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NGO:挣扎在生存线上

猴子

慧灵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

    当下的中国残障类NGO或多或少面临着资金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生存问题。现在他们都期待相关政府部门购买他们的社会服务，以维持机构的良性运转。

■ 本报记者 杜志莹      
　　今年5月17日，北京慧灵家政服务中心执行董事孟维娜向北京市政府和各级残联发出了一封公开信，由于金融危机，一直依靠“洋奶”为生的北京慧灵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员工的工资已经发不出来。在这封公开信中，孟维娜呼吁政府和残联依法对北京慧灵采取“母奶哺乳”。

　　7月，北京市西城区残联批准了北京慧灵申请的职业康复劳动项目——北京慧灵家政服务中心。

　　“公开信还是起到了作用，北京市残联和西城区残联的领导都有来我们机构了解情况，而且康复劳动项目也被批准了，虽然具体的资金还没有到位，但是政府部门还是有反应的。”孟维娜向《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据记者调查，残障类NGO都或多或少面临着资金问题，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生存问题。虽然各类机构的“身份”不同，有的是在工商注册，有的注册为民办非企业，但是在生存问题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都有着共性。

资金令人发愁

　　北京慧灵是全国第一家智障人士社区化服务机构,为有需要的智障人士提供生活技能和就业培训。北京慧灵在西城区租了一个老北京四合院，光年租金就得18万。

　　为了增加收入，北京慧灵借助首都的地理优势和旅游产业，借助市场化的营销手段，与国际旅行社签约，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内容包括吃饺子、手工艺品以及跳舞，此举不仅不断为有就业潜力的智障人士开拓就业空间，同时，为中重度智障人士提供基于社区康复的个别服务计划。

　　“和国际旅行社签约后，每年可以有20万的收入，这些收入正好可以抵消四合院租金的部分。”孟维娜说，“但是，我们日常的行政费用，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严重不足。”

　　机构房间的租金占机构支出的很大部分，很多残障NGO表示，如果能将房租这一大块解决，那么日子将会好过的多。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主任肖培琳也在为即将到期的房租发愁。

　　“我们租的这块地明年5月就到期了，房主要求涨价，不然的话我们就得搬家了。”肖培琳苦笑，“还能怎么办？北京寸土寸金，到时候我们只能加钱了。”

　　肖培琳说：“包括社区家庭以及幼儿园，一年的租金就得28万，再加上37个工作人员的开支、硬件设施，一年的支出总共需要120多万。”肖培琳说，员工的平均工资也就1300块左右，而每年的收入也就60多万，“办公费用就得我们自己去筹款了。”

　　由于资金紧张，肖培琳说，员工的工资目前只发了一半。

　　2005年11月16日，民政部下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该《意见》指出，“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建设用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的，要划拨供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采用有偿方式供地的，在地价上要适当给予优惠；属出让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应当适当降低。”

　　“我拿着这份文件去找残联，结果他们说没有见过这份文件，不知道有这事。”肖培琳说，“我又拿去给中残联政策研究室的专家看，结果他们说也没见过。”

　　“社区应该设有福利用地，我之前是学建筑的，深知基础的重要性，没有基础一切都是空的，房子就是我们干事业的基础，没有房子事业就没有保障。”肖培琳表示，“福利用地应该跟绿地一样，由政府划拨出来。”

　　每年的收入60多万，支出120万。对于缺口的资金，肖培琳只能到社会上去筹。

　　残障NGO不光面临房租资金的问题，由于有些机构是在工商部门注册，还面临着交税的问题。

　　对此，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为了减少费用支出，让企业的捐赠款直接捐赠给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然后由基金会再捐赠红丹丹。“没办法，因为基金会可以开捐赠发票，如果捐到我们这儿，还有一笔税费呢。”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郑晓洁说。

力求政府购买服务

　　去年10月，北京市市残联、市卫生局、市教委等部门指定了康复、医疗、教育等系统内的94家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指定机构。残疾儿童或贫困残疾儿童申请进入机构接受康复训练的，须从这94家机构中进行选择，否则不能获得补助或免费待遇。利智康复中心很幸运地被市残联选中。

　　“指定我们做0至16岁孩子的康复救助，主要是低保家庭、贫困家庭的残疾儿童。”肖培琳说。

　　但是，一直以来，利智康复中心面向社区为15岁以上的智障人士提供社区生活能力训练、职业劳动康复、居家生活能力训练、支持性就业服务和托养服务。

　　“对于幼儿的康复服务已经很久没做的，而且关于幼儿训练的硬件设施都转让出去了。”肖培琳说，“我们理事会讨论了很久，思考了很久，等政府购买服务等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我们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挑战，通过我们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分析，我们采取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

　　但是，没有硬件设施，没有教科书，怎么办？

　　肖培琳向北京市残联寻求支持，但是北京市残联表示并没有资金方面的支持。“我又去找丰台区残联，他们居然说我们不同意谁让你接手的？他们到现在还是这个态度。”

　　“我们既然接手了，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就是为智障人士服务的，我们更知道孩子如果能够得到及早的治疗，那么他也恢复的比较快，就业也就有保障。”

　　在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去年12月底，肖培琳克服重重困难，幼儿园起步了。

　　北京市残联、市卫生局、市教委等单位还将定点机构进行评估，评估不达标的机构将被劝退，同时吸纳社会上其他优秀的康复机构成为定点机构。

　　“我们今年感到特别的力不从心，因为幼儿园的投入、装修以及老师和工作人员的培训费用，我们垫付了20万，资金方面本来吃紧，现在更紧张了。”

　　“政府购买服务，这是头一次，而且还是先服务，后付费。”肖培琳说，“我们必须得保证我们的服务。无论多困难，我们还是想办法与政府合作，相互配合，不论是大型的活动还是什么仪式，我们都会邀请政府官员来参加，这是我们的态度。”

　　北京慧灵也在期待政府购买服务，虽然申请的康复劳动项目有了西城区残联的批复，但是具体的资金还没有到位。

　　在此期间，德国米苏尔基金会向北京慧灵提供了2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9月份资金到位，将暂时缓解了机构的生存问题。

　　“虽然我们有了钱，但是既然政府部门有了批文，我们就有希望了。”孟维娜说，“我们有了外国基金会的资助，不等于不争取政府方面的合作。”

　　与北京慧灵一样，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也是在工商注册NGO，但是，红丹丹即将改变自己的身份。“7月份的时候，北京市残联找我们了，表示可以做主管单位，将红丹丹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红丹丹中心主任郑晓洁说，“我们听到消息后太高兴了，如果有政府部门的支持，那么在资金上以及项目上，我们将会好过得多。”

　　北京慧灵在北京各区县有几家分支机构，虽然北京市残联鼓励北京慧灵转变身份，但是北京市残联本身不做主管单位，由于分支机构分散在各个区县。“由于分支机构隶属管理，那么每个机构都要注册一次，这不现实也不可能。”

残障NGO应该联合起来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政府的角色正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小政府大社会是其转换的目标。

　　从今年以来，残障NGO明显感到政府态度的转变。“北京市残联的理事长亲自来我们这里调研，这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他们都是本着解决问题来的。”孟维娜很高兴。

　　今年4月，北京市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认定了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此为标志，北京市社会组织与原有的行政部门将逐步从主管主办关系过渡到行业指导关系，而北京市残联是10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之一。“我们知道消息后，马上去申请注册。”郑晓洁说，“政府部门的态度越来越明朗，是想要解决一些的，真正去做一些事情。”

　　目前，残障NGO都各自为政，虽然有些问题是共性的，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目前是存在不正常的竞争机制，NGO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如果你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那么你将对残疾人提供免费的服务，而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收取一点费用，我想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从政策上改变。”孟维娜说。

　　孟维娜说，残障NGO应该联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对于社会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不是为了生存有意识地去拉生源。“其实这种不正常的竞争状态比政府不支持不购买服务更令我难过，”孟维娜说，“民间组织的非正常的竞争令我十分痛心，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是这个行业恒久的生存。”

　　北京慧灵发展将近10年，“这么多年下来，我主要的困惑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社会三大力量的平等问题，与国际社会接轨我们并没有做到。”孟维娜说。

　　肖培琳认为，NGO与政府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这是政府购买NGO服务存在的障碍之一。一方面，政府部门不清楚NGO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另一方面，NGO为了尽力做到能与政府部门合作，做出了很多努力去配合，这两方面因为沟通的问题存在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