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谨防“人治”依赖症

xiao四~

名相诸葛亮虽然聪明绝顶，但却算不上称职的领导，正是他遇事授人锦囊妙计和事必躬亲的做法，扼杀了下属的创造力，抑制了下属的积极性，剥夺了下属的锻炼机会，造成蜀汉后继乏人，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毋庸讳言，今天个人色彩在部分社会组织依然浓重，这些组织能否从“人治”迈向法治，对其发展是关键一步。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4)》，该报告显示，相当多的民间组织仍处于“人治”阶段，筹款及运作过于依赖个人，在组织建设、管理模式、能力建设方面经验欠缺。

       很多初创期的社会组织都离不开创始人的能力和人脉，这些是组织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如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长期过分依赖“人治”，是否会抑制组织的成长空间，进而出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父母不手把手教，孩子学不会走路”

       经过12年的精心培育，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在圈内有了较高知名度，对于在公益领域打拼了20年的中心创始人翟雁来说，惠泽人的成长凝结了她的心血。丰富的个人经历和长期致力于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经验积累，让她对社会组织的组织化有不少独到观察。

       在翟雁看来，包括党派、企业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创立都是由个人到小组再扩大规模，很多社会组织的志愿性和公益利他性决定了创立时不会是很多人，甚至源于个人发起。她说，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就像几十年前的个体户，远没达到组织化阶段。

       由于长期从事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王世强接触过很多社会组织的创始人，在此过程中他感到，这些人有创业热情，有人格魅力和感染力，不少人都为公益事业付出了代价。

       “中国的草根公益组织往往都是靠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苦苦支撑下来，一个人带着一批志愿者做事。”王世强认为，相比企业和政府而言，社会组织中的个人魅力型领导比例更高、更重要，公益事业更需要有影响力的人凝聚大家的精神，社会组织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价值观驱动的。

       通过调研，王世强发现，在很多草根机构中，几乎一切物质资源都是由创始人提供和取得，领导的能力超强，中层骨干力量未形成，普通员工的发展空间不足、成长受限、流失率高。

       “这是一个过程，特别是在外部环境还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这种个人的精神对于推动和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来说是需要认可和鼓励的，只有他们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有可能慢慢向组织化方向发展。”翟雁说，“如果从一开始父母不手把手教，孩子也学不会走路。”

       “如果现在放手，没有信心让组织更好”

       从2000年开始运作，到2012年成功注册，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理事长关涛觉得，个人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正常情况应该是创始人影响力越来越小，机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涛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除负责人外，工作人员在组织中更多是一种雇佣关系，较大的流动性导致大家更看重能否做好手头的工作，较少考虑组织的发展。

       “我在这个领域做了十多年，一旦退出，不敢保证组织还能像目前这样运转，这涉及接替者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和价值观，但这不是说现在有多好，也不是说未来就一定不好，可能组织会在其他领域快速发展。”关涛说。

       无论是关涛还是翟雁，对于自己退出后，组织能否平稳运作都没有多少把握。翟雁告诉记者，“也许组织可以活下去，但没有信心让其走得更好。虽然我们有理事会，但团队还没成长起来，这涉及公共环境问题，包括公益人才匮乏，尤其是草根社会组织，是人才洼地。”

       2011 年，壹基金在完成公募化转型并“去李连杰化”之后，筹款数量一度下滑，虽然在芦山地震期间爆发，但与李连杰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近几年，包括壹基金在内的几家明星基金会相继“去明星化”，成龙和韩红也对外表示，将以自己名义成立的基金会的决策事务交给理事会。“带头人”退出所带来的落差不可避免，也有专家指出这是专业化道路上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强化治理结构，避免对个人的依赖对于如何处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王世强认为，社会组织的创始人应把对公益认识的积极一面传递给员工，把公益创业的热情传递给员工，带领大家共同度过艰难的初创期。

       翟雁表示，再过五六年，可能会有一部分组织进入组织化阶段，但大部分组织还会处在发展初级阶段，个人对组织的作用仍将占到80%以上，只有带头人有相应的意识后组织化才能加速。

       “要避免社会组织对个人的过度依赖。”翟雁觉得，一是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二是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能是人治，必须是法治，既要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又要逐渐淡化人的影响。”据她介绍，惠泽人目前也在大力推动成熟的特别是运作5 年以上的社会组织建立理事会。

       “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一个最大不同是，社会组织的资产属于全社会，而且并不是依据出资多少来决定在组织中的决策地位。”王世强说，“理事会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关，一个成熟的社会组织应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主任)负责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开，不能大事小情都是一个人决定。”

       翟雁觉得，比较成熟的组织可以先逐渐进入组织化的进程中，但大部分组织特别是2010年以后成立的新组织，不妨让个人多锻炼一下，这也是他们对于社会领导力的学习过程。

       在王世强看来，组织步入正轨之后，要通过完善的治理机制，让中层人员的能力迅速提升起来，把领导的一些职能分解到中层人员，让组织中每个人都能得到成长，而不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一人。

  来源：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