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用一部纪录片改变一个乡村

瓦上雪

   
     3月22日，中山大学熊德龙学生活动中心的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小会议厅里，六七十名年轻的观众挤满会场，观看了来自湖南一渡水镇光明小学的留守儿童的故事。这部耗时6年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将在全国免费公映100场，这是首场。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一个日渐凋敝的村庄，蒋能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头扎进这里，花6年时间去拍一部片子。他从湖南农村走出来，又回到故乡去，把家乡情况带出来，这其实是一场忠诚的反哺行为。


　　这位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乡村才是令他感到最舒服的地方。但对于村庄凋敝的问题，蒋能杰很悲观。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个人难以对这快速发展的大时代喊“停”！


　　2012年爷爷奶奶出了事故，住进医院，蒋恒蒋鑫父母有回家看望，所以过年为节省开支就没有回家。图为农忙季节，蒋恒蒋鑫两兄弟帮爷爷奶奶收割水稻

　　故土情


　　蒋能杰200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设计专业，他不喜欢称自己是导演，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名记录者。他在微信上这样介绍自己：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创始人，摄影师，纪录片工作者。


　　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中大首映场结束的第二天，能杰穿着一件阿童木的T恤，手腕上系着红绳。他不善辞令，着迷于纪录片这么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纪录片能更真实地表现一些东西，讲述一些东西，于是这个发生在他故乡湖南邵阳的故事，开始了。


　　一切得从2002年的撤点并校开始谈起，政府开始这一行动之后，屡修屡坏的村小就彻底关闭了。村子里的人不得不步行10里去镇上的学校读书。这10里路在能杰看来，“不算远，但很陡，很难走”，而且家长陪读不现实，开支太大，很多家庭无法承受。


　　2006年，大家筹钱请了一个代课老师，在村里办了个学校，能杰称之为“临时私立学校”，一个班有22个人，其中17个是留守儿童。四年后多了二十几个孩子，成立了两个班，但还是只有一个代课老师，上课时顾不过来，经常出现老师在一个班级上课，另一个班级的孩子就在玩的情况。后来由于工资低待遇差，代课老师也换了几个。


　　村子不是一直都这么凋弊的，它也繁荣过。这个村子民国时期就建了学校，上世纪70年代末还办过初中，高峰时期一个学校有三四百个学生。在蒋能杰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初打工的人还不多，村里的人气还比较旺，90年代末夫妻中开始有一个打工，2000年以后能明显感觉到村里的年轻人减少。现在，村子基本只能见到老人、孩子、动物，一到夜晚，异常安静。


　　这是中国目前大部分农村的现状。这些年来，能杰看了很多关注这方面的书和纪录片，几乎成了半个社会学家。这位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乡村才是令他感到最舒服的地方。但对于村庄凋敝的问题，他很悲观，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个人难以对这快速发展的大时代喊“停”！


　　代课老师


　　蒋能杰之前也在村小上学，200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才工作几个月，但他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再不去拍摄村小，去记录、去传播，一切就赶不及了。他和堂兄两人“很冲动”，放下了工作，赶回家乡拍摄。


　　当年，能杰回到了村小，为了和小孩子处好关系，他代了几天课，送些学习用品给孩子。一开始拍了3个月，主要拍学校的变化———重建学校、建好学校、代课老师对待遇不满意，走了，下学期又来了一个代课老师。其中质量问题、教育腐败、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让他深感无力。


　　他最无力的时候是2010年10月，他开始了将近4个月的正式代课生涯。他选择教数学，语文怕自己教不好，误人子弟。可是现实更艰难，孩子们基础差、不努力学习，怎么教都教不好，也没有好的家教，不懂礼貌，偷懒、说谎。片中，能杰问每一个孩子长大后想做什么———“打工”。“为什么打工？”“因为有钱。”除此没有别的答案。


　　父母将自己的焦虑转嫁给了孩子。父母，尤其是妈妈，每次打电话回家，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话是：“你们要好好读书，努力读书，不然就像妈妈一样，做个农民工。妈妈在外面工作很辛苦。”边说边抹眼泪，除此没有别的话说。


　　家长们这一代的成长已停滞了下来，他们对自己能否适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但是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成长来解决，而是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从而让孩子承受了双倍的压力。可惜的是，孩子们懵懂听着，生活轨迹却依然没变。


　　农村陋习依然存在，村干部带头打牌赌博，年轻村民大多选择出去打工，“在外面每月只拿八百，也总比在家种田好”。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找几样东西来寄托他们的自尊，比如房子。纪录片中的房子显得极不和谐，有的楼高四层，造型漂亮，气势摄人，有的只是简单的平房茅草房，瑟缩在各个角落。大家出去打工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费用，有的仅仅是出于攀比心理。


　　拍摄之外，生活还需要面包。蒋能杰的生活在打工和拍摄之间游离，他刚毕业时工资1000多元一个月，而第一台拍摄机器7000多元，拍摄六年换了三台设备，共4万多元。没钱了，就去工作，有了点积蓄，再回来拍摄，后来就索性接些广告、婚礼拍摄之类的散活。父母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拿出几千元做他的生活费。


　　据调查，全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多数人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父母


　　走进村庄


　　村子好像陷进了“打工”的宿命？跟踪6年的拍摄，有的孩子长大之后，也跟随父母出去打工，有的寒暑假就去做童工。


　　蒋能杰想改写这个故事，他在向社会的发声中得到互动和肯定。


　　2010年，他拍的纪录片《路》入围第七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并于5月3日在北京宋庄美术馆首次放映。2011年，他发起公益活动《希望在行动》，给村小新学校添置课桌和黑板，并带去学习用品和课外书。2012年，湖南卫视制作的公益音乐节目《天生一队》帮助当地孩子们，为孩子们筹款购买了校车，解决当地孩子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但是由于道路失修的问题，一年后校车被迫搁置。BBC团队也曾前来拍摄报道当地留守儿童问题。


　　2013年，一批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留学生志愿者开展了2013留守儿童筑梦计划，在暑期通过为期7天的活动在湖南的光安村帮助留守儿童拥有更多梦想，并且通过之后长期和孩子沟通，让孩子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并且帮助留守儿童矫正对父母和周围人、学习和生活的心态。让孩子了解父母生活，感谢父母，知道学习重要性，渴望且认真学习，学会如何和周围人相处。


　　志愿者带来了电脑和网络，让一两年没见到父母的孩子通过视频见到了父母。读小学三年级的小鑫面对镜头，第一次喊出了：“妈妈，我爱你。”让远在广州的父母当场泪流不止。


　　在蒋能杰的观察中，这次视频通话给小鑫家带来了改变，在外打工的父母原来不太常打电话回家，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感情。而视频后的那个新年，小鑫父母就回到家中，家人感情明显亲近了许多。


　　该年9月《村小的孩子》于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首次放映，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二等奖是国内热门电影《钢的琴》。


　　2014年，蒋能杰计划于3-5月份，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北京等城市的高校和放映机构，公益放映留守儿童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目前片子已在中大、暨大、广外放映，几大城市巡回放映，得到了众筹网的资金支持，一些素未谋面但志同道合的网友更是提供住处，蒋能杰在广州就住在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在中山大学的办公室。


　　蒋能杰始终觉得他和这个村子是相互帮助，这帮孩子满足了他记录这一现状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关注这里的人群，孩子们的教育状况、生活条件有所好转。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个社会问题，他解决不到这深度。


　　这些年来，他在纪录片拍摄中成长，也已于去年成家。这是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留守儿童纪录片了，虽然以后还会关注这个问题，会努力宣传，但表示不会再拍此类题材。


　　但他有个心愿：希望有专业团队加入，继续跟踪留守孩子们，走向社会，跟踪到他们成家、再产生下一代的场景。这些孩子们，代表着中国一代乡村儿童的命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