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中国能否绿色突围

猴子

■ 颜 敏
    哥本哈根会议被视为当今世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最后的努力。一段时间以来，各国展开了频繁的“环境外交”。几周前，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在谈判桌上摆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硬数字”。几天前，美国宣布2020年温室气体比2005年减排17%，几乎同时，中国宣布202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这些外交承诺，似乎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带来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到底有多大呢？
    地球环境严重恶化、全球气候加剧变暖，已不容置疑，而环保全球化也是越来越普遍的事实，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削弱和限制也就不可避免。那么，在此情形下，民族国家是应极力抗拒这种趋势，使各国的争斗更趋激烈，甚至搁置、放弃应对气候问题的努力，以致可能丧失挽救地球环境的最后机会，还是迎头而上，坦然接受这种 “削弱和限制”，同时化被动为主动，率先对传统制度开展更为大胆的改革、创新，推行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真正负责任的环保的形象，以此领导各国开展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最终不但成为世界大国，而且造福于人类后代子孙？
    答案是明显的：谁能带领大家共度时艰，谁就最有资格成为领袖。日本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直走在世界环保的最前沿；德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德国环保已成为各国纷纷学习的榜样。如今美国也作了几乎180度的大转弯，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而谁转得最快，谁就赢得最多。
    当然，有人会说，做领头人是需要实力的，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但是，工业发达国家意味着它们的历史包袱最重：它们巨型、昂贵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经不适应生态时代的需要，它们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也积重难返……而新兴国家也有后发优势：譬如，我们可以最快、最直接地利用和开发最新、最先进的环境友善技术和生产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部分保有节俭、勤劳的传统。
    况且，经过几十年的赶超，我们不是已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 “中国奇迹”吗？中国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已具备经济转型的成熟条件，并且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现在，应抓住时机，顺势而上，巨大的国力总量加上明显的后发优势，使我们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成为能源气候时代(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新的世界大国、强国。
    当然，还会有人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如今的世界还是由各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怎么能削弱自己的主权？然而，历史证明，没有世界眼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不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和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袖。昔日的罗马帝国离不开它的万民法，昔日的大英帝国就建立在全球贸易之上，20世纪的美国如果固守孤立主义就不可能赢得二战之后的霸主地位。相反，大清帝国本来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富足强大，却因闭关锁国而最终衰落下去。但要成功走向世界，首先要心怀世界，视通未来，而不是患得患失，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获。
    很多人都说，严格的环保标准，势必损害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势必引起各类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现今“保八”的说法就源于此。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如今部分社会矛盾往往并非源自经济增长太慢，而是增长太快。
    经济增长快而不是慢会导致社会矛盾？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新鲜，其实早就有人说了。在 《**宣言》中，马克思一方面颂扬了资本主义仿佛从地下呼唤出来神奇的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另一方面，正如大家熟知，马克思对这种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近年来我国学界热追的卡尔·波兰尼，更在他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名著《大转折》中，深刻地描述了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强烈社会保护运动，而这种运动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几十年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振兴民族的旗帜下，一直奉行现代化赶超战略，如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过程也给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自然环境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健康。2007年春，我国卫生部的调查报告指出，不断恶化的大气和水体质量应该为全国急剧上升的癌症暴发率负责：自2005年来，城市地区癌症患病率上升了19%，农村地区上升了23%。
    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风险是由过度生产而产生的，是人类活动本身而不是如传统风险那般由自然界造成，它虽然隐而不见但具有选择性，社会边缘人、弱势群体往往是风险最喜欢光顾的对象。经济发展的成本由谁负担？收益由谁享受？环境保护的收益由谁享受？环保保护的负担由谁负担？试问上文列举的疾病，是平均分布在所有居民身上，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吗？试问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沙化盐碱化、森林退化等是平等地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吗？不是有些人甚至从中获利了吗？依靠“低环境、资源权优势”，这种发展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任何人都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但任何分配方式的调整或改革，都必须有益于最低受惠者，否则，这个制度就不是正义的。用帕累托的话说，就是任何改变都不应该损害各方的现有利益。因此，所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牟取私利、巩固权力而有意建构起来的虚假问题。如今，已经到了这个时刻：进一步发展经济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经济民主和环境正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正义，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一条根本途径。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促进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它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1990年代初，中国率先在全世界开展“环境外交”，为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扫清了国际障碍。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环境威胁论”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如今，哥本哈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大机会。如果要树立“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如果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以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打破GDP迷信，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绿色突围”，扬帆于滚滚涌来的世界生态文明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