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三棱镜

瓦上雪

郭美美已经意气风发地重新开始在网上和人秀赌场筹码炫富，红会却依然深陷于那场发端于2011年的信任破产危机不能自拔。

从2008年汶川地震时，人们争相把钱投入红十字会的捐款箱，到5年后的雅安地震，大家的捐款有了选择，民间基金会成了重要的渠道。

过度地妖魔化红会确实是整个社会舆论有点矫枉过正了，年轻的壹基金等组织能否在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大考下表现得足以持续地赢得尊重也是需要观察的。但是，这些纷纷扰扰，至少让人们在再次主动伸出援手的时候学会了“选择”。这两个字的意义，盖莫大焉。

点题：捐款的选择

本期主持人：郭敏新浪微博：@铁木不真

张梦颖《公益时报》副总编辑

这一次，我选择

5年以前的那个下午至今在脑海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还在某财经类媒体工作，在京城某大厦的23层办公。彼时，正在埋头看稿的我突然觉得摇晃，开始以为是头晕，一抬头，发现吊灯在摇晃才反应过来是地震了。随后和很多人一起疾行下了23层楼梯，只见平日里白天略显空旷的楼前马路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从写字楼里涌出的人群。

印象里几乎每个人都是拿着手机打电话问候家人，过了1小时后开始有胆子大的人陆续回办公室，这个时候才知道汶川地震的信息。

几天后，我当时所在的媒体也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活动，我们请来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募捐箱摆在写字楼中间人群汇聚之地，还附带请来一些画家等等进行义卖活动。当时仅仅半天的募捐，印象里也募集了上十万的捐款。很多人都是经过，看到募捐活动就二话不说地打开钱包往捐款箱里塞钱，甚至有过路随机捐款数千元的。每一个捐款的人都能得到一个印着爱心的不干胶贴，我也算其中之一，拿到爱心贴很珍惜，回去以后仔细收好。

彼时，红十字会还没有经历2011年的那一波信任危机，一个红会的募捐箱，就可以赢得众多路人的信任，一说到捐款，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红十字会。所以我们在策划这个小型活动的时候，也是觉得这样是个稳妥的办法。我们举办活动募捐，但是钱直接投进中国红十字会捐款箱，活动结束红会有专人接收，当时我们作为这个活动的主办者，实际上也算做了一次民间力量参与公益的尝试，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红会的募捐箱，是因为感觉这样最为稳妥高效。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中国普罗大众中间的公益慈善貌似依然停留在“学雷锋，做好事”之类的阶段。面对一些公益募捐，大众往往会选择盲目地信任这些知名度高，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也几乎压根儿没有问责的意识，对自己捐赠出去的钱物，也不做过多去向的了解。大部分人觉得自己除了捐或者不捐之外，貌似也不用做更多的选择了。话说回来，当时恐怕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历史常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演，2013年4月20日早上，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在同样的季节，又是四川，又是高强度的地震灾害，举国高度关注。但这回中国的公益组织以及民间救灾响应机制却交上了不一样的考卷。

5年后，中国民间公益的相关应急相应机制已经初具规模了——根据一组公开报道的数据，地震发生仅79分钟，首个民间慈善基金壹基金开始行动，仅88分钟，首个民间专业救灾队伍动身赶赴灾区。

虽然4月21日下午红会掌门人赵白鸽宣称红会截至发言时已收到5100万元的社会捐款，但确实有更多人将自己的捐赠选择交付给了其他的公益组织或者渠道。地震发生当晚，仅一天时间壹基金就已募集到了超过2000万捐款。放在5年前，一个纯民间的公益组织能有如此的募款能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有时候是化解一切的良药，郭美美已经意气风发地重新开始在网上和人秀赌场筹码炫富了，红会却依然深陷于那场发端于2011年的信任破产危机不能自拔，几乎是无论有任何事端，马上就会中弹。这种不信任蔓延到了红十字会所有的相关机构，甚至雅安地震当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网上发布募捐信息3小时只募到几万元加2万多个“滚”字。

人们为什么捐钱给壹基金？企业家史玉柱就明确表示，自己的选择是因为“壹基金行动迅速”，因为这样的表现，他才决定捐200万给壹基金，专款用于雅安救灾。而此次在选择向壹基金捐款的名单上，我们还看到了马化腾、马云、王石以及范冰冰、韩庚等名字。

过度地妖魔化红会确实是整个社会舆论有点矫枉过正了，年轻的壹基金能否在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大考下表现得足以持续地赢得尊重也是需要观察的。但是，这些纷纷扰扰，至少让人们在再次主动伸出援手的时候学会了“选择”。这两个字的意义，盖莫大焉。

刘敬文晶报《深圳公益周刊》主编

中国公益的主要矛盾

地震发生后，我在微博发起了一项投票，题目是：雅安地震，你愿意向哪类公益组织或者公益行动捐款？分类有这么几种：国字号公募基金会，民办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名人大V普通志愿者的自发行动，最后一项当然是，谁也不捐。

当然，这个投票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情况，也绝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调查，不过正如我的意料，国字号公募基金会的得票率并不高，这也跟地震发生后，微博大量对红十字会不信任的情绪一脉相通。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民众捐款热情高涨，而主要的捐款流向，是国字号公募基金会和地方的红会慈善会系统，5年过去了，随着民间公益力量的成长，民政部率先在深圳等地放开包括基金会在内的8类公益组织的登记，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成长数量惊人。而传统的慈善组织则屡屡传出丑闻，尤其是郭美美事件，尽管最后确认中国红十字总会跟郭美美本人是没有关系的，但由于红十字会的反应迟缓，应对不当，对微博等自媒体的力量预计不足，导致红十字会公众品牌受到严重的损害，此消彼长，当雅安地震发生后，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开始转而向壹基金这样的民间背景的基金会捐赠。

不过，对于很多公众来说，他们分不清楚公益组织的种类，也对这个分类不感兴趣，任何一个公益组织的丑闻对他们而言，都会增加对整个行业的负面印象，就像大家对国产奶粉整体行业的负面印象一样。这次雅安地震，网友肉唐僧在淘宝上用虚拟宝贝的方式募捐，用网友自律监督善款的方式，名人李承鹏组织的民间救援队，在一天之内筹集了30万现金。

如果把慈善组织的服务看作公益产品的话，在2008年之前，公众的购买渠道非常窄，仅仅就是国字号公募基金会和地方的红会慈善会系统，而“售后服务”也非常简陋，慈善机构基本不会告知善款详细的使用情况。而这一次雅安地震，公益产品的选择增加了，从我发起的投票来说，我们现在至少有四种选择，慈善捐赠“市场”出现了分众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中国慈善公益的一次进步。

每一笔捐赠都是公众的一次信任，尽管可以肯定地说，民间公益机构整体接受捐赠的数额不会超过传统的捐赠，可是，民间机构已经成功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接下来，民间机构包括壹基金在内，都会受到专业能力的考验，公众对公益产品的体验，对公益产品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例如这次壹基金的英文网站很久没有更新，就被网友质疑了。可以这样讲，现在中国公益的主要矛盾是，公众对公益产品越来越高的要求跟公益机构专业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写到这里，我想起电子商务和传统零售的竞争，电子商务行业对于客户近乎是一种宠坏的状态，这样才能从传统零售抢得市场份额，因此，也让传统零售行业意识到危机，从而改进自己的服务。民间机构应当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让官办机构受到压力，从而促进行业整体的提升。

郭敏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主编

捐款政治学

“捐20万的书，花40万做宣传，我说我做不来，人家说这是策略”。于是，我的朋友从前公司辞职了。这就是中国的捐款政治学，被寄托了太多的除了公益之外的东西，沉重而又现实。

上述这位朋友的经历，和那些动辄几百上千万捐助的企业相比，真是小case。前两天徐永光老师提出了一个词，“以权谋捐”，我被深深地折服，这个词，太形象了。中国的官办基金会，这些年来少有会主动公开账目明细的，但看上去个个财大气粗，钱从哪儿来？就是一个“权”字。国字号的基金会副部级，省级的基金会正厅级，到了县里，某些基金会都是科级单位，会长都是在整个官僚系统里历练出来的，需要捐款的时候和企业打声招呼，是避免不了的。

当然更苦的是企业，除了应付这些官办基金会，还得应付政府的一些机构。有灾难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行动的往往就是民政部门，于是很多新闻通稿里都会这样一句话，“民政部门已经组织救援队赶往现场，某某企业捐赠了多少多少物资”。这个奇怪的句式透露出来的信息是，灾难发生的时候，民政响应，企业买单(当然民政部门也有一部分资金)。我亲自听过某个烟草企业的领导诉苦，给民政系统的这部分钱，是每年必须拿出来的预算。

这还不算完。汶川地震时，王石号召员工个人捐款不要超过10元，于是差点被网民的唾沫淹死，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并补捐1个亿。这就是舆论，也紧盯着企业的口袋，勤奋的网民甚至制作了企业捐款排行榜，根据这个来臧否企业。救灾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好像被放在火上烤，冷热自己知道。

有些企业设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该捐助的捐助，该动员的动员，但是上述这三类份子钱，一样也少不了。

现在形势宽松一些了，宽松的表现是，大部分人民选择和企业站在了一边，对某些基金会同仇敌忾，比如，红十字会的一条微博，可以收获2万多个“滚”字，和几万元的捐款。其实红十字会是冤枉的，五年来它们也一直在进步，只不过是进步慢一些。比如这次它们搞的那个监督委员会官方微博，就很及时很认真。但是人民的情绪就是这样，对公权力耿耿于怀。

企业有了更多一些的选择，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选择把钱交给壹基金。这当然排除不了马云、马化腾和李连杰等人私交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让民众看到，交给这个民间的公募基金会，是我的选择。于是壹基金成了这次雅安地震救援非常重要的捐款接受平台，至于钱花得怎么样，花得有没有效率，我相信，自会有千万双眼睛盯着。

习主席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公益领域，我们也要把“以权谋捐”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制度，就是监督和选择的灵活机制。

（来源：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