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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百余艺术家义拍筹款8472万元定向捐给红会，但此后便不知善款去向。对此，红会发表说明，称这些善款用于“博爱家园”项目，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红会还声称，在捐款使用、灾后重建从决策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中，及时与捐赠人沟通确实做得不够，对捐赠人的服务也做得不够。 如果我们知道红会的最大危机是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恰恰来自信息不对称，来自信息公开不够时，就会明白这样的解释根本不能起到说服公众，让公众信任的效果。因为，“我的善款你做主”不仅仅是一个善款使用的问题，更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如果单纯地强调，善款没有滥用，公众大可放心，并不能做到针对性传播。 相反，假如在更改捐赠对象时，有一个信息充分公开的过程，那么即使更改了捐赠对象，捐赠者也不会过分敏感。因为，善款的走向他们可以看得清楚，他们对善款的使用情况，心中有数。如果确实事出有因，那么将善款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也算是善始善终。人们不会过多计较。问题是，这个做主是没有公开的，这就加重了人们的疑虑——我的善意是否得到了忠实的表达？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症结。 所以，在公众质疑“我的善款你为何做主”时，他们除了担心善款使用，更是期待信息可以公开。如果信息不公开，个案的澄清并不会带来根本改变：此次的事情因为追问而清楚了，下次是否还会有类似的事情——我捐的款，你悄无声息地用到别处；此次事情因为没有滥用而问题不大，下次是否就不会这么幸运——有的款项用得不明不白，不知所谓。而如果有了信息公开，每一分善款都可以清楚地呈现它的流向，它惠及的对象，人们就不会担心这钱成了一些人屁股底下的豪车，或是成了一些人口中的天价餐。 可遗憾的是，关于慈善信息的公开还缺乏强制。虽然，关于慈善公开的直接规定有民政部制定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但这个规定依然是指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信息公开依然取决于慈善机构的自觉。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慈善机构还有年审制度，但同样遗憾的是，那些所谓的丑闻好像都不是年审机构披露的，这就意味着年审看上去严厉，但实质上可能并没有那么有效。所以，尽管各方一直强调信息公开，但慈善信息还是如雾里看花。 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信息公开如何做到，信息公开如何制度化？这才是“我的善款你做主”应该引发的更深层思考。如果缺少了这重思考，就算红会态度诚恳地解释了事情的原因，就算红会难得一见地作出了道歉，人们依然会不依不饶、疑惑多多，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公开的信息，他们没有找到信任的依据——信任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挪用公款获刑，挪用善款没事吗？ 艺术家们把善款捐给红会，明明指定用于青城山市，红会却擅作主张投向了“博爱家园”项目，这偏差之大可不是一丁半点，而红会却称“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委实令人愕然，不少网友纷纷吐槽，“我的钱本来是捐给那个生病的，可红会把我捐的钱拿去救治另一个吸毒的。都是救治，可你说是不是一个意愿？”如此种种，虽然夸张，但足见网友的不满与嘲讽。 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博爱家园是红会自己的项目，换言之，红会没把善款投向艺术家指定的项目，却投向了自己管理的项目，这与揣进自己腰包有何区别？当然，该项目具有公益性质，看起来红会并没有自用，问题是，自己管理自己，老子监督儿子，善款能被善待吗？有网友质疑，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是公认的慈善规则。红会将捐款私相授受，给了相关利益企业，属于监守自盗。说是监守自盗也许有些严肃或严重，但如果放任这种行为，真有可能演化为监守自盗，善款变为拉菲。挪用公款要负刑责，挪用善款却能毫发未损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受赠人未征得捐赠人的许可，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款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退还所用、所得款物，并处以罚款”。尽管不缺法律约束，但针对的并非慈善机构或公益性组织，而是受赠人和其他人员，像红会这样涉嫌挪用善款的行为却不受法律制裁，这暴露出了法律的缺失。理由再冠冕堂皇，借口再光怪陆离，擅自改变善款用途，都应该受到处理。如果捐赠人的意愿得不到尊重，如果不能保证善款善用，谁还捐款？ （来源：西安晚报） | 
发表于 2013-5-4 18: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