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从80后们身上能看见的未来

瓦上雪

         编者语：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引入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年代出生的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实则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国家特征，他们可能无法完全代表现代中国年轻人的所有形象，但他们绝对是整个迷题的一部分。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当代的中国，甚至预见国家的未来……

　　“我们在磨砺中成长”

　　撰文殷星

　　杨猛，1986年出生，四川宜宾春井村人。杨猛是第二代打工者，他最初的身份是留守儿童。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的弟弟去浙江打工。“在我留守家乡的过程中，我分别在姑妈家、奶奶家、外婆家住过，我就是一个流动在家的留守儿童。”

　　读高中时，杨猛跟亲戚借了一些钱，勉强得以完成学业。高中毕业后，杨猛在家乡一个照相馆做摄影师，2007年，觉得没什么发展，他决定去深圳打工。

　　一个留守儿童变成了第二代打工者。

　　“刺头”杨猛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我以为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杨猛还设计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我希望在五年里，我先把欠的债还上，然后可以攒下一点积蓄，回家乡自己开个照相馆。”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因为父母有过打工的经历，杨猛对于打工的辛苦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现实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杨猛所在的工厂生产汽车发动机的零配件，赶工是经常的事，用杨猛的话说累到极限的时候，“走路吃饭都能睡着”。“除了身体上的疲惫，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不被尊重。”杨猛记得，有一次，由于机械故障，一位工友的两根手指卡在了机器中，机器是高温的，机械师费了很大的劲，手指才拿了出来，已经烫得血肉模糊。“这时，管理者来了。他不是第一时间送我工友去医院。而是拎着工友的手问‘机器哪里出了故障’？他担心的不是工人的手指，而是自己的机器，担心机械故障会影响生产。”发生这样的事，让杨猛很受刺激。“我们是人，难道人不比机器更重要？”

　　面对种种不公，杨猛决定站出来说“不”。杨猛平时喜欢法律，爱看关于劳资合同，工人维权等书籍。凭着自己自学的一点法律常识，杨猛经常和管理者据理力争，他拒绝超长加班、拒绝工资拖欠，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基本社保。渐渐杨猛成了领导眼里的“刺头”。杨猛即使是在最后辞职的时候，也给领导了一个下马威。工厂规定辞职员工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杨猛说走就走，公司拒付工资。“工厂曾让保安威胁我，但是我提出的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让我正当辞职。”杨猛去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工厂：环保不达标、有安全隐患、拖欠工资、没给工人上保险等等。最后，杨猛拿到了工资全身而退。

　　“有意识的”杨猛

　　在深圳打工期间，杨猛加入了一个帮助工人的公益组织，做法律宣传的志愿者。辞职后，杨猛分别到了苏州和西安，加入了当地帮助工人的公益组织，在一些工厂短暂实习，了解工厂情况，然后对工人进行普法培训。

　　2009年，杨猛成为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后来开始参与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现在他在这里负责网站的编辑工作和一些培训工作。

　　“坦白的说，最开始我也是凭自己对法律很有限的了解，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去给他们讲解。也就是说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就叫他们也这么干。”杨猛逐渐发现这样不管用。当有人受工伤，或工资被拖欠，杨猛主动找到他们要提供帮助时，有人说他不懂得现实的残酷，说他很天真。“大家出门在外，总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时，杨猛提供的帮助确实起到了作用。“工友们会表示感谢，但他们并不会把‘它’传递下去。”

　　杨猛嘴里的“它”就是“一种意识”。小到自我维权，自我保护的意识。大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意识。“比如我们讲到工伤，讲到职业病，很多工人就表示我不去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了。大家都选择做旁观者。所以即使我们这个群体如此庞大，有两亿人之多，却没有什么凝聚力，发不出声音。”为提高工友们的意识，杨猛在做培训的时候尽可能多的讲案例，讲他们切身的关切。“我会把工伤扩大到工业污染，工业污染再联系到雾霾，联系到身体健康，工友们就会觉得与自己有关了。”

　　杨猛也发现了他们这个打工群体不再像父辈那样“任劳任怨”。“20年前，我父亲一个人外出打工可以养活一家人，我现在一个人外出打工却很难养活我自己。我们的父辈可以十几年，二十几年在低劣的条件下工作下去，而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进步。我们的参照物是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在不断地换工作，也在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换工作，不断追求好的工作状况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意识在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劳动故我在”

　　因为成了普法的志愿者，杨猛不再需要高强度的工作，不需要再面对工伤的威胁和管理者的凌辱。尽管工作“性质”变了，但作为打工者对未来的未知感没有变。“我们父辈的人，最开始是种地，后来出来打工。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农村。那里有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他们要回去过年，回去参加各种婚丧嫁娶的仪式。在农村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杨猛这一代不同，他们从来没有靠种地养活自己。“农村现在的耕地很有限，种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大家都出来打工，村庄在消亡，污染在加剧。而在城市中，我们的就业权、居住权和子女受教育权都不能得到保障，找不到任何安全感。”

　　如同杨猛所处的地位，他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纠结。杨猛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的价值显得犹豫。“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只能维持我们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全世界人穿的、用的、甚至是吃的都离不开我们的劳动。我们到底重要不重要呢？”

　　杨猛试图自己给出答案。“我在想，我们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识，然后体现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这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劳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面对社会的境遇，杨猛没有绝望和怨恨。“要知道，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被生活折腾过，才会更加热爱生活。我们在磨砺中成长。”

　　问答环节：

　　问：金钱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虽然我没有钱，但我不觉得钱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我只需要可以基本保障我生活的钱，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问：你认为朋友身上有什么品质？

　　答：和我一样的打工者，很简单，我们有相同的境遇，他们能切身体会到我的痛苦和快乐。

　　问：你面临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在社会上打拼,我觉得我面临的最大的苦难是莫名的孤独感，因为找不到自己的根，没有归属感。

　　问：你每月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答：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和朋友聚餐。

　　问：你怎样看待未来十年的自己？

　　答：期待农村可以有发展，我可以回到家乡发展，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慢生活。

　　整体状况：2012年2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中国全国总工会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变换工作0.26次(也就是说平均3年就要换一个工作)，传统农民工为0.09次(也就是说平均11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09年北京工友之家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北京皮村居住的打工者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6平米。很多家庭因为住房和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

　　（来源：人民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