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在地上的桑葚

回懵以往

那是人生最值得留恋的时刻，别人都在老，都在忙，麦子抽穗，玉米结棒，后院里乖巧的羊被爷爷杀死了，但我是一个观赏者。

　　艺术家徐弘的工作室在南京幕府山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厂区幽僻，梧桐遮天，满地黄生生的花粉。门前有一株桑树，枝粗叶茂，满树桑葚，好像画家随意涂抹的星星，树下躺了一地熟透掉落的果实。拣了一枚，舌尖上却没有童年的那种味道了。
　　
　　我的童年在关中平原度过，那是一块封闭的黄土地，属周朝故地，只有陇海线上飞驰的火车，带给我走出土地的希冀。我最爱听的是轰隆隆的汽笛声，只有站在王上村干娘家的崖头，才能看见塬下发光的铁路。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它在等我慢慢睁开眼。爷爷从“站上”回来，总会给我带来喜悦，比如一只橘色的乒乓球、一本连环画，好玩的东西都从那个长大才知道名字的绛帐镇上生出来。那是我知道的最远的地方，爸爸从那儿参军，去了一个叫新疆的更远的地方。母亲过一些日子，就会收到一封贴着红彤彤邮票的薄信。
　　
　　院子里种了一丛黄花，开出金灿灿的花儿，蜜蜂绕着圈儿嗡嗡乱叫，有的会停在花蕊上低头吮吸什么，在我眼里，它们虽然会飞，却不怎么叫我佩服，一朵花到底有什么好端详的？当母亲的手伸过去，那些花儿仿佛找到了归宿，它们钻进母亲手里，任由她把它们从枝头摘下，下到面锅里。它们天生就是和面条相伴的，一碗白生生的面，浇了几朵黄花菜，才让人胃口大开。
　　
　　长大是个遥远的事情，懵懵懂懂感到自己会长大。长大做什么，却不知道。那是人生最值得留恋的时刻，别人都在老，都在忙，麦子抽穗，玉米结棒，后院里乖巧的羊被爷爷杀死了，但我是一个观赏者，它们在时间里生生死死，而我似乎在光阴之外徜徉。下雨时，我站在屋檐下，提起裤脚，怕母亲缝制的衣裳被水溅湿。水花雀跃着雀跃着，“噗”地一声便死了。心里禁不住一颤，现在想来，水花里似乎隐含着生命的哲理。
　　
　　童年的快乐有几样，一是爷爷的背，骑在他硬朗的背上，我觉得世界是安全的。一是夏天吃桑葚，院子里的几株桑树摇摇晃晃结满诱人的果实，每天盼着它熟，变成那种令人喜悦的深红。还有核桃树，四岁时，母亲改嫁，我在新家院子角落栽了一棵小桃树，每天从池塘提水浇灌，大人们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我，他们觉得桃树长得太慢了。我生怕它死了，放学后就奔到跟前，看一眼，我想看着它长大。过了几年，分家，叔父要盖房，便砍掉了已经高过我头的桃树。
　　
　　周边的人，在母亲嘴里分成善的和恶的，她提醒我不要跟恶人亲近，看见“恶人”，我远远就躲开。我让自己相信，好人永远会是好人，坏人也一直会是坏人。寂寞的童年里，有两个好朋友做伴。我们一块割草，捉蝎子，拾蓖麻，在无人的田野里漫游。那个时候，河渠边青草连绵，蓖麻树一棵接着一棵，似乎只要有力气，就有拾不完的蓖麻籽。长得滚圆健硕的，都被社员摘走了，留在枝头的自然裂开，撒在草丛里，等着我们去捡拾。太阳落山时分，挎一篮清亮的蓖麻豆回家，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快乐。
　　
　　童年虽贫瘠，但想象的翅膀是强健而高远的。我喜欢独自胡思乱想，面对高远的天空，绵延无尽的秦岭，我似乎要想穿自己的一生。曾经梦想自己到了远方，和干净和善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唱歌，游戏，恋爱，生子，有看不完的书，有说不完的话。希望身边的一切都不会改变，闯荡世界的我，多少年后回来还是那个样子：我喜欢的女老师不会嫁人，我的朋友不会变老，我的亲人不会死去。
　　
　　母亲的坏出身拦住了要晋级的军官父亲，他们离婚了。眼泪，失眠，在那个年代，改嫁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屈辱与辛酸使母亲至今不肯饶恕父亲。我希望父母和好，我想在他们慈爱的怀抱里长大。生父已经作古，忧思毁坏了他的胃，他从媒体上搜集我发表的每一个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对不起你和你的妹妹。”
　　
　　“六一”前夕，《东莞时报》记者提问：“你认为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我的回答是：“无忧无虑。但怎么可能呢？”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