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基金会的TA】公益项目不一定要“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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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期栏目将推出敦和基金会项目官员杨沅泽的故事。三年前，他加入成立伊始的敦和基金会，在见证基金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对基金会治理、项目资助与公益行业发展的锐意思考。资助型基金会与草根伙伴的合作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他对此既有吐槽，也看到其中的亮点和进步并为之感到振奋。而在公益行业的发展方面，他认为目前面临两大挑战：“公益组织对问题的导向不够，对资源的导向越来越明显；资助官员缺乏一线实操经验，能力不够”。他从资助型基金会的角度开出了“药方“：“以资金为载体，帮助聚焦问题和用户需求，理清思绪，双方共同成长”

       在2012年7月加入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之前，杨沅泽有过短暂的银行工作经历。2010年大学毕业后，他顺应在国企工作的父母的愿望来到银行工作，但只待了两年。如果不是跳槽加入公益行业，他或许仍在这条安稳保守、平淡无奇的职业路上行走着。但内心的公益种子还是那么倔强地生长出来了，而这粒种子，是在他大学时代埋下的。
       沅泽的家乡在绍兴新昌。他高中毕业后到南京上大学时，骨子里是喜欢独立思考、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愤青”。大学的自由给了他充足时光去研读历史文化书籍，并四处行走，体悟和感知世界。他浏览《中国发展简报》和NGOCN的网站，参加讲座等公共活动，由此接触到公民社会、公益慈善、普世价值等话题和领域。
       从银行跳出来时，公益作为初生的行业，在浙江当地并无太多选择。通过网上的招聘信息，对公益仅有模糊概念的他，遇见了同样是草创之初招兵买马的敦和基金会。他清楚地记得，正式入职后做得最多的，就是和基金会的同事一起，四处学习、“拜码头”。
       公益行业的从业者往往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即便是在公益组织中被视为“高大”上的基金会工作。出于阅历和背景的原因，沅泽的父母很难理解他的“脑残”举动。为此，沅泽没有少费心思，用巧妙的沟通来化解父母的焦虑和担忧。他给父母看基金会的活动照片，照片上是自己和一些“高大上”的企业家的合影，以此拉近他在父母眼中和主流社会的距离。有时候他也会向父母谈起弱势人群的境况，诉诸于父母，以求同理心。虽然父母现在仍然希望他回到银行工作，但抵触情绪已然减轻了很多。
       在敦和工作的这三年，沅泽见证了基金会的快速发展。2013年7月是敦和基金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经过成立后一年的摸索，理事会、秘书处和项目官员对资助形成了一致清晰的判断和定位。沅泽觉得，与成立时相比，基金会上下对针对的问题、相关问题的背景以及本质的认识已迥然不同。转眼间，这家年轻的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额度，从每年1000万元增加到9000万元，再到2015年的1亿元，基金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基金会人员也从初创期寥寥数人增加到目前的12人，而在2015年人员计划最终落实到位后，这个数字会变成20人。
       作为一线资助官员，沅泽认为基金会在决策治理方面，尽管仍然有改进空间，但自己已不乏参与感。2014年11月，敦和基金会启动了“种子基金”项目，计划给一些基金会每家300万元的资助用于保值增值，由秘书处一起推荐优秀的基金会。沅泽觉得少了几家有价值的基金会，于是提出补充并获得采纳。
       沅泽用另外一件事来说明敦和项目官员对决策的参与情况。他说，不少公益组织喜欢走上层路线，直接找秘书长申请项目。按照流程，秘书长并不会直接应允，而是转介给项目官员具体接洽。但有的组织喜欢借此来“游说”项目官员，到了较真的沅泽这里，他总是毫不马虎地走流程，当过则过，当拒则拒。后来敦和内部建立了一个原则：不管是谁介绍来的项目，都会同样对待和充分讨论。沅泽很认同这样的参与感。
       不过，面对快速发展的基金会以及公益行业，沅泽也并非没有困惑。由于人手紧张，他作为资助官员还长期身兼行政职能，机构的招聘业务也有牵扯，直到近期敦和才有人力资源主管入职，形成更为清晰的业务分工。不能多跑一线，进入社区去贴近合作伙伴与社会问题，基金会项目后续跟踪评估也比较缺乏。而在资助实践交流方面，与基金会同行的交流机会非常稀缺。在对行业问题的把握、对项目管理、监测评估等技能的学习方面，业内培训项目能够拿来实操的工具又太少。这些都是沅泽的痛点所在。好在遇到困惑，或者希望分享心得的时候，行业内有两位师友可以畅所欲言。正荣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吴军军是平等探讨的小伙伴，而桥畔计划的常江，则是他求教资助之道的老师。
       在敦和基金会内部，由于秘书长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向了行业层面和战略规划落地工作，与项目官员主要通过线上的邮件、微信沟通，对项目运营管理的具体讨论无法在线下实现，对项目官员的职业规划和发展的支持就更显贫乏。在忙碌的基金会工作中，把握机构方向的基金会秘书长，与更接地气的一线项目官员之间，需要发掘充分沟通的渠道。
       在快速发展之下，沅泽所在的公益支持部门目前已经有了4~5人，但资助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这种压力既体现在资助项目官员个人能力的提升需求上，也体现在资助对象──草根公益组织成长的薄弱基础上。基金会和资助的草根组织之间的恩怨情仇是一个永恒话题。对合作方的一些表现，沅泽有不少吐槽。
       沅泽负责的一个浙江本土公益组织小额资助项目，去年11月启动了第一批，今年3月启动了第二批。尽管对浙江本地公益发展的滞后状况已有心理准备，但两轮接触下来，他还是觉得有些出乎意料，感觉值得长期支持的机构并不多，满意的项目大概只占1/3。一些组织在合作中显得比较随意，对合作协议和合作规则缺乏尊重。一些组织交来项目报告，“多个零少个零的情况并不少见”。能力所限可以理解，但认真态度的缺失就值得深究了。在履职敦和基金会之前，银行的工作经历虽然短暂，但也使沅泽熟悉了银行业严格的监管原则和流程，企业的训练赋予他严谨细致的作风和素养，上述项目的情况让他有些难以忍受。
       “公益项目是满足谁的需要？是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需要，还是服务对象的需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能够看得清楚的组织不一定很多。一些组织资源导向，表现浮躁，建议书流于表面，对问题的梳理并不清晰。有的机构一见面就抱怨机构困难，没有资源，环境不好，而同一个县城，另一家机构，同样的状况，却能将关注集中在对问题的分析、梳理和解决方案上，这让他感到组织之间的天壤之别。
       不过，吐槽之余，一些合作机构的变化和亮点还是让沅泽感到振奋不已。有一家合作的环保组织，专门从事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发起人“傻傻”地靠双手在社区分垃圾足足半年，志愿者被其坚持的精神感召，从嘲笑到关注再到参与，组织逐渐壮大。但发起人则希望更多志愿者参与是基于对机构使命的充分认同，而不仅是对其个人的钦佩；同时，发起人拒绝了许多政府创投的要求，坚定立足本社区，坚信每个社区的问题只能靠本社区的人解决。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问题，公益项目不一定要“高大上”，锁定、聚焦一个真正的“小”问题，同样能体现出机构的专业性。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作者：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