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NGO面临五大组织障碍

猴子

本报记者 杜志莹 宋宗合      NGO，尤其是草根NGO面临的组织障碍是什么？9月27日在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前沿问题项目启动暨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认为，草根NGO目前面临着缺乏使命感、创始人的障碍、人才的障碍、内部管理制度的障碍和组织能力的障碍。而解决这些障碍，需要政策法规进一步的完善。

缺乏使命感

　　NGO以使命为先。邓国胜认为，当前NGO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使命问题，因为使命问题是NGO的最重要的核心性的问题。“我们前阶段去做了一项调查，我研究一个做环保的NGO，结果调查以后，发现这个NGO不再做环保了，它现在在做艾滋病项目，那么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当前，由于双重管理制度，草根NGO一般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这导致了草根NGO有两个章程和两个使命，即一个是营利性使命，一个是非营利性使命。“哪一个合法？哪个更正当？这个使命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可以去修改它？因为它的使命会变化，它变化多大才可以？”邓国胜认为，对于这些组织开展的活动和项目与组织的使命不一致的机构，需要一种外部的约束机制，或者利用组织内部的法律进行约束。

　　由于登记注册环境，中国非营利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有法不依是一种常态，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在登记注册问题上，用非法律手段解决该问题，非营利组织，特别是草根NGO，应该学会‘假公济公’，跟政府部门开展合作。”徐永光说。

创始人障碍

　　对于草根NGO来说，发展得好不好，跟创始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组织有一个好的创始人，那么这个组织就会发展得比较健康、比较迅速、比较快。”邓国胜说。

　　“但是，创始人的权利来自哪里？靠什么制度行使这些权利？靠个人的自律还是靠组织的章程对他来进行规范？”比如在创始人问题上遇到的产权问题，对工商注册的NGO产权到底属于谁？“NGO产权在法律上是属于股东的，特别是创始人，因为他是最大的股东，可是他的资产完全来自于社会的捐赠，那么这里面是有问题的。”由于草根NGO内部还有一套非营利性的章程，一旦遇到这种问题，它的产权法律上是属于谁的？实际上属于谁？“这些问题都是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NGO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多NGO完全依赖于魅力型的领袖，一旦这个领袖出现什么问题，这个NGO的接班人问题就是个麻烦了。“这个NGO的领导人是通过理事会选举产生，是通过法律选举产生，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法律、制度层面给予解答。”邓国胜说。

人才障碍

　　有调查表明，中国草根NGO面临的障碍第一是缺钱，第二是缺人。“后来通过很多调查发现现在草根阶层不缺钱，缺的是好的项目。这种情况下，人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草根NGO既吸引不了一流的人才，也无法留住一流人才。”邓国胜说，“有一个学员勇敢的去了NGO，他的父母说NGO不是一个正经的单位，怎么能去那种单位呢！”

　　邓国胜认为，草根NGO之所以没有为工作人员、员工、志愿者提供职业发展的正常生涯，是因为有些组织认为，“一旦培养出来他就跑了，成本我付，他自己去创业，或者到别的NGO去了。这些问题我们靠什么来解决？”

　　另外，对于NGO志愿者的报酬怎么来支付？要不要来支付报酬？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徐永光说，公募基金会应该拿出10%的民间捐款流向民间，让草根NGO从喝洋奶到喝母乳。“如果拿出10%的话就等于几十个亿，要面向草根NGO，通过各种合作的方式给他们一些资源。现在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在国外是政府购买NGO服务，在中国是民间组织购买政府服务。”

　　徐永光说：“去年地震捐款760个亿，几乎没有给中国的NGO服务业带来就业的机会，没有对就业作出贡献，因为都是政府官员做项目，外无压力内无动力。”

　　“从富人捐款到富人办慈善组织、办公募慈善基金会，一批有专业的大学生、硕士、博士开始选择公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个行业人力资源的改变应该从做事业到做职业，要做职业就要培养人才，让一些专业人才在这个行业得到提高，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一个大的课题，怎么样培养一些优秀人才。”

内部管理制度的障碍

　　草根NGO的内部管理制度如何规范是另外一个障碍，“我们发现一些刚刚成立的草根NGO确实有一些制度，有一些规范。可是你会发现，他成立了5年、10年，他还是这样子的。”邓国胜认为，这些问题都需要业界进行反思，“到底是先发展后规范？还是先规范后发展？还是边发展边规范？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同草根NGO发展到什么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需要到什么程度？理事会是自己控制好还是真是民主选举产生好？这些都是面对现实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组织能力的面临障碍
  
    能力问题，对草根NGO确实是一个挑战，包括公信度的能力。邓国胜说，“曾经草根NGO红红火火的搞合作，在512地震期间有一大批NGO去搞网络合作，现在还剩下多少？这都是对我们能力的挑战，我们NGO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这些能力怎么提升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陶传进对NGO的组织能力比较乐观，“因为我认为NGO领域像市场领域一样有一个自己的内部机制，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NGO也有一个社会选择的机制问题。”陶传进说，“现在是我们的机制没有成活，并不是NGO本身的问题。”

　　陶传进认为，虽然这个本身的机制没有成活，但NGO同样也做好事情，有可能“假公济公”。“我曾经写过一句话，政府选择过去是政府主导公益，社会选择的话是只要有一个好的就行了，是两种不同的机制，我们现在一旦我们发现社会选择机制，NGO领域本身的机制可以成活的话，我们看有多少好的，这时候存活的根是一种思考的结果。”

　　在组织能力方面，陶传进说：“只要机制成活，我认为组织是可以成功的。现在我们的局限在于法律的局限，在于我们社会文化和公民素质能不能提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