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帮助这个字眼。你说我去帮助他，就是在把对方定义为弱者，感觉自己站在更高的位置。他为什么要接受我的帮助，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帮助他？实际上，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生命的理解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做临终关怀，是对生命的关怀，是和病人、家属在一起，这是个彼此疗愈的过程。”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评选会,王莹在阐述她的对临终关怀、对公益的理解。视频前的王莹一头长发、不施粉黛，南都官网照片也是一脸“温柔”冲着你笑。“我觉得做公益让我变成一个有梦想的人，也让我也学会了什么叫温柔，真正的温柔要给别人自由。”但坐在手牵手工作室里和我们面聊的王莹，一袭绿色棉服，头发往后精神扎着，聊天时快言快语，有时还会冒出几句性情的“吐槽”，8年商业社会训练出来的结果导向、讲究效率的职业素养“混杂”在其中。 王莹，70后生人，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手牵手)创始人之一。在创办手牵手之前，本科学视觉设计的王莹，在广告公司做了8年，从平面设计师到项目经理，在广告的圈子“混”的游刃有余，衣着光鲜，项目业绩出色，收入也不错。“但有时也会觉得自己很盲目和很自大，经常到处跑，忙碌到麻木，晚上有时会做恶梦，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会像泡沫一样，啪，一下就没有了。” 在王莹的自我认知里面，有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及对所谓物化标准的质疑，即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圈子，你要有着怎样的穿着，如何消费等等，王莹周围的朋友，要么选择离开自己开公司，要么继续在大公司任职等待机会晋升，大多数朋友认为只要保证生活无忧，有吃有喝有玩很好，而王莹在没有完全确定如何改变之前，也一直保持不断忙碌的状态。但改变的契机和力量，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到来。 突遇“死亡”：要和她们在一起 2006年年底，王莹的亲人被诊断出癌症。“那时候我一下子站到了死亡的面前，那天我一个人在医院拿诊断书，我问医生‘后面还有多久’，医生看着我‘大概不到一年吧，你准备好吧’就这样直接回应我。”王莹当时就站在医院窗外的走廊，怎么也走不进亲人的病房，觉得这个被卡喉咙里的东西硬是被压下去了，她才开始走到病房里面，跟亲人讲话。 在之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王莹奔波于家、医院和公司，疲惫而有规律。“当时我的工作是放掉一大半的，因为要在医院值班陪夜。以至于后来做临终关怀进病房的时候，我就觉得像回到家一样，那个环境特别熟悉。我会理解那些病人和家属在就医过程中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但是这一年的时间对王莹和她家人们也是巨大的考验，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安抚好亲人的心情，如何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那一段时间，我和家人的心情起伏都比较大，自己也会很恐慌，有时会胡思乱想。因为有人说癌症是会遗传的，有时候害怕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一直想办法让自己和家人平静下来，我找到在心脏科做医生的表弟，问他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是否会做一些心理疏导，家属能在安抚病人时做些什么”。表弟告诉王莹，医生一般不掌握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找个学校进行系统学习。而正好有人推荐说华师大有一个这样的班，包括授课和实习大约大半年，之后可以报考国家心理咨询师证，王莹就报了名。 学习刚结束，就发生了汶川地震。“华师大有心理系的老师到前线去，我们一帮同学也很激动要去，但当时不允许个人志愿者前往灾区，我后来就加入了当时教我的一个老师组的团队。”因为属于“菜鸟”级别的咨询师，队长就把团队宣传的任务交给了王莹，具体工作就是拍照、组织活动、写博客、做各种联络工作。 于是2008年5月20日，王莹和伙伴们去了成都。在安县一所小学里，王莹遇到了一个小女孩一直站在我身后。站了很久不说话，然后突然放了一个鸭蛋在我电脑旁边。我当时就愣了，说不能收，自己有，她不肯，接着对我说了一句谢谢你。”王莹一愣，“我知道你是从上海来的，你们从上海来，跟我们在一起，就很好。”王莹顿时明白当人突遇死亡的时候，犹如身处一个孤岛。这也是她突遇家人“死亡”消息时渴望有人陪伴的心理。从四川回来后，王莹总在想：每个人都会面对临终问题，为了让我们所爱之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被祥和宁静所环抱，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注册手牵手：从草台班子到一门事业 “当然我意识到生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长，突遇“死亡”，原来生命是很突然，不在自己的计划之内，不属于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与其说我到那天再去懊悔，那不如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给自己一个选择。” 为此，王莹寻找了不少资料，最终接触到“临终关怀”这个概念。之后找到手牵手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黄卫平，两人不谋而合，便联合一同去四川的同学组成了“手牵手临终关怀志愿团”。最开始手牵手一位志愿者在上海肿瘤医院做志愿者。做志愿者的科室叫“姑息科”，对外称“综合治疗科”，在里面接受治疗的都是癌症末期病人，志愿者流动量较大。 而彼时上海肿瘤医院成立这个科室的时间并不长，王莹他们介入时刚刚成立三年。“我很敬佩这个科室的成主任，他是在一次到美国考察之后决定成立这个科室的，他发现美国的癌症病人从得病到死亡在医院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在我国只停留在治疗康复阶段，医院还会拒收还有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生命期的病人。他当时就跟院长说，肿瘤医院是上海的第一块牌子，我们都做不到有始有终，还做什么！这个科室年终审计时年年亏本，成主任每年都跟院方力争保持。” 于是，王莹和志愿者立志要做好在上海肿瘤医院的临终关怀服务。为了一门心思发展“临终关怀”，王莹和黄卫平先后辞去了原先稳定的工作。然而，经营一个机构同管理一个志愿团可不是一码事。“作为机构，需要一批固定的员工，然而作为纯公益组织的我们哪有钱雇人？”为了节省交通开销，黄卫平还将自己的私家车挪为公车。 直到2009年，王莹准备了一大叠的资料，申请了创投，这才赢得了“手牵手”的第一桶金，20万元，限期一年。“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入了这行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和我们相同的公益机构，大家会不时分享各自的经验。”从那时起，只要是能帮得上忙的基金会，他俩几乎都申请了遍，这才坚持至今。 经过几年的发展，机构现在共有全职员工10人，累计帮助近800户住院癌症末期家庭和2000户社区大重病家庭。那一个商业社会出来的白领如何看待自己所做公益事业？商业跨界公益，王莹如何看待公益路上的酸甜苦辣呢？ Q:你如何定义手牵手和手牵手做的事情？ A:“手牵手”创立于2008年5月，由一个汶川地震的“心理援助志愿团”发展而来。它是由持证的心理咨询师为主组建的服务型公益组织，立足于生命关怀领域，探索传统文化下的城市临终关怀模式。 我觉得我们手牵手的卡通熊Handy很好地诠释了我们目前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想做什么。“临终关怀是我们的初衷，所以放在‘心’的位置。志愿者服务是我们的基础，犹如‘胃’那么重要。而我们最终想普及的一个概念是‘生命教育’，让更多的人弄明白，死是怎么回事，死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它的‘右脚’是‘政府支持’，‘左脚’是‘社会赞助’，这是支撑‘手牵手’运营下去的现实条件。‘胃’代表了‘志愿者基地’，‘心’代表了‘临终关怀’，‘脑’‘生命教育’。” Q:那临终关怀的对象是谁呢？ A:“临终关怀”的英文是hospice或palliativecare，在香港地区被称为“善终服务”，在台湾地区被称为“安宁照顾”。临终关怀的对象是患末期肿瘤、脏器衰竭而无法治愈的病人以及老衰的高龄老人，一般生存时间有限(一般6个月或更少)。传统医疗的目标是“救治”、“疗愈”，而临终关怀的目标则是“优逝”。也就是说，临终关怀不是以根除疾病为目的，而是专注于生存质量，让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感受到尽可能少的痛苦、无助和孤独。 Q:那你们如何评估患者和家属的需求？他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需求？ A:在接到求助电话时，我们首先会对案例进行评估，了解家庭的情况和需求点，包括病人的需求和家属的需求，然后再出具对应的方案，比如评估结果是求助者心灵上的空虚，手牵手就发动志愿者去疏导，如果说是情绪上的问题，那就需要出动心理咨询师了。 病患和家属的需求有很多，比如希望每一天过得平安些、少些痛的需求，比如到底是否要告诉病人病情，又比如想在最后时间里，化解亲人之间的隔阂等。有的家属因为家里人要去世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做，有些家属打电话进来就直接哭，他们压力都很大，一边要工作一边要照顾家庭，还要为未来担忧。还有在照顾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医疗常识会产生一些误解。手牵手把这些归为“身、心、社、灵”四个方面，而每个家庭的需求是比较个性化的。 而对于患者来说，大多会有心灵和灵性的需求。比如一些临终的人想要实现的价值，但往往这些价值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宏大，比如我们曾经有一个妈妈，当她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时候，她说我想回家给我儿子烧顿饭，这就是她认为她当下的意义价值所在。而非我们生活当下用亚健康为代价的人想法：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才能照顾家庭等等之类。 Q:那你们在为临终关怀的家庭提供服务时遇到过什么困难么？ A:一开始我们认为有着专业知识，去过灾区，对丧亲、哀伤都有着切身体会，手牵手的志愿者们做起心理辅导来会得心应手，可一进病房我们却发现自己想的什么都不对，一切计划都要推翻。 最关键的一点，心理咨询师有一个职业原则是来访者主动——就是要坐在那要等患者找上门来。“可病房里的人对心理咨询很陌生，对临终关怀更陌生，他们对我们没有信任，不知道找我们干嘛，不可能来找我们。这种情况下你和一个陌生人，和一个陌生的家庭建立起联系是很难的。我和伙伴们所能做的就是整天在病房里泡着，了解病区的整个治疗流程，甚至跟着医生坐门诊，不停向患者、护士甚至医生陈述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团队里的一大半人已经离开了。有的人进了病房承受不了，另外，心理咨询师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亲子、婚姻、青少年等等，不是做这个方面的就撤出了。因为关注某一领域，不但要掌握相关心理学的知识，还要了解一些病理学的常识。 而且我们志愿者们要和家属在一起，把家属拉过来，一起做病人服务的工作，我们不能替代家属。 Q:那病人在临终期，会哪些我们常人意料外的行为？家属和病人会有怎样的行为沟通呈现？ A:一般来说，病人在生命最后阶段，会有植物性神经反应。患者时常会昏睡、神志不清，但却有低语、手脚反应等状态，有时会挥拳踢腿，还有时伸手临空抓东西。家属不明白就会很害怕，尤其是在空气里抓，他们会以为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这些常识性的东西都是要科普的，都是没有面对过死亡的人要学习的。 家属向患者隐瞒病情，患者为了不让家属伤心，强装笑颜，这是一个在病房里常见的现象。很多患者就是家属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双方都在演戏，窗户纸一直不捅破，彼此都很难过。而实际上，病人在临终前两至三个月，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自己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Q:那患者和家属之间的沟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么？ A: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患者女婿的求助。他不停跟我说让我帮帮他老婆，她老婆的妈妈是癌症晚期，家里人一直瞒着患者。他说他觉得他老婆要崩溃了，因为不敢跟妈妈讲，内心一直很沉重，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然后一踏进病房又马上装出笑嘻嘻的样子。他感觉自己的老婆快精神**了。 这就是沟通出了问题，我告诉患者的女儿一定要马上和母亲建立联系，做一次深入的交流。否则可能哪一天母亲走了，要交代的都没有交代，会留下更大遗憾。很多家属在收拾遗物的时候，会发现死者生前的一些心愿没有完成，内心充满巨大的内疚，甚至终生抱憾。面对死亡，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和爱的表达，其实捅破窗户纸很容易，我们只帮着这对母女做了一次交流。后来母女俩在病房里抱头痛哭，那些压抑就发泄掉了，人也变得安定了。 活着的时候，让彼此知道自己是多么爱对方，这非常重要。 Q:那我们手牵手主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手牵手对志愿者有些什么要求？ A:手牵手主要的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医院以临终关怀为主，另一种是在社区做家庭协助。进入社区我们就发现，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阶段，有新生的病人、治疗期的病人、康复期的还有末期的病人。在国家认定的三一类重大疾病中，除了精神类疾病，其他疾病都是手牵手的服务范围。 手牵手不像一些公益活动对志愿者没有特定要求，我们对志愿者有一定的门槛，更欢迎长期、稳定的志愿者。我们首先会对志愿者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也是我们观察的过程。我们欢迎有行动力的，有长期服务意愿的。但由于志愿者管理相对松散，为了能够固定和持续对患者进行临终关怀服务，我们需要与志愿者签订协议，明确双方义务和责任。由两个志愿者与一位患者结对，服务周期至少一个月，甚至陪伴患者到离世。 尤其是社区服务这一块，我们希望志愿者和病患家庭做一个结对。他们可以自己约定时间，看对方的需求。我们倡导的是要以这个家庭为中心，可以是15分钟，也可以是两个小时。帮助家属一起做一顿饭也好，和病人、家属聊聊天也好。 Q:那我们目前手牵手的志愿者大致些什么职业的人？志愿者们通常会些什么收获？ A:手牵手的志愿者中大多数是上班族，来自各行各业，也有全职妈妈和全职爸爸。有些朋友喜欢说很多自己的观点，把想法灌输给别人，认为这是为对方好。我们认为，这样的朋友还不适合做志愿者，把陪伴变成教导，这就本末倒置了。志愿者服务的第一门课，就是倾听。 因为临终的病人对身体的认识远超于我们。我们和志愿者强调的是“陪伴”而不是“帮助”。我们会提示，你遇到的这个家庭，他所呈现的状态可能往往也是你最需要的。因为每个到这来做志愿者的人，也是一个社会人，他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故事，也有很多困惑。正好有契机的是，他来到这里，很可能这个家庭所遇到的问题和志愿者的很像。当你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和对方想法的沟通，矛盾的化解，志愿者也将在过程中收获自己的。 志愿者在这里付出的同时也是收获，和家属同时面临死亡的那一刻，让志愿者也懂得生活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可以重新开始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Q:那目前手牵手的全职员工有几名？他们有什么职业背景么？ A:我们团队目前有10名全职员工，平均年龄28岁。他们主要负责公益项目开展、宣传推广、行政财务等支持工作。我们机构成员是多元化的，有在商业公司工作过的，有在机关工作过的，也有一毕业就在手牵手的，专业背景也各不相同，有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的，也有学行政管理和艺术的，在不同岗位上有不同专业的人，共性就是投身公益，致力于对生命的关怀。因为我们认为公益组织，光靠一门专业去发展项目、发展机构，是很难的。面对综合复杂的社会服务，又要秉持梦想，是手牵手一直在努力的，有时，也会觉得很辛苦。 Q:那目前手牵手资金主要来源是？ A:手牵手刚开始主要是我和黄卫平自己投钱作为启动资金，成立4年多来我们申请到不少公益创投、公益基金会资金以及政府的购买服务等。但这些资金大多是直接给到项目执行，给到工作人员的费用不足，还不包括机构发展的成本，所以我们还要不断投钱才能维持机构的日常运营和开销。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成本支出还是人力的薪酬保障，但是如果项目要做足够专业和到位，还是要有全职团队。 Q:那手牵手和这些资源方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A:这其实是个大课题(笑)。公益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很复杂，就像一张网，和商业不同的是，出资购买者未必是服务享受者。我感觉，面对服务对象是感性中有理性，面对资方是理性中有感性，还有社会道德、媒体舆论。 我们的资方通常都挺严格。比如像市里的招投标，每月递交项目进度和项目财务情况、每季度监测和审计，还要看实地服务情况、访谈服务对象。还有一点，每个资方使用的工作表格不一样，所以可想而知，项目工作不仅是服务，记录、小结、报告之类的案头工作量也很大。 对每个工作人员来说，都需要感性、理性全面发展，这是很有挑战的。能把公益干好了，到哪里工作都不怕。(笑) Q:那手牵手运行了这几年下来，遇到的问题有那些呢？ A:不少现实的难题横在我们面前：病患的病床有限、专业知识欠缺、机构如何可持续运营……不过最难的莫过于观念上的不认可。先讲讲资金来源，这是创始以来一直存在的难题。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和黄卫平往机构里面贴钱，后来即使申请各种创投、政府购买服务、基金会等，但依据缺乏员工学习成长资金、机构发展资金等。其次是人们的观念，不同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不同。在中国，要让人们正视死亡，转变对死亡的旧有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忌谈死亡的文化中，全面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将是一条漫长的路。 Q:那政府在临终关怀这块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手牵手在推动政府政策改变方面做了什么努力呢？ A:今年二月，一名癌症患者遭遇住院困境，病患的家属通过网络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发出求助。不久后，俞正声的回信出现在了政府微博“上海发布”上，信中提到“要在癌症晚期患者的临终关怀上争取共识上的前进”。其实在这封信之前，上海市政府公布了2012上海11件实事24项内容，其中1项就是在各区县为肿瘤晚期病人设立临终关怀病区。第一年试点17个社区卫生中心，三年争取全面覆盖二级三级医院；在9月已推出临终关怀科室建立的标准，每个病区有10张病床。这件实事，开始解决沪上临终病人最大难题——住院难。 在这项实事里，我们很高兴自己也是其中的推动者，手牵手很早就开始关注病床难的问题，在开始三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和人大代表合作写提案，给民政局出方案，当然现在回头看，当时也只是一些粗浅的设想，在去年我们一度都有点灰心丧气了。不过去年的公益伙伴日是个契机，我们和市级领导提了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政策改变，这对我们来讲是始料未及的。 Q：那手牵手有评估在做事情的效果么？你如何评估你目前在做的事情？ A：其实去年在伙伴公益日之前我们都有点灰心丧气的，首先我们做了三年多，如果从改变社会现状来讲上海没有多一张床位，甚至有人说我们只是在说临终关怀，没做什么，后来我们理解到指的是现状没有起色，关于这点，我们自己都很失望。但我们一直在向政府反映病床难、临终病人需求的问题，把数据记录不断报上去，加之在去年伙伴公益日的契机，没想到还真的推动了政策，这个改变对我们来讲是始料未及的。 现在回过头想，公益这条路真的是很漫长，要走这条路的人要有这个耐心，做不到“一夜暴富”，它就像一个细水长流，滴水石穿。 对我个人而言，触动较大的是去参加英国大使馆的社会企业家培训，官应廉老师在课程中不断通过提问来敲打所有的学员：在坐的NGOer们，你们服务对象的全国总量是多少，比如说全国有多少残疾人，你们机构服务到多少人，自己算，达到1%么？他的话对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他还问，NGO很多人跑来跑去，到处去开会，到处去碰头讨论，但讨论的是社会的不公，还是要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那期培训，我是天天晚上没睡好，天天在做梦，我开始考虑，我们该如何服务那99%。 Q:那“敲打”之后，你如何去想那个没有覆盖到的99%人群的问题？ A:对于我来说，这其实是角色转化的过程，我以前对公益理解仅仅局限在自己做的事情里面，但这些都是碎片化的东西，很难看到全貌，所以我对公益宏观的认识需要提高。所以我在申请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成长计划时候，说我是机构的瓶颈。因为如果一个机构要发展，是需要机构发起人去引领这个团队往前走，就像木桶理论，一个机构的创始人所在的高度，通常就是这个团队所在的高度，如果我自己不能提高的话，机构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这个level里面。 所以，目前我正在攻读香港理工大学的社会服务管理硕士，准备用银杏伙伴资助的成长资金来完成学业，并带领机构的工作人员到各地去考察学习。作为个人来讲，我希望在以后三年里能够成长为一个生命关怀领域的公益领袖，还希望成为一个实务传播者，把我们手牵手经验梳理出来，分享给上海之外的公益伙伴们，我觉得临终关怀、生命教育在上海之外其他的城市也要生根发芽。 Q:那你如何看待商业和公益的区别？从商业跨界来做公益，你认为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A:原来以为公益就是做好事，去做就好了，很简单的一腔热血。但是做了之后才发现，公益不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公益需要去跟一帮人打交道。比如志愿者大多没有契约关系，完全靠志愿者精神，不是所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他们是流动性的。 商业公司是市场化、精细化运作，有明确的产品产出，供需双方很清晰。员工和公司之间有契约的关系，部门之间职责到位。以前在做广告时，特性是短、频、快，单子最长不会超过半年，我每次到项目签约的时候就很开心，因为签完约就该轮到另一个部门忙活起来了。 而公益项目通常一年起做，它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性的服务。公益项目签完约才是个开始，重头戏在后面，因为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个服务是跟人打交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买单方，利益相关方又特别多，有社区、有医院、有志愿者、有医生护士，还有政府、基金会、公益创投等。一个公益组织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涉及的人群是非常广泛地，真的不容易。 所以对于我来说，优势和劣势是相对的，因为我刚开始会带有原来工作的想法和习惯，做事情要一环扣一环，不能落下的，但是做公益涉及各方沟通，就需要多角度换位思考。做公益四年，我的脾气好了很多，学习从项目经理变成机构领导者。做公益，也让我变成一个有梦想的人，敢于去相信一些美好东西的人。
后记 关于临终关怀，关于生命教育，关于如何评估自己做的事情，在我们和王莹聊天的过程之中，或明或暗浮现。在采访的最后，王莹反问我们，你们认为手牵手是做什么的？也许这个也是王莹和她的团队成员们一直会追问自己的问题。而手牵手想从单纯临终关怀向生命教育过渡的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资金和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项目来实现，比如：4D生命体验馆。它是未来手牵手一个自我造血的项目，是对社会企业模式的一个尝试。 如果说目前手牵手的临终关怀项目资金大多来自于创始人资金投入、公益创投、基金会政府等作为付费方来购买服务，而受益方为临终关怀的病患家庭，那临终关怀项目还是受益方和付费方分离的模式。而4D生命体验馆的项目，则是手牵手尝试向公众普及生命教育，向受益方收费的模式转型。但生命教育的普及以及对公众的公益付费意识培养，对于手牵手来说也会是个不小的挑战。 采访结束之后，查阅部分灵性需求和临终关怀的资料，发现专业、有详尽数据支持的资料和报告较少，一份台湾机构做的关于临终关怀和灵性需求的报告，比较清晰描述了灵性需求和临终关怀，这让我们也从灵性需求的角度更多理解手牵手目前做的事情的意义。 “在临床上，因为癌末病人要承受癌症以及治疗所造成的痛苦与不适症状，面对病情与生命的不确定性，常会有生气、伤心、焦虑、哭泣及忧郁等负向心理情绪反应，加上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改变或不足，导致病人对人生缺乏意义及价值感，形成整体性痛苦。随着死亡阴霾的逼近，病人会开始思考和寻找其悲苦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常因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而感到无力与无助，甚至有自杀的灵性危机，故濒死病人常有寻求“人间爱、希望、力量、生命意义、目的以及他人的信任与谅解”等灵性需求。 作为一个公益圈旁观者，公益有时因为它特有的受益方和付费方的分离，大环境下核心数据的缺乏，相关多元参与方等问题，导致公益机构对立志解决问题的清晰描述，服务人群的定位，可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索。做公益面临的挑战远超于商业机构，公益并非社会收容所，并非找不到工作无奈才做公益。同时公益也需要专业化和职业化，而非一直靠没有契约精神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或者有的人认为靠捐钱就能解决问题。 （来源：中国三明治）
| 
发表于 2013-1-28 17:2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