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刚谈公民慈善：广州区别于北京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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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长期的公益活动培育出社区中的积极公民，以及由这些社区骨干所传承下来的社区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极参与形成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不同的人所在的社区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是著名社会学家普特南所描述的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不同的秘密，也是广州区别于北京的关键所在。
       以“一日千里”来描述今天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似乎并不为过，这与公益市场化的潮流有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市场化激活了长期被计划思维桎梏的慈善领域，使得慈善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市场化的潮流让慈善迅速完成其职业化的进程，也让慈善成为信托资本新的投资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在慈善领域，市场化和伦理化之间的张力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张。市场化所具有的强大的侵略性正在模糊慈善事业所具有的伦理价值导向。各类慈善创新或创投项目虽然让慈善的面目变得炫酷醒目，但却可能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远离公众的视线，或者仅仅成为一种项目背景，一种问题包装。甚至成为公益人或者公益组织实现自身市场目的的工具。

       社区公益：市场化和伦理化的平衡
       这种看似力图对原有官办慈善格局有所改革的公益市场化如果不加节制，也容易让人们在众声喧嚣的所谓慈善创新的世界中忘记慈善本来的含义：出于内心的关爱，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给予救济和帮助。无论怎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这种来自人性深处的爱从来都是慈善事业最宝贵的，但现在它正在被市场化所遮蔽。
       保持市场化和伦理化的平衡显得如此迫切，这不能不让人们保持警觉。如果不加遏制，单纯的市场化过程在官方垄断逐渐被打破的同时，民间也可能会出现慈善资本垄断之后的新“善霸”，而与此同时，除了官办慈善的“郭美美”以外，民办慈善也会出现众多新的“郭美美”——借慈善的名义，将谋取财富和名声放在首位。
       要节制市场的无限扩张，显然不能又回到依靠政府的老路，社区公益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重要的潮流。普通人基于社区自身的多样化需求，而以小型而多样化的公益方式来回应社区需求，解决社区问题，进而实现社区本身的社会福祉，这就是社区慈善。需要看到，社区公益是对过分市场化的平衡，但是，社区公益并不排斥政府的介入，也不反对商业模式，只是它与官办慈善和公益市场化的重要的区别在于，社区公益基于日常生活，强调由社区居民本身的志愿参与来实现社区公益。志愿精神而非慈善效率是社区公益的灵魂。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之地，它的典型表现是邻里社区，但也可以包括网络社区、学校社区、信仰社区等任何让人们彼此之间能够直接接触交流，相互之间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公共空间。社区公益可以表现为由居民发起社区基金，支持帮助社区中有困难的群体或完善社区各种设施，也可以表现为某位居民建立起一个社区咖啡馆，根据社区需求发起各种公共活动。它可以是社区志愿者以开展社区教育为目的而建立的小型社区学院或图书馆，也可以是以推动社区支持农业和居民社区参与为目的而自发组织的社区公益节或社区农夫市集等。社区公益还表现为各种社区捐赠，在发达国家，如果你在社区内散步，会发现很多公共设施，从长椅到步道可能都刻着捐赠者的名字，这些是由当地的社区居民捐赠而成的。同时，社区公益更多地表现为类型多样的社区公益慈善组织。

       性质：社区公益的实质是公民慈善
       和市场化公益不同的是，社区公益组织并不一定需要固定的法人结构，甚至都不需要正式地组织注册登记，其活动也常常难以量化，它更多地强调人们的自组织和志愿行为。从职业公益或者市场化的角度来看，这类社区公益似乎显得很初级，缺乏规模化效益，甚至不专业。然而，公益不仅仅是讨论效率的问题，它更关乎人心中的正面能量，关乎的是普通人的参与和民间文化的传承。可以说，社区公益支撑着现代慈善除了社会市场化之外的功能，即培育公民权责。社区公益展现的正是公民的社区参与，展现出公民权利和责任，它让那些人们在家庭中形成的美德可以在社区中有组织地表达出来，并反过来重塑家庭的价值观，进而将人们的互惠行为转换成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公益的实质是公民慈善。
       虽然社区公益未必能够提供市场所需要的让资助方满意的高端产品，但却能够积极地培育公民。通过长期的公益活动培育出社区中的积极公民，以及由这些社区骨干所传承下来的社区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积极参与形成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不同的人所在的社区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是著名社会学家普特南所描述的意大利北部和南部不同的秘密，也是广州区别于北京的关键所在。
       广州以公民慈善作为公益慈善事业改革的方向。广州的社区如同广州的点心一样，每一样都很独立，又很精致，人们在社区中或者由于共同利益，或者由于情感纽带，或者因为童年记忆，又或者因为共同的移民经历，形成各自不同的社区生活感，因此无论是在老城区的南华西街，还是城郊外来人口聚居的丽江花园，都容易形成志愿参与的气氛和传统。同时也因为广州的社区立足草根，远离政治权力角逐的核心，地方政府也乐见社会各方力量的介入从而完成有效的治理，因此社区比较容易形成各种平行的力量相对平等地参与;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漏斗效应，逐渐渗透和转移到基层社区，这些问题政府和市场往往很难包揽解决，由此形成“公地悲剧”，因此，社区也欢迎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来参与解决。丽江花园的宜居广州，凤凰城的爱心公社以及珠江帝景的助励社都是基于这种环境生长出来的公益组织。

       功能：社区培力和资源链接
       在社区中做公益，不应由政府包办，最适宜的方式是通过社会工作或者志愿组织的方式进行培力，让积极公民有力量依靠自身的参与来实现社区需求。
       社区培力的方式集中在公共生活的生产上，社区工作者根据社区需求和社区问题，依据社区以往的文化传统，通过支持建设公共设施等方式塑造社区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又通过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文化活动来发掘和培育社区中的公益骨干，在这些活动中，社区工作者逐步和社区内的积极分子共同来讨论和建立各种公共生活的制度和规则。在这些自我确立的制度和规则上，社区公益领袖逐步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志愿团体。进而，社区工作者可以支持这些社区公益组织和地方政府、企业共同解决社区中的关键问题，推动公共权力的结构改变。在这种社区公共权力结构转变的过程中，社区就可以不断培育出积极公民。社区工作者的角色不是在于自己做了多少好人好事，而是培育出多少好公民来做公益。
       实际上，今天的社区所应对的问题已经超出社区所能控制的范围，不能仅仅依靠被培力的社区个人来解决。公益组织在社区中还应实现资源链接的功能，将外部公益网络和社区紧密连接起来。民间公益组织，无论是社工机构还是志愿性的公益团体，他们的社区介入都应该将自己融入当地，培养当地人或者注册当地的公益机构，保持内外的连接和合作，这样才能使得这种社区培力可以长期持续发展。
       这种资源链接和本地资源的动员，不仅仅是NGO组织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社区基金会或者基层慈善会都可以起到更加专业的资源重组和分配的作用。社区基金会连同它所资助的公益组织可以成为社区中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驾马车，带动整个社区的持续发展。

       效果：直接涉及社区善治的建构
       社区公益的效果直接涉及到社区善治的建构，也就是说，它取决于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市场以及社区居民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合作和制衡。
       在社区公益的形成过程中，政府作为责任政府，仍然要为社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资源保障、社会福利以及政策规范。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还需要实现政社分离，减少直接干预，更多地推动社区自治，推动社区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市场的介入和社会企业的方式也是社区公益提高管理和发展效率的重要方式，但是企业的介入需要以与社区集体谈判达成的契约为原则，以委托授权的方式进入;社区的居民则应该是谈判和委托的另一方。
       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以及社区自组织的发育，则需要社区自身的行动者。他们需要组织社区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寻求共识，使得社区能够不仅仅是生活之地，而且还能承载人的生活价值;而在社区居民的成长过程中，公益组织以及社区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发挥社区培力和动员民间资源，培育社区的参与、自治与合作精神，推动社区的自组织化过程。广州丰景小区的业主自治就展现出这种合作治理可能的图景，进而孕育出“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这一民间公益组织。
       政府、企业、居民和公益组织这四个要素在社区公益的发育过程中都不可或缺，但是公益的目的是推动公民社区的形成，也即涌现出社区众多的好公民，这正是社区营造和社区公益的方向，也是未来一个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社会的根本愿景。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原标题：社区公益：社区自组织化的有效推动器）
       本文源自《中国财富》杂志7月刊（微信号：zhongguocf），作者：朱健刚（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