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活动时间一到,孩子们便高兴地跑出小巷。实习生郑俊彬南都记者陈志刚摄
学会做饭也是课程之一。实习生郑俊彬南都记者陈志刚摄 顺德教师钟建强收养了8个孤儿,其中包括玉树地震中的5个孤儿。但他却讳言“收养”,称这是“助养”,他担心自己不能被政府认可。看到兰考袁厉害事件后,他悄悄到窗口单位咨询**程序,但他不敢说他已收养了8个孩子,无法鼓起勇气申请“转正”,“万一他们真是要取缔我这个地方,我不是自投罗网了吗?” 所有生活家务由孩子自己完成 清晨6点,天还没亮,伦教鸡洲鸡永路一座小桥前的空地上,钟建强带着17个孩子打太极。17个孩子中,8个是他收养的孤儿,9个是他招收的国学班学生。太极作为体育课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钟建强是顺德一所学校的老师。2011年,因一面之缘,钟建强收养了怀集3个孤儿兄妹。玉树地震后,他又接收了来自玉树孤儿院5名已经十五六岁的孤儿。去年3月19日,玉树孤儿院院长亲自送孩子们来到顺德,在考察了钟建强家的环境后,院长才放心地将孩子留在这里。 钟建强租了一栋三层小楼安置这些孤儿,还雇了一位老师给孩子们上国学。后来当地也有家长陆续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国学,目前招收的学生有9名。他们一起吃住,一起学习。 每天早上,17个孩子有各自的任务,做饭、扫客厅、整理内务……一切妥当后,8点30分,准时上课。 一楼是准备早点的孩子们,蒸馒头、煮粥,这些由生活阿姨和孩子们共同完成。来自玉树的卓玛和尕拉两姐妹在厨房帮忙,2011年来到顺德后,这两个15岁的女孩已经学会了汉语,因为年纪稍长,在这个家庭中作为女孩子们的照看者。在这里,不管是8岁还是18岁,所有的生活家务都由自己完成,雇请的两名生活阿姨只是进行一定的帮助。 让每个学生各自独立完成生活家务,也是钟建强教育这些孩子的理念,“我要教会他们这些基本的生存能力,而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理、生活能力,比如洗衣、做饭。” 尽管孩子们已到来近一年,但钟建强没能办理收养手续。他称自己的这种方式并非收养,“我这个只是助养,因为孩子们也都还有亲戚,他们才是这些孩子们的监护人,我只是负责这些孩子的饮食起居和教育。” 钟建强一直担心自己这种方式能否被政府认可,“这种民间资助手续如何合法化?如何**?”他期待自己和孩子们有一个正式身份牌照。 带孩子开荒种菜 “很多时候你拿钱去资助一些孤儿,只是给了他们物质帮助,但是他们缺失了最关键的做人的教育,等于说你这件事做了8分工,却差了最关键的2分,有些孩子由此反而学坏了,你说你到底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对自己这种方式,钟建强有自己的理解,“我就是希望不仅能把他们抚养成人,同时也希望他们自理生活,成为有用的人。” 钟建强的国学班解决了孤儿的教育问题,也解决了8个孤儿的开支。国学班面向社会招生,一个学生一学期收费4000元,招来的学生和孤儿们一起吃住。 “这栋楼每个月房租2000元,孩子们一个月吃饭五六千元,加上水电费等开支,每个月开销近万元。”钟建强说,他按养生之道给孩子们调配饮食,晨起锻炼,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孩子生病住院,这让他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除此之外,钟建强还带着学生下地种菜。来自均安的小军被委任“菜园子经理”,“因为从小他奶奶就带他下地种菜,所以他会这些,我们就发挥他的专长,给每个学生一分责任感。”钟建强说,“我们早上准时6点出门锻炼,晚上9点半准时休息睡觉,我们自己开荒地种菜,这样既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我们也有新鲜蔬菜吃,甚至刚来的时候有些体质弱的孩子现在身体都好很多了。” 一怕孩子不成器二怕政府不让办 在钟建强的眼里,这些衣食住行的经济负担并非他最担心的问题,“我最怕两样事,一个是怕他们将来不成器,第二是怕政府不让我这个地方办下去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兰考袁厉害事件发生后,钟建强一直压在心底的忧虑再次浮上心头,接着民政部发布了排查私人收养的文件,还没等民政部门来查,钟建强就主动找门去。 “我先去了一些窗口单位咨询相关的**要求和程序”,钟建强说,“但我还没敢跟他们说我这里已经有了8个孤儿,万一他们真是要取缔我这个地方,我不是自投罗网了吗?” 然而,这种担忧一直在持续,钟建强又回到刚接收这些孩子时的状态,不停地找律师咨询,看相关收养法律政策,关注相关报道,甚至找熟人打探,能否给孩子和自己一个正式身份,“我现在也还不敢去那些正式办理单位,目前只是去探探路。” “其实我心里也很纠结,一方面是不想大肆宣扬这个事情,但同时也希望让别人知道,如果真的有需要我这里还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栖身之所,尤其是看到贵州5个孩子被冻死的事情,我确实很震撼。”钟建强说,“我原本想,如果以后真有缘分,我这个家里容纳的可能不止8个孩子,但现在前提是政府让你办这个事。” 统筹:南都记者黄怡 采写:南都记者陈潇 观点 孤儿抚养缺位 根子还在错位的政绩观 有关孤儿救助的新闻近期接连而至,展现出我国孤儿抚养的现实图景:一些孤儿没有得到较好的抚养,合法的福利机构数量不足,既有的福利院未有效发挥功能,或挪作他用或运转困难。同时,一些民间孤儿院长期没有合法的名分,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救助。不论是民间抚养孤儿长期没有规范的法律法规,还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相关问题都值得反思。 分析其根源,政府部门重视不足、孤儿抚养的制度性建设长期缺位、地方财力有限是主因。 而翻开一些地方政府网页,招商成绩一定是大书特书的政绩,有的还详列了各种优惠措施,如大面积土地划拨,高比例土地出让金返还,甚至对出现招工难的企业进行政府包干…… 积极招商与消极抚孤,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政理念和执政重心上的不平衡。一些地方忽视、淡化了社会管理及救助职能。为了招商,年前列计划,年终搞奖惩,再困难的地方都能创造条件提出几项优惠措施,一些官员再忙也要安排时间跑项目、跑资金。而涉及抚养孤儿的事,就是“往后放一放”了,再困难的地方也不差几个抚孤的经费吧? 显示政绩的事有人问、有人管;不太显示政绩的事则少人问津、不下功夫。在如何把握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社保“兜底”的关系上,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政绩观的问题。 民生无小事。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从孤儿抚养中暴露出的问题,需要深入反思。工人日报 救助孤儿 别成了应激性反应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折射出中国草根慈善之困。不少人开始意识到,弃婴的救助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散落在民间的孤儿也要纳入监管范围。 但多年积弊不是几场运动式排查就能解决,盲目的“一刀切”也会让民间公益人士寒心。把孤儿从民房、寺庙送到福利院,不应是一场运动,而应关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心理慰藉能否得到满足。 弃婴救助需要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与互补。不管怎样,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这些无辜的生命。否则,今天被政府匆忙接走的“宝贝”不知哪一天又会变成“包袱”。如今,夹在政府与收养人之间的他们,似乎已经成为某种符号,代表着形象、任务、利益甚至资源,可别忘了,这些在角落里无声无息长大的孩子,依然那么脆弱、残缺、无助。 (来源:南都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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