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场灾难!在我们还在思考怎样纪念即将到来的汶川地震五周年时,灾难又一次袭击了我们。4月20日芦山地震,我们看到了与5·12同样的残垣断壁,看到了同样生命垂危等待紧急救援的生命。当然,也看到了更多普通人的参与。第一次,不要盲目前往灾区,让出生命通道的呼吁,成为一种官方劝告;而志愿者是不是在添乱、作秀,成为微博争论的话题。
4·20地震后不久,我在微博上看到拇指阅读经作者允许刊出的共享文章:《地震后的成都人》,作者是去年凭《可操作的民主》获各类年度好书奖的寇延丁。我同时也从她的作品出版方发来的音频,得以知悉她在上海季风书园新书活动中与读者互动的内容。有读者的问题也是我最关心的:灾难后,普通人能够做什么?做什么,才是对他们持续的关怀?
4月24日下午,北锣鼓巷巷口红茶馆,寇延丁把我们的采访地点约在这里,理由只有一个,离她家近。打电话约采访时她人在外地,返京的航班这天凌晨才到,我问她累不累,要不要换个时间,她说睡一个早上就可以了。新书《行动改变生存》正处于做活动阶段,地震就来了,书中那几篇与地震有关的文章就显得格外受关注,而她想要表达的,从几个标题就可以窥见一二:
1、时刻准备着(讲5·12NGO的救灾联合);2、地震后的成都人;3、对你的服务对象存一份批判之心;4、在春天之外期待春天;5、一个草根机构在四川的几般滋味(讲她所创立的爱艺机构在四川青川乡村驻点时的救助实践)。
很多人其实都是灾区救援的亲历者,但我独独选择了寇延丁,不仅因为她的书中涉及到相关议题,还因为她和其他坐而论道的书作者不同。从《可操作的民主》到新书《行动改变生存》,她的书,记录的不仅是她的实践,也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你可以读出大量社会发现变革的信息,当然也有实践者的酸甜苦辣。但她的实践就像每次书名所提示的那样,强调的是“可操作”、“行动改变生存”,因此特别给人一种正能量。而我更看重的是,5·12地震后,她所创立的爱艺文化发展中心,曾在偏远的四川青川县有长达五年的工作(其中在一线村庄驻点工作五年),一直对因震受伤孩子做着立体化的个体救助。和那里七十个孩子几年相处,她亲身的体验是:灾难来临,紧急救援只是第一步。对灾民来说,他们的各种需求,恰恰是在漫长的重建与后重建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而公众却因时间推移或种种原因,选择了忽略和遗忘。
灾难当下
去与不去,怎样考量?
孙:我们都经历了5·12地震和芦山地震,还记得5·12灾难来临,公众的反应还是震惊、错愕、悲伤,继而想做些什么,但又不知能做什么,除了捐款以外。而这次我能感到,大家的行动力都变强了。媒体、志愿者反应都很快,立马就能看到他们在灾区的身影。当然这在微博上也引发了不同争论。几次地震,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寇:有一位老师喜欢把1998年洪水、2008年地震公众的反应做个比较。1998年的公众慈善意识、参与意识可以说是第一次被社会化、大规模激发。表现形式是:我捐钱。2008年的公众捐款更多,据说个人捐款就到了两百亿左右。但2008年除了捐款,公众对灾难救援已经有了不同程度参与。一种说法是公益组织参与其中数百家,也有说是上千公益组织,志愿者超过百万。一时间,连青川这样偏远的灾区志愿者都到了。绵竹、北川,这些交通便利的地方,简直当时是志愿者人满为患。
但这次,我感觉,普通人赶过去的,还是少多了。说明经历那场灾难后,人们变得理性成熟了。当然,一场灾难发生,普通人和NGO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我个人来说,4月20日早晨,我在无锡开会,有人说起这事,说情形还蛮重的。那会儿我一点要行动的反应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艺”)是从1993年起关注残障人问题开始发育起来的公益组织,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因震伤残青少年。我们很清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位置,关注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在灾难重建、后重建时期,所以20日地震,我根本没想到会去,因为紧急救援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也有关系,因为曾经在青川一个村庄做过几年的驻点救助工作,很多人会问我,和我们有联系的孩子地震中怎样了。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即使是NGO人,也不是不论干什么的都扑上去。而是各有各的侧重。
5·12地震之后诞生了一个5·12联合救灾中心,当年办公室总部设在成都的民间公益组织根与芽(做环保教育的机构)办公室。昨天我在机场上微博看到一则动态,是“根与芽”的罗丹新发的照片,大家同样在那里讨论救灾,但那里已经不是总部了,因为有了专门的NGO备灾中心。但这些做户外的,做环保的,做志愿者支持的现在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怎么给震区提供饮水、净水设备。你会发现,NGO参与越来越专业了。每个人做的事情,都跟他们的关注方向是相关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冲到一线的是专业的救援机构,其他参与的,也都是以专业的方式参与。
说到公众参与,大家能看到的是李承鹏,但还有一些人知道的人不多。有一支玄奘之路救援队一帮企业家,吸纳了一些国家地震部队退伍士兵到自己企业就业,平时保持一定训练。一旦有灾立即行动。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这次是4月21日在季风书园做活动,发现新入股的总经理于淼就是其中的成员。既是企业家,又玩户外。可见,民间有许多这样的力量在参与。
孙:李承鹏据说也是带的专业救援队,专业自然有效,但对公众来说,似乎总是有一个门槛。让人觉得,自己如果不是时刻准备着,情况来了,还是帮不上手。
寇:我在书中那篇《地震中的成都人》中写了四个成都人,他们采取的都是更日常的参与方式。其中网名“西瓜”的是开客栈的,“中阿姨”几个月不间断为医院里的受灾病人送她煲的骨头汤。还有的人,借着自己的博客影响,把博客变成地震信息集散地。这次,我也注意到,很多微博转发,都是在做地震信息分享,而不是以前一味的批评指责。这也是一种公众参与形式啊。
灾难过后
热度退潮,不该退潮的是什么?
孙:我记得当年汶川地震后采访阿来,他就强调灾区需要持续的关怀。事实上,读您的书,看到那篇《一个草根机构在四川的几般滋味》,还是会感慨良多。一个公益组织能像您的爱艺那样在青川一个村落驻扎下来,持续定向地为几十个震后伤残的孩子做灾后的身体与心灵修复,既需要耐心,也需要机缘。所以持续关怀,不是一句口号就能完成。
寇:灾难发生,首先是紧急救援,这肯定是以国家为主、民间为辅的一场救援,这毫无疑问。紧急救援关乎生命,很紧迫,但其实也就那么几天。接下来是创伤的修复与治疗。
而之所以对灾区难以保持持续关怀,是因为媒体、公众的注意力会被后来的其他事情分散。而恰在这时,一些灾民的需求才显现出来。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因震受伤的人。所以只要回顾5·12因震受伤的人,其实就能照应到今天这些受伤的人。5·12地震发生时,他们确实受到了高度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几乎每个伤员,在他出外救治时,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但是大家没意识到,他们再回到家乡,是怎样一种情形。许多现实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而这时公众的视线却转移了……
5·12灾难,农村人受伤的居多,伤残对一个农民来说,意味着劳动能力的根本性摧毁,这都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突出明显的问题。再有就是孩子,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孩子只有十几岁,埋在废墟底下,几个小时后或几天后被救出是什么感觉,而且他还能感受到身边的同学正在死去。5·12震区大量孩子,灾后宁愿住棚子,拒绝进屋子住,他们没有安全感。这些对一个孩子是一生的影响啊,最应得到关注,但后来却因种种情形而被忽略。
孙:有一首歌我非常讨厌,就是那首《感恩的心》。这首歌经常是受灾的孩子在一些晚会上唱,仿佛他们在灾难中活下来,就必须要向大家说出感恩。也似乎这首歌一唱,他们就真的坚强了。懂得生活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捕捉到了一些坚强的孩子,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使人们不容易聚焦到灾难投射到大部分孩子的心灵阴影上。有时候外界以为是施恩的行为,对他们也许是一种伤害。
寇:是,所以地震来临,我非常反对公众没想清楚就往里闯,不管你是专业和还是非专业的。当然你想清楚了另说。比如李承鹏是想清楚了。玄奘之路救援队想清楚了,那就没得说。在灾区,有一句话很厉害: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我有很多朋友是做心理咨询的,也给我们做过强劲的支持。但我对这个整体在5·12的作为是有批判态度的。心理咨询是对人的感情发生作用的,他需要和心理咨询对象建立长期沟通后的信任关系,但是现实情况呢?一堆心理系的研究生,灾民成了小白鼠,这个学校的来了,出一堆表,回去做论文去了,那个学校又来,又出了一堆表……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像走马灯似地去了又走,以至于震区孩子见了先问:你们什么时候走。可见,这些外来的闯入者,对这些孩子,建立了什么样的认知。
从心理层面,地震对这些孩子来说,是有唤醒效应的,有些伤害究竟带来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可能真正反映出来,是在十几年后……
孙:你们选择了在5·12地震后并不太引人注目的青川县一个小村,驻扎了几年,为什么会选择那里?
寇:之前也去过四川很多地方,我想好了三不:不去热点地区,不去有民族资源的地区(比如茂县,一个是这样的地方需要对民族文化有更多了解,另外它的民族资源也容易吸引到外面关注),不去旅游景点。后来又加了一个:不去成都两三个小时交通圈,也就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我们觉得偏远地方,资源少,更有需求,也更能让小NGO组织实现自己的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