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视角VS优势视角：谁应成为当下社会工作实践的主流

猴子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6年第11期

　　作者：陈友华 祝西冰

　　原题：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视角的选择——基于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的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

　　陈友华(1962-)，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社会工作。

　　祝西冰(1986-)，女，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

　　内容提要：社会工作实践要体现专业性，必须以某种视角为依托。随着优势视角引入中国，位居社会工作实务主流地位的问题视角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在优势视角被推崇之时，定位缺失、拿来主义、生搬硬套等威胁与内在缺陷逐渐显现，这些都反映了优势视角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并非常态。社会工作的助人本质注定了问题视角不会成为配角，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需要问题视角来取得专业认可，而优势视角应正本清源，回归本位。

　　一、社会工作实践：视角选择

　　社会工作融价值、知识与技巧为一体，不仅有独特的价值追求与人文关怀，也立足于科学、回应不同人群需要并寻求社会改变，实践性是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没有理论指导，社会工作实践易流于形式；理论的盲目选择会降低社会工作实践的效度；正确而有效的理论指引，才可从根本上协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为实践对象服务。由于社会工作独有的理论相对较少，且多是舶来品，因而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常常缺乏理论指导，时常被烙上“缺乏理论”之污名，社会工作专业性也常受质疑。根据Greenwood对专业的界定，社会工作在满足“理论体系”要求时，涉及内容包括：如何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如何理解受助人或系统、如何理解助人者的角色、如何理解助人过程及如何诠释此过程中更大的社会文化脉络是如何发挥影响的。从这一层面上讲，社工理论仿似弥勒佛之大肚包罗万象，也像刘碧玉一样小家碧玉，汲取多学科之精华，融之为社会工作特有的理论。所以Howe将社工理论分为支持社工的理论和社会工作的理论两种，前者包括人与社会的本质、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关系等多学科知识，后者涵盖社工的本质、目标、特色和过程。社会工作实践中视角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后者。

　　在个别化的被服务对象、复杂的服务场景和各种困境前，社会工作者尝试将理论与实务相融合，达到最佳实践效果，体现社工专业性。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诊断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功能学派与诊断学派兴盛，再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心理社会学派、人本中心学派、问题解决模式、任务中心模式等，途经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干预、系统视角、赋权视角、生态系统理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自体心理学派、认知行为治疗、寻解取向、女性主义社会工作，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的优势视角、叙事治疗、灵性视角、结构主义社工、社会发展视角等，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从单一到整合、个体到组织、治疗到赋权的发展历程。这些理论与实践长期互动融合，又被提炼成多种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如人本中心、问题解决、危机干预、行为治疗、叙事治疗、任务中心、社会行动、生态系统、存在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整合发展等。

　　尽管社会工作实践可选择的理论或服务模式如此精细，社会工作者在行动时仍会受到此情此景的影响。原则上，实践中理论或模式的选择方式包括：(1)比较与分类，社会工作者根据工作情景、机构功能、经验及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解和个人经验，运用已建立起来的传统程序来选择；(2)融合性实践理论的应用，社会工作被看作一种社会而非心理过程，社会工作者根据社会情景选择理论；(3)启发式搜索，社会工作者通过多元方法收集与了解信息，最终选择最优方案。除以上三种，社会工作也有不少含混使用各种理论。社会工作服务的具体目标、被服务对象的规模与接受程度、社会工作的资源，抑或社会工作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哲学理念、实践情景及机构目标等，都可能成为社会工作者实践中理论选择的考虑因素，教条主义或无原则折中并不可行。

　　由此，在长期实践中社会工作巧妙地发展出服务领域的两种视角：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前者也称缺陷视角，以问题为核心，社工将关注点聚焦于被服务对象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涉及的服务模式有社会诊断、功能学派、心理社会学派、人本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干预模式、行为治疗模式、家庭治疗模式、游戏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精神分析模式等。后者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师生共同提出的服务模式，它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势和力量，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被服务对象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中提升自我抗逆力，从而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二、优势视角在中国：慎而用之

　　优势视角起源于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受利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抗逆力研究，得益于社会科学的社会建构传统转向，形成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院派。21世纪初，美国学者Rapp将优势视角与个案管理结合，发现了优势个案管理模式。中国台湾学者宋丽玉与施教裕等人发起并建立“复原与优势观点发展中心”，多年来致力于发扬光大优势观点，一方面不断吸收并借鉴西方优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立足本土开展实践，培养相关人才。2004年Saleebey的《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第一次被引入中国后，2010年他们又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优势观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优势视角受到学界更多重视。同年夏旬，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邀请两位学者齐聚深圳，正式以培训授课形式传授优势个案管理服务技巧及方法，参与学习的不乏教育界、实务界及政界的代表。优势视角成为一种新生事物被广为传播与应用。

　　以学术搜索为例，根据WebofKnowledge与CNKI的文献搜索，从1992年到2014年，国际上与优势视角相关的文献仅69篇。而中国内陆的期刊文献，仅从2004年开始初步接触至今，已有505篇相关文章。如图1与2所示：

　　图1“TheStrengthsPerspective”为主题的发表论文数分布图

　　资料来源：WebofScience检索，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日20点10分

　　图2“优势视角”为主题的发表论文数分布图

　　资料来源：CNKI检索，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日20点10分

　　国外学者面对“优势视角”，态度相对保守。从文献发表年限来看，曾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该视角第一次被美国堪萨斯大学师生提出时，规模相对较小，属于宣传阶段；第二次是2000年前后，“优势视角”渐被学界认识；第三次是2009年前后，经历几年低迷期，它再一次被学界所审视。“优势视角”成为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的主流，至少现在看来可能性很小。但中国内陆不同，“优势视角”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优势视角的价值理念⑦融入社工三大方法，见图2。

　　从人类生存性问题出发，优势视角富含系列关于健康与潜力的假设与归因，它反对问题视角包括标签倾向、悲观主义及怀疑主义的色彩、不平等的受助关系、个人孤立式的环境评估方式等内容⑧。它在对以往实践经验批判的基础上生成，以赋权、成员资格、整全和悬置怀疑为核心，看重人在逆境中的抗逆力和优势，致力于提升人处理逆境的能力，以在这些灾难性事件中找到新的意义或修正以前的意义⑨。它吸纳了寻解治疗“从解决问题入手”的思维方式，认定服务是一种相互学习的过程，将被服务对象的问题非个人化，从辨识问题转换到问题的例外情况，关注对象的资源与优势，以寻找问题的办法并探索未来的可能性；也充分利用社会建构理念，用“优势”为被服务对象重名，具有一定的解放与赋权色彩；还融合了人本传统的灵性因素，树立了全人观念，认为灵性在个人、社区与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评估个人至少需要关注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四个方面；最后综合了社会建构视角的叙事治疗技术，从积极层面重构了被服务对象的生活故事及意义。

　　无论从发展过程、概念假设还是内容指涉，优势视角都是对问题视角的有益补充，它使社会工作实践进入“全视角”时代，促使我们不断发现并审视它的积极面。若有选择，没有人愿意悲观消极度过余生，而总会用各种方式找寻通往幸福的路。优势视角就是这样一种存在，试图帮助被服务对象找到融合在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本中具有持久价值的、富含资源的某种才能、天赋或信念，这些积极正向的因素正是现代转型社会中人们常常忽视的。充分运用并放大这些优势，可使被服务对象正视困难，接受被当作了资源与考验的困境，减轻标签或服务过程中不平等权力关系等不良因素对自身的影响；也可使社会工作者热爱自己正在从事的看似消极的工作，他们会从被服务对象的穷困、痛苦、错觉、自我毁灭等负面情绪中发现潜能、美德与希望，他们会诊断标签背后被服务对象的积极因素，探求提升或抑制人类可能性与生活环境的动力，强调被服务对象自觉、责任与可能性。

　　存在即合理，优势视角所勾勒出的美好社工实践场景已吸纳无数英雄为之折腰。在西方，优势视角被用于慢性精神疾病患者、老人服务、药物滥用的青少年、无家可归者、高风险人群、家庭实践、社区发展及社会政策等领域⑩。在中国大陆，它被用于特殊儿童干预、问题青少年介入、大学生抗逆力训练、学校德育工作、家庭亲子关系、农村社区建设、灾后干预、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环境治理、反贫困、老年心理干预等领域(11)。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少有学者思考优势视角是否真正有效，而只是一味扩大其适用范围，试图让优势视角无所不包，违背了社工的反思精神。而如此推崇并集中发展优势视角的中国台湾，优势视角也仅被用于受虐女性介入、青少年犯罪矫治、精神残障者复原、移民、家庭复原与社区充权等有限领域(12)，并不敢轻易拓展。发展优势视角体现了学科生命力，但若盲目发展，对学科与专业都是致命的。优势视角在中国大陆，至少存在以下几个不容忽视的倾向。

　　首先，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优势视角的大多数理念依托公民意识较强的社会，它有特定的发展轨迹、适用场域及使用逻辑，因而需要谨慎使用。比如慢性精神病患者的优势介入，西方是建立在慢性精神病患者已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识，并认可这是一种可改善的症状且在某种程度上尚属正常的基础上，这种背景才可以尽可能排除社会异样眼光，协助被服务对象树立恢复的信心。但中国大陆不同，慢性精神病患者很难被社会广泛接受或认识，至少现阶段还很难做到，优势视角缺乏兼具包容性特征的社会背景，服务效果自然欠佳。然而中国大陆多数学者在接触到优势视角后便按捺不住且不假思索地将其运用到包括慢性病患者、问题青少年及社区实践等在内的各类人群或领域中，势必使优势视角在中国大陆只是流于形式而缺乏深度，其发展态势也就只能表现为领域的扩张而非理论视角的本土化发展。

　　其次，不可小觑的过度倚重。随着后现代及社会建构传统的备受关注，社工理论与实务界对增权、叙事、寻解和优势等词汇表现出独特的亲切感，国内各大高校MSW入学时会考察学生对这些词汇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核一个学生是否了解学科最新研究进展。此外，从已发表的文献及刊物喜好看，学界对优势视角类的文章尤其喜爱，《社会工作》自2008年首次刊发相关文章的随后几年，几乎每隔一期就会有一篇优势视角的文章，这是对一个学科某一理论视角极大的厚爱；但同是在《社会工作》期刊上以“问题视角”为主题的研究论文近几年不到五篇。从这一层面上讲，除优势视角外，社会工作的其他实践视角几乎被边缘化了。

　　再次，不容忽视的生搬硬套。优势视角由诸多新概念构成，使用过程即是概念操作化过程，这与中国大陆高校传授的社会工作通用模式不同。由于该视角在中国大陆时间积淀和经验积累都太少，大多数实务工作者只会直接将这些新概念纳入到传统的通用模式中并将关注问题转为关注优势，殊不知这一传统通用模式是建立在问题视角基础之上，这一转变并没有真正发挥优势视角功效，而仅仅弥补了问题视角可能忽视了案主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优势与潜能这一局限性。

　　这种生搬硬套可能对优势视角很不公平，低估了其原有的实力，但在现有条件下，这种生搬硬套可能摸索出一条优势视角在中国内陆的出路，即与问题视角混合使用，充分调动被服务对象的优势与潜能为解决其问题而出力，尤其当优势视角自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时，对其的运用要更慎重。

　　第四，忽视社会和制度性因素。优势视角会导致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符号互动主义、功能主义的放弃，忽视制度性的压迫与疏远，一些结构性的干预策略容易在寻找内部资源及优势下被边缘化。这种对社会与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忽略，可能会使更多人利益受损。

　　优势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社会工作本身，它要求社工在实务中的主要责任是充分发掘被服务对象的优势与潜能，忽略资源整合与外在资源的获取，这可能导致被服务对象的外界帮助，特别是物质帮助的减少。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被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更可能是资源不足所带来的，资源的补充本身在化解其症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优势视角的“励志”成分要在马斯洛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能有所发挥，被服务对象的“吃饱穿暖”需要“真金白银”，温暖与励志更多时候并不管用，“话语”再动听也解决不了“饥饿需要吃饭”与“疾病需要医治”等现实问题。以往塑造的“张海迪”式励志典型因缺少了上述考量，导致张海迪等亟须外界帮助的人得不到或者不能及时得到外界帮助，公众视野被转移，延误了从制度上去化解张海迪式人物问题的解决进程。在西方国家，民众的基本生活可在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安排下得以解决，被服务对象更多面临的是心理与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与中国大陆被服务对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一个层级，越是高级的需求，优势视角发挥的空间可能越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优势视角会在西方诞生，由于制度层面的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大陆引入优势视角需慎而用之。

　　不仅如此，优势视角还更多地把被服务对象遭遇的问题与困难归咎于其自身，而不能发现个人问题背后所潜藏着的社会结构性原因，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政府在帮助被服务对象化解某些问题时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优势视角某种程度的不恰当使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政府规避责任的效果，它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兴起，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底层社会工作资源缺乏的窘境。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源支撑，社工很难给予被服务对象更多实质性帮助，只能安慰与激励。社工服务需要制度支撑，中国大陆社工应肩负起政策倡导与改变社会之重任，所以应跳出个体层面，站在宏观层面推动制度变革，而不应该仅仅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又一只手与一个合作者。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问题视角与优势视角的使用场景与频率应有不同。在富裕社会，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面临的主要是心理与精神方面的问题。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使更多人遭遇慢性疾病的困扰，在没有更好化解或永远也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时，优势视角发挥效用的可能性很大。在贫穷社会，在基本生存需要都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情况下，优势视角的使用效能很有限。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问题视角会长时间成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社会工作模式，优势视角仅仅是问题视角存在某些不足时的补充。

　　第五，面临被机构异化的威胁。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会面临各种价值冲突与伦理困境，社工价值观要求以被服务对象的需要为主，但社工服务的资金更多时候非被服务对象自己买单，这势必促使社工在服务中视情况而定，更多考虑出资方的意图。由于优势视角并不能为市场、社会或政府带来更快更直接的服务成效，它并不像问题视角那样立竿见影，其服务效果需要经历长时间观察与评估，甚至仅能让被服务对象得到精神安慰。所以这一视角在利益喧嚣的社会，很难经受起市场的考验与冲击，社会工作者为生存也难以在实务层面全景展现优势视角，更何况优势视角还处在需要不断摸索的阶段，结果是优势视角不得不在实践中发生变质，最终发展成极富有“中国特色”的优势视角。

　　第六，易使被服务对象自欺。Modrcin、Rapp和Chamberlain指出优势视角的两个假设：一是有能力的人有能力发挥自我潜能并获取资源；二是人的行为大多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在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时会努力为被服务对象塑造一面哈哈镜，让其相信自己是有优势、有潜能且可自己解决问题的人，重塑其自我观。在这种情况下，被服务对象很难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当其与社会接触时，原有的缺点与问题可能会被放大，这种外界对其的反应会加深其认知冲突，让其对社会及自身失去信任感，反而造成自身的二重伤害。我们不可能让被服务对象永远与外界隔离，任何人也没有权力以让被服务对象自欺为代价而取得服务效果。

　　第七，有回避矛盾与问题之嫌疑。优势视角倡导积极正向的思考，它可以看到危险性因素、保护性因素和抗逆力，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可以看到标签背后人的本质，但它不能从全整的角度看到矛盾与问题。当被服务对象寻求社工帮助时，他面临着自身难以掌控的困境。假如服务提供者告知：“相信你自己，你有能力，你能行，尝试自己去解决问题!”这岂不是冠冕堂皇地规避责任与问题?寻求服务的大多数人资源与能力都有限，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可能就是资源缺乏。社会工作者若只让其认识或放大自身的潜在能力，便是忽视其实际问题，何况其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超越自身能力范围，或许是体制或制度问题。不仅如此，“抗逆力”也具有危险性，社工必须谨慎且不要低估受助者所面临的真实风险，而采用一种“极端乐观主义”的方法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最后，缺乏实证评估。评估是社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势视角的评估不仅需要评估优势，也需要估量受助效果。然而，优势和受助效果皆是难以被操作化的变量，每个人的优势有不同的聚焦，优势的挖掘程度也存在差异，有时优势的展现还包含自我内化层面，这很难被测量。有学者认为可以社会工作者服务范围及状态变化评估服务效果，但结果也是差强人意、难以使人信服。事实上截至目前还没有研究能够为实务界提供一套能评估优势视角服务效果的有效方法。

　　可见，优势视角有不可估量的存在价值，但它固有的缺陷也是不可规避的。在中国社会工作实践中，需要吸纳并本土化优势视角，但必须讲求“度”。盲目拿来及过度重视都是不对的，何况现阶段要克服它的内在缺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谨慎学习与使用优势视角，切勿让无知断送新兴事物的发展前景，更勿让非理性占据主流，形成不可挽回的局面。为使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能发挥其最大优势，必须回到问题滥觞，找寻社会工作实践的出路。

　　三、问题视角：平台依存

　　问题视角尚存有不足，最直接当属将被服务对象标签化，宋丽玉和施教裕在指明优势视角取代问题视角原因时也谈及问题视角的弊端，可见，两个视角各有利弊，存在不同的使用场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需要的视角有所侧重，现阶段中国大陆更适合用问题视角，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工作的存在不允许问题视角退居其次。作为一项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因工业革命而导致的包括贫困在内的社会问题而被孕育，造就了一批批专为处理贫困问题的工作者，可见社工从孕育起就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现今中国大陆社工被政府赋予的主要角色也是缓解社会矛盾并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种制度，社会工作要回应问题、影响政策，对问题视而不见违背了社工原则。作为一门专业，社会工作是应被服务对象问题，靠汲取个案工作之精髓，旨在运用精神治疗方法达到治疗目的；后期，社工分化为多种理论与视角，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诠释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虽然寻解治疗、增权视角与优势视角某种程度上与问题视角分道扬镳，但是社会工作理论三大传统中，3/4的理论流派是支持问题视角的。作为一种方法，个案、小组与社区工作都离不开“问题”思维，个案方法要通过评估优势、资源及问题来回应被服务对象需要，小组工作要依托成员相似问题与目标确定服务内容，社区工作要及时回应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问题以此促进社区发展。作为一门职业，社会工作者要提升自身的职场竞争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其站稳职场的首要阀门。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社会工作与问题解决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优势视角试图颠覆这种关系，这是学界对这一理论误读所致，稍有不慎社会工作很可能在中国大陆失去存在的价值。

　　第二，中国大陆社工发展现状要求问题视角发挥首要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附生了“国富民穷”与“府强民弱”常态，政府占据大部分资源，这种国情决定了尚处在弱势边缘地位的社会工作极缺资源，社会工作要想在中国大陆得到长远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实社会中社会工作者的覆盖面很小，城市社区的社工缺乏社会认可，广大农村社区甚难寻觅到社工踪影。近几年社会组织力量虽然不断壮大，国际组织入境数也在增加，但这些组织要完全独立于政府，可能也是相对艰难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西方国家，社会服务类NGO也是多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获取资源，对政府表现出高强度的资源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社工开展活动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学界不应该过于拔高优势视角的位置，而应考虑中国大陆社工发展现状，将研究取向回到问题视角，积累解决问题的技术与经验，为被服务对象做些实事，赢得社会尊重和认可。

　　第三，学科理论要完善就不能让优势视角独行。NormanCousins认为优势视角有不完善，但不能因为缺陷而否认它，而应加强沟通与交流，才能促进其持续发展。只是中国大陆盲目拿来优势视角，边缘化问题视角，对双方都不利。现阶段中国大陆将优势视角的实践价值放大，甚至将某些专属于问题视角的内容占为己有而不加说明，这些非理性行为是有违学科伦理的。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应明确每种视角的优势及局限，同时加以区分，不能模糊化处理，更不能错误定位。优势视角在实践过程中沿着“解构问题—优势与抗逆力的认识与凸显—重构生活意义”模式展开，看似颠覆了问题视角的“问题—现状与需求评估—计划—行动—结果评估”，但实际二者都从“问题”出发，行动仍旧遵循问题视角框架，若硬要说二者有区别，只能说对待“优势”与“问题”的程度存在差异。若实务界只关心优势视角，极易盲目放大这一理论的可靠性，这是对问题视角的极大不公，也会制约优势视角的长远发展。何况，少有证据说明优势视角是一种有效实践模式。因此，学科理论要完善，学界需要处理好优势视角与问题视角的微妙关系，既不能毫无说明地信手拈来，也不能独立旗帜划清界限。问题视角必须受到重视，任何只关注优势视角的苗头都是应避免的。

　　第四，不能让谬误掩盖问题视角的价值。中国大陆长期对问题视角报以批判态度，更多看到其对被服务对象问题建构的负面效应以及实务过程中社工与被服务对象的角色不对等，殊不知问题视角并不等同于传统所理解的病理学视角，问题视角并不倾向于将被服务对象诊断为有问题的弱者，而只是致力于尽可能减少被服务对象病症及行为和情感带来的消极影响。学界有时为论证优势视角的可行性，竟以批判病理学视角的假设、治疗模式与方法推翻整个问题视角。这是错误的，它缩小了问题视角范畴，问题视角的涵盖视阈远大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首先，问题视角关注问题但并不是仅停留在问题层面，其也关注协助被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优势，而这种能力与优势的关注并非是优势视角才有的；其次，它也遵循优势视角所享有的包括自我负责、改变能力、调动资源、互助合作、积极回应、外化提问、寻求代替、此时此地等价值准则，这些准则可以指导社工去更好满足被服务对象的需要，协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再次，它具有达到服务效果的先天优势，“问题核心”意识更容易调动被服务对象的资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优势视角将问题悬置或避而不谈，最后也可能达到一定的服务效果，但是这种交流—理解—解释—互助的过程会增加互动成本，低效率高成本的服务方式并不符合市场逻辑；最后，它关注问题的终极目标在于提升社会福祉，其是社会工作实践中最具实用主义且更具兼容性和执行性的指导模式。

　　四、结语

　　优势视角容易被夸大使用，使社会工作者与被服务对象难以准确自我定位。正如库利的“镜中我”，优势视角理念下社会工作者为被服务者提供的是哈哈镜，而非平面镜，在哈哈镜下人会失去正确认识与看待自我的源泉与勇气，迷失自我。

　　在中国大陆，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问题视角的存在。我们赞许研究并运用优势视角，但是不赞成放大它的功能、边缘化问题视角，让社会看不到问题视角的价值，从而掩盖中国大陆社会工作需要问题视角的事实，也延缓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有多大空间，问题视角就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有多大的存在意义。我们不能忽视曾经为我们作出重大贡献，未来将作出更多贡献的问题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