新消息，也许是好消息，他说，有家公司愿意给后王各庄村免费提供几台反渗透的滤水器。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运作成功了，村里的水大概会清净一些。(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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