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4000人，30万——公益项目进入“众筹时代”

猴子

　　几周前，正值壮年的南都记者过国亮罹患肝癌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一个完全靠写稿营生的家庭面临着失去重要经济来源的困境，且需要承担起高达80万-90万元的医疗费用。媒体同行和公众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场发端于移动互联网的救助行动就此展开。


　　3月21日，腾讯公益乐捐平台第一时间将“救助患癌首席记者”的项目上线，并随后上了微信号，在“朋友圈”内获得了各地媒体同行的积极转发。用户只需点三下，即可完成在线捐赠，还能看到该项目的款项明细、进展和反馈。截至3月23日，已有4000余人通过手机为过国亮捐款。3天内，捐赠总额接近30万。目前，筹款仍在继续。对比一下2012年2月发生在广州的一场同为重症患者筹款的“义剪”行动：联合了数个主办方，动员了几乎全城媒体，150名发型师提供志愿服务，名嘴及歌手助阵，超过2500名市民亲临现场，一天内共筹集了38万元。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恐怕已经很难再复制。反观新媒体平台，仅需动动手指，整个参与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几天内也能劝募到数额相近的善款。这是一个全新的捐赠纪录。


　　科技正在迅速改变公益行业的生态和规则。难怪有人断言，公益离真正的“众筹”时代已经不远。


　　跨界产物


　　“众筹”是最近几年在商业领域较流行的一个名词。它最早兴起于美国网站Kickstarter.该网站通过搭建网络平台面对公众筹资，让有创造力的人获得所需资金，以便早日实现梦想。这种模式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融资模式，消除了获得投资的诸多障碍。在电影、艺术、科技发明等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创业者的追捧。不过，众筹不是捐款，支持者通常都会设有相应的回报。


　　由于基因相近，这几年众筹与公益有了越来越多的融合。特别是当技术手段越来越便捷时，“公益众筹”作为一个跨界产物也应运而生。


　　今年初，当微信红包开始流行之时，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做了一个有趣的“为贵州火灾儿童募捐的试验”，来证实公益众筹的未来前景。


　　他利用微信的AA收款功能，选择了贵州报京侗寨火灾，以“为火灾儿童筹集壹基金温暖包”为议题发起了募捐。募捐的目标定在1825元，相当于5个“壹基金温暖包”。每个温暖包由10个人分摊，平均每份捐赠额为36.5元。活动设定好后便转发到了红包热飞的微信群中。两天多的时间，这笔捐款就得到50人次的支持。报京侗寨火灾壹基金调运的温暖包共有243个，也就是说，只要有50个人像他一样关注火灾，每人劝募5个温暖包就能支撑起这次火灾中儿童的需求。


　　几天后，姚遥再次发起了第二轮微信AA募款。这一次动员目标是“朋友的朋友”。通过在朋友圈中转发邀请，很快也完美收官。两轮测试下来，他收获了AA收款的3650元捐赠，以及朋友以红包方式发来的一份188元和一份88元捐赠。“如果有一百个人志愿发起这样的筹款活动，就可以支撑起国内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年的活动费用。”


　　姚遥认为，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众筹模式，不但可以为公共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同时避免了焦点事件中资源过于集中对于捐赠者和被捐赠者形成的双重压力。


　　小而美


　　实际上，众筹平台鼻祖Kickstarter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筹集资金的渠道，同时也背负着公关营销、向大众传递产品和创意信息的使命。很多登陆众筹平台的创业者并不十分看重筹资的救灾，反而更希望有人可以谈论自己的梦想，为某项目积累足够的关注度和讨论声量。


　　腾讯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坦言，除了为灾难、疾病救助与助学类项目提供资金筹措的渠道，也会倡导公益理念。比如，关注到少数人群特殊需求。腾讯公益“乐捐”的首页banner位，就主推一个“为中国千万罕见病患者建地图”的项目。


　　作为罕见病患者的代表，张金生直到53岁，才通过看报纸为自己确诊为成骨不全症患者(“瓷娃娃”)。他出生不久就发生骨折，在他的记忆里，骨折就如家常便饭一样。他去过无数次医院，花了不少冤枉钱。曾经有一个北京专家到张金生家乡秦皇岛某医院坐诊，称专治疑难杂症，全家兴冲冲地推着小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医院，专家得出的结果却是佝偻病，没有可以治愈的药品，等将来医学发达了再说。这一等就是40多年。


　　中国1000多万罕见病人大都有过类似遭遇。他们需辗转寻求5到10位医生，耗去5到30年的时间，才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时。

　　“如果仅仅做个案救助，那是个天文数字，根本救不过来。但如果有一张地图，能告诉他们哪家医院、哪个机构是相关疾病症状的权威，至少他们就能找到‘生的路’，减少许多痛苦，也能加强公众对罕见病的了解。我们就希望能推送这种‘小而美’的，预算不大，构思巧妙，可操作性强的项目。”腾讯公益工作人员解释道。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投票权全在用户手中。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有着动人细节的故事和人物，自然具有了天然的传播优势。


　　今年植树节，腾讯公益推送了一个“带领牧民种草治沙的牧民青年”的故事。藏民扎琼巴让的故乡若尔盖麦溪乡曾经是一片茫茫沼泽地。然而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如今近10万亩草原已经沙化，冬天起大风时，房子很快就被沙石掩盖，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牧民的生存。4年来扎琼巴让带领着400多位牧民围栏、种草，开始了艰难的治沙之旅。最终，结合现代知识和传统游牧智慧，他们成功将1万亩黄沙变成了绿洲。

　　扎琼巴让深深感慨道：“世界上除了牧民，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能让沙漠变回草原。政府官员不可能一直在这里，外面的保护协会不可能一直在这里。只有牧民和牛羊，会在这里做着草原上的事。”故土难离，正是这句朴素的话和那些在沙漠里辛勤劳作的身影，深深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灵。自3月中旬上线以来，扎琼巴让通过网络已经为治沙项目筹集到了59%的资金。


　　“大数据”挑战

　　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众筹模式，也就不免要和“大数据”联系在一起。


　　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除了提供在线的公益筹款平台，也为许多公益组织提供安全、便捷的网络支付方案，极大地提升了网络募捐效率。供职于该公司公众与客户沟通部的陆俊向记者表示，网络众筹的另一作用是数据收集。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将社会公益与社会信用有机联系起来。


　　比如支付宝大数据系统可以把用户每一次爱心捐赠记录下来，并且放到用户的信用体系中，让公益行为成为体现用户信用水准的一个重要参数。也就是说，用户每一次善行，都是社会信用和认可的积累。


　　在美国，公益捐赠的80%来自个人小额捐赠。如果基于新技术的小额公众筹款一旦形成气候，那么摆在所有公益人面前的将是一个际遇，也是一次挑战。


　　姚遥认为，如果改变了资源配置，那么公共生活就能掌握在公众手中。“最核心要素就是要有足够好的工作，来说服足够多的个人募捐发起者，动员到身边的人提供相匹配的工作费用。”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则指出，公众筹款的最大优点在于透明、低门槛、便捷，覆盖面广，能够降低筹资成本。如同新技术对所有商业行业带来的冲击一样，公益机构要能够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带来的便利。目前，扶基会已配备有3-4名专职人员进行信息网络化建设。去年，该会通过网络捐赠的捐款数额已经占到了全会个人捐赠总额的近20%.随着支付手段日益便捷，预计该比例仍将继续攀升。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周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