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个孤儿的母亲（上） 徐锦华与国际灾童教养院

米安静

　　宁波公益网讯：她原本可以做一个娴静优雅的阔太太，在上海洋房里闲敲棋子落灯花。

　　然而，国难当头，她奋不顾身地纵身入火，只为那一张张病恹恹的瘦脸。

　　他是资产雄厚的实业家，为了拯救600多名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他倾家纾难，无私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甚至是生命。

　　她是徐锦华，他是竺梅先，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

　　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神州大地时，他们在奉化山脚下寻了僻静之处。以青山为墙垣，以绿水为屏风，开辟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抚养教育600多名孤儿。

　　这些孩子中，就有后来与习近平主席一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抗战老兵焦润坤。

　　今年91岁的焦润坤回忆，当年的教养院，像一个大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竺梅先整日在外筹钱购粮，很多时候，是徐锦华这个柔弱的女子，一手撑起这个庞大的家。

　　记者踏上这片土地，已是70年后的初夏。岁月悠悠，教养院早已辟为水库。一座八角亭子里，一块“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赫然在目。

　　只有那山在，水在，树在，像一方纸镇，深情地凝住那些散落在历史的尘埃里，美丽而沉重的故事。

　　那位穿士林蓝旗袍、白色绒线开襟短衫的女子，似乎盈盈地走来。

　　记者陈也喆/文

　　记者崔引/摄

　　“日寇侵华，造成多少孤儿啊”

　　１９３７年的上海，炮火连天，血光盈门。孩子的哭喊声，母亲的呼唤声，在沦陷区的上空盘桓。

　　一位５０岁左右的男人，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脸和善。坐在黑色的小轿车里，像一位儒雅的教授，他是竺梅先，身边是秘书徐无生。

　　竺梅先是谁？他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竺大班”，是中国造纸业先驱，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弃政从商，倡导实业救国。

　　车子缓速向前，一家酒店门口，围着一群人，几个小混混正用皮带鞭打两个孩子。孩子的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男孩护着女孩大喊：“她没有偷你们的东西，只是吃了你们吃剩的！”

　　竺梅先忙下车，喝住：“不要打孩子！”小混混见这阵势，四处散逃。

　　他俯身问男孩：“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呢？”

　　男孩惊魂未定，怯懦地说：“我叫焦润坤，１３岁了，是常州人，日本鬼子的炸弹落下，满街都是尸体，我跟父母失散了。女孩叫蒋桂珍，是上海人，父母被日本人炸死了。我们好饿。”

　　竺梅先听到这里，沉默了。他想到自己的童年，在奉化后竺村的一个穷苦人家，放过牛，当过学徒。他明白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胃和身体一样焦灼，那种抓耳挠心的感觉，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无生，你去买些大饼，把他们送回公馆。”竺梅先嘱咐秘书。

　　马路上到处是逃窜的难民。有个妇人躺在马路上，竺梅先下车一看，发现她已经死了，身边还有啼哭的孩子。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日本鬼子看见女的就**，再用刺刀捅死。这个女人逃出来，还是死了。可是小孩怎么办？”

　　竺梅先把孩子抱上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日本人侵华，造成多少孤儿啊！”

　　“竺先生，你不会想办孤儿院吧？”

　　第一批收养500多孤儿

　　徐秘书知道，竺梅先又动了恻隐之心。

　　淞沪会战爆发时，竺梅先捐了一架飞机的钱，还建了两所临时伤兵医院。

　　竺梅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都要为抗日救国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徐秘书猜得没错，第二天，竺梅先就到宁波同乡会陈辞：“战争孤儿，流落街头，不能见死不救。我的夫人徐锦华师范毕业，当过律师、战地护士，有胆有识，很喜欢孩子。我和她商量过了，尽我所有，把这些孤儿收容起来，办一个灾童教养院，既要教，又要养。”

　　杜月笙带头鼓动：“国难当头，商界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虞洽卿提议，将教养院冠以“国际”两字，少一点日本人骚扰。

　　竺梅先点头称是。还有几个董事提出，由他们来游说德国、英国、法国等外商当董事，这样就坐实了“国际”的名头，为孩子们保驾护航。

　　“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院名确定后，竺梅先还让画家沙耆的父亲、精于建筑的沙松寿老人找到了一个幽僻清静的地方———奉化泰清寺。

　　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照亮寂静的夜；没有自来水，就拿一节节碗口粗的毛竹管，导引山涧的清流；没有操场，就自己动手搭建简陋的篮球场、土单杠。

　　１９３８年９月，轮船载着第一批５００多名孤儿，最小的４岁，最大的１５岁，缓缓地离开上海码头。

　　沙耆的妻子孙佩钧也来做老师

　　坐轮船，再换乘木船，到奉化。白衬衫、海蓝色背带短裤的儿童行走于荆棘丛生的山路。

　　孩子们吭哧吭哧往上爬，小一点的孩子由老师牵着、抱着上山，走不动的用竹轿抬。

　　一名４０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士林蓝旗袍，跑前跑后照应，挽住孩子的肩膀：“小囡走不走得动啊？”

　　这个眼神温柔、声音慈祥的女人就是徐锦华。

　　第二天下午３点多，孩子们终于到了泰清山下的教养院。大门两侧写着：“卧薪尝胆明耻教战，驱除鞑虏光复中华。”

　　一个月后，又从上海送来了１００多名儿童。一共６００多个孩子，吃大锅饭的场面可壮观了：

　　一声哨响，６００多双筷子噼里啪啦，扒饭声哗哗作响，像落雷阵雨。

　　桌上往往是四菜一汤，譬如咸鳓鱼炖蛋、笋干烧肉、肉骨头烧芋艿、酱豆腐、虾皮冬瓜汤。

　　一天时间，米就吃掉了足足１５０公斤，不一会儿，碗碟锅底都朝天了。

　　有个小孩噎住了，徐锦华替他抚胸捶背：“我的乖小囡啊，饿了噢，吃得太快了哦，快喝两口汤。”

　　教养院的教师，都是从竺先生厂里调来的高材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孙佩钧，她是画家沙耆的妻子。

　　他们新婚不久，沙耆经徐悲鸿介绍，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撇下她一人独守空房。她当过小学教师，热爱音乐，也不甘寂寞。

　　当她的公公沙松寿问她愿不愿意去教养院教书时，她高兴极了，像脱离樊笼的鸟儿雀跃欢呼。

　　教养院没有寒暑假，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放假也没处可去。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分为幼稚班、小学和初中部。四个月一学期，一年三学期，每周休息一天，为的是多学知识，快些成材。

　　那天，徐锦华正召集教师们讨论教学，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忽然，几个孩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办公室：“不好了，出事了，蒋桂珍不见了。”

　　接着，有人来报告：“徐院长，土匪绑着蒋桂珍在山上的凉亭等你，要你给他钱，不然就撕票。”

　　孩子们睁圆了眼睛，无辜地望着徐锦华，拉拉她的衣袖：“什么是撕票呀？”

　　未完待续

　　教养院还将遇到哪些危难？

　　徐锦华如何解救？

　　请看明日600个孤儿的母亲（中）

　　特别鸣谢

　　本文根据焦润坤等人的口述整理，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特别是王泰栋、方平、楼忠盛、周雅飞等人提供的帮助

       来源：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