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NGO人 工作着也许并不美丽

猴子

近期，业内发布了《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对于在NGO，尤其是在草根NGO工作的人员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压力大，近八成的人会因受生活压力所迫而最终离开。在非公募基金会、境外NGO、公募基金会工作的人员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近日，《公益时报》采访了包括在草根NGO工作的4个工作人员，以个案形式，还原这4个在不同类型NGO工作的人的状态。




在以服务弱势群体为工作对象的NGO里工作，并没有让工作人员有多大的崇高感。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吴燕辛
  
    与《调研报告》所调查相似，在草根NGO工作的查林，曾因理想而留下，但明年，她就会离开；对于张曼云而言，非公募基金会的工作只是一份“收支平衡的工作”而已；张惠在境外NGO拿着不菲薪水，过着相对滋润的生活，在她看来，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李晨所在的公募基金会给他解决了北京户口，李晨还享受着比较好的福利保障，但是，对于看得见的未来，李晨开始动摇了……
  
    前途一定很艰险，旅途一定会孤单，只要我们大家心相连。
  
    哦！擦去眼泪，莫要伤悲，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为了明天的自由，为了理想而奋斗，为了正义的歌声传遍全球。
  
    哦！不怕艰险，坚定信念，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12月的北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针对公益人才培养的项目举办发布会。台上，年轻人斗志昂扬地歌唱支农歌曲《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台下，老公益人廖晓义潸然泪下。
  
    梦想——被演绎成公益人在辛酸的生存状态下努力支撑的唯一理由。
  
    但实际上，我们更渴望了解究竟哪些人在从事着公益领域的工作，公益人的生活现状究竟如何，公益链条上各环节机构的待遇到底有何差别。

    草根NGO
    “去NGO挺好的。这是听到最风凉的话。”
  
    在位于昆明的这家环境保护类的NGO工作，工资是每个月1200，没有保险，没有奖金。
  
    “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在公益民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选择留下就意味着我要放弃太多”、“最近吐槽过度。仅有一点需要声明，我不拜金，但我需要养活自己，我不崇高，但我想在能做梦的年纪为自己的梦想争取”、“去NGO挺好的。这是听到最风凉的话么。有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毕业前找工作的半年，查林校内网的个人状态恨不得每分钟一改，她陷入现实和梦想的考验之中，纠结得不能自拔。
  
    彼时，她正在一家环境保护类的NGO实习。有过两家500强企业的实习经历、拿过各种级别奖学金、一次性通过英语四六级、大三就雅思过7的查林推掉了几个“性价比超高的offer”，最后留在了这家草根机构。她给自己的时间是三年——三年后男朋友研究生毕业。“如果结婚就要为家庭负责了”。
  
    工资是每个月1200，没有保险，没有奖金。2007年的昆明，这不算是应届毕业生中最低的，她这样安慰自己。
  
    同实习时一样，工作后查林参与的主要项目是滇池及其周边的环境保护，每周进行水质测量、为周边居民发放传单、组织志愿者投放鱼苗清理蓝藻……“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干这行，看着水质微弱的变化迹象，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可这种成就感很难时时伴随着她，“一回归到生活的柴米油盐中就很无力”。为了节省房租，她只能与人合租一间房，“做保险的姑娘，总是往回领男朋友”这让她很不爽。每天三顿饭都是自己做，“一碗桂林米粉都舍不得吃，绝不在超市买青菜”。上学时，查林自诩是文艺女青年，常常光临手工铺子、独立书店，工作以后朋友们就很难再约到她，“消费水平不一样了”。
  
    最让她辛酸的是湖北老家的爸妈一放假就张罗来昆明看她，说让闺女带他们四处旅游，可她每次都拿各种借口搪塞。三年来，查林卡上的存款从没到过四位数，“爸妈来了我没地方让他们住，更没钱领他们逛”。
  
    查林认为庆幸的就是爸妈都是教师，收入稳定，自己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大学时跟她同一社团的朋友就是因为助学贷款和家里翻修新房，着急挣钱而最终没能选择公益之路。
  
    12月17日，《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发布，查林在网上看到了新闻。报告中说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员近90%的月薪酬集中在5000块以下，近40%的人都没有社会保险。她感觉报告中的数据“比较真实”，工作中认识的同行们待遇确实如此，可她还一点纳闷：自己接触的多是草根NGO，在公益链中处于上游的“有钱的基金会境遇应该好很多吧”。
  
    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窦瑞刚特意对这一点做了解释，称《报告》受访的主要是草根NGO，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相对接受调查的成功率比较低。
  
    明年5月，查林的男朋友就毕业了，已经签了北京一家公司。她答应和男朋友一起北上，这意味着将要离开自己热爱的岗位。据《报告》显示，近8成的公益人才最终因为生活压力而不得不重新选择职业生涯。“谁都想把公益事业作为终身事业，可最后都变成了80%中的一个”。

    境外NGO
    “NGO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每个月一万五左右的收入，让她能够在北京生活得比较滋润。对于她来说，NGO的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看着时钟指到六点整，张惠准时拿起手提包准备离开办公室。对于她来说除了出差的日子，每天在办公室的工作基本都差不多。　

　　她在一家境外NGO任项目官员，她的丈夫在一家IT公司担任工程师，两个人虽然去年刚刚结婚，但是已经贷款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　　

　　她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满意：“挣钱不多，但是比较舒服，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张惠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一年，学的管理专业。毕业后，她就在这家境外NGO担任项目助理，直到去年她被提升为项目官员。每个月一万五左右的收入，让她能够在北京生活得比较滋润。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各项保险和每个月500元左右的交通补贴。这样的收入对于像她这样的“海龟”来说并不算多。她说：“我不想像那些在外企工作的同学一样，‘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换命’。”　　

　　担任项目官员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及时与项目合作方沟通，撰写报告等工作之外，还要每一至两个月赴当地出差。出差的地点一般来说即是受助群体所在地，工作居住环境会比较差。有一次去河南的一个村子评估项目进度，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她住进了当地最好的旅店。但是出差这一周里，她没有一天睡过一个好觉。旅店的被子上全是雾气化开的露水，像是从早到晚没有散开，沤成厚厚的霉味。蚊子在天花板上嗡嗡地飞成圈，驱也驱不散，店家自制的艾蒿蚊香，熏得直流眼泪。南方山区的夏天夜晚全是蝉鸣，声音像是从脑袋里传来。　　

　　知道项目官员的辛苦，单位为出差的员工提供的每天300-400元的出差补助，这让张惠感到比较满意。她说，她从这一点一滴中能体会到单位对员工的关爱。　　

　　“我觉得该要一个孩子了。”张惠幽怨地说，“可是不是我出差，就是我老公出差，很难碰到一起呀。”　　

　　每逢项目在其他国家召开，张惠就能借机出国走走，有时候是印度，有时候是南美，也有可能去美国。虽然这种半年一次的出差让她跟她经常出差的丈夫更加聚少离多，她还是很开心能有机会去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国家。遇到两个人能一起过节的时候，她会跟老公一起回老家探望父母，或者选择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地方去旅游。对于她来说，NGO的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非公募基金会
    “只是做一份收支算平衡的工作而已”

    “不想有太大压力、也谈不上崇高的公益理想，但绝对努力、听话，认可慈善的价值观。”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一跳到十七点，张曼云就立刻关电脑、收拾东西、拎包走人。一切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几乎从不加班是她对新东家最满意的地方。

　　说是“新东家”，可其实来这家在业界颇负盛名的非公募基金会上班已经快两年了，只是从“女记者”到“媒体官”的身份转变，她还一直没适应。“之前参加活动都是被人请，张老师有时间么，这活动您能来么?现在呢，天天打电话邀请别人，来参加我们活动吧，帮忙发个稿子吧，没事一块聚聚吧。”

　　2005年，张曼云研究生毕业，幸运地被一家不错的报社看中，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记者。各地飞来飞去、参加企业活动、采访国资委官员……月全部收入近8000元.，高过了大多数同龄人，她觉得很风光。

　　可好景不长，两年不到，她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熬夜赶稿成了家常便饭，常常是一副黑眼圈示人，加上内分泌紊乱导致每个月的那几天总是疼痛难忍，她明显感觉“自己一天天变老”。最夸张的一次是星期六上午她从北京到郑州出差，下午编辑临时通知加一版企业公关稿，星期天早上8点截稿，她订9点半的飞机飞上海。

　　“一天一夜没合眼，往上海的飞机上想眯一觉却突然胃疼，守着卫生间狂吐，一边吐一边哭。”几千米的高空上，张曼云瞬间做出了决定：再给自己一年时间调整，然后辞职，换个活法。

　　来基金会并不偶然。在报社时，张曼云负责的就是公益版面。挖她走的是一家基金会的领导，采访时一起吃过几次饭，对方说对她的沟通方式和写作风格都很看好，承诺的职位是宣传主管，月薪6000。

　　“薪水上虽然有差距，但总算过的是出入写字楼，朝九晚五的正常小白领生活，再没人催稿，再不用24小时开手机。”就这样，张曼云大大咧咧地进入了“听起来可洋气的NGO”，幻想着能在公益领域“多干好事，多攒人品，早点撞见个白马王子”。

　　可度过了最初的兴奋期后，她发现现实跟承诺相差甚远。她刚来不久，部门唯一的员工就辞职走人了，整个部门里就剩下主任和她这个新丁。6000块的月薪扣了税跟保险，到手也没剩下多少。写年报、发新闻通稿、做会务……所有的操作型工作都压在她一个人头上，甚至包括帮领导打印文件、订机票，会计出差时做临时出纳员。

　　最让她接受不了的还是没有话语权。因为挖她过来的人“在机构里说的不算”，所以她的意见大家也“只是礼貌性听听”。几次下来，她学乖了，发现代表部门出声的只能是部门主任或者那些在项目上有“特殊贡献”的人。而这个部门在机构里永远是那个“不被需要时没人搭理，需要时却必须有思想、有方法、有效率”的尴尬角色。

　　前同事聚会，“嘲讽”她发的新闻通稿越来越没水平，她苦笑：那说明我越来越接近领导要求了。“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语言，我要做的就是把基金会的语言翻译成大众能接受的，利于传播的，可他们就不这么想，总是急于表达自己想表达的。

　　即便如此，也绝不再辞职，是张曼云现在的想法。“能去哪呢?再回媒体是不可能了，去企业?压力大得很，拼不过小年轻。”

　　虽然每次面对钟爱的品牌望而怯步时总是抱怨，但偶尔她也沉溺于当下的悠闲、稳定。早上能自己做早点，闲暇时跟姐妹看场电影，逛逛西单，心血来潮参加一两次同城活动，还报过日语学习班……

　　张曼云觉得自己对公益领域还是很感兴趣，有很多想法的。“这个圈子的魅力在于你一旦走进来就一定会被某一方面吸引，即便日后不在了很多被影响的习惯也永远改不掉。”参加过一次机构培训后，她就对野生动物保护产生了兴趣，“魔怔一样告诉身边的所有人不要穿皮草”。

　　“不想有太大压力、也谈不上崇高的公益理想，但绝对努力、听话，认可慈善的价值观。”张曼云认为自己绝不是孤例，工作以后认识的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圈里的姐妹跟自己情况都差不多。“只是做一份收支算平衡的工作而已”。

    公募基金会
    “过几年，我会换工作”
  
    在他得知工作了7年的项目官员张姐现在也只有3000余元的工资时，他对自己未来的工作前景产生了怀疑。

　　李晨大学毕业前，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一家公募基金会工作。由于他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和在奥运会期间参加志愿工作的突出成绩，他毕业后如愿走进了一家公募基金会。　　

　　“我一直以为公募基金会的工作会像机关一样清闲，但是我错了。”公募基金会的工作并没有他想象中清闲，隔三差五的加班和微薄的收入，让他的女朋友心生不满。他说：“作为一个新员工，我一般要在领导八点半到办公室之前来到办公室打水，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多数时候，当同事们因为项目加班时，我也不能例外地要与他们一起加班到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回家。”

　　“她说看不到未来。”李晨叹了口气，“一个月2000元的收入，除去1500元租房的开销，再加上水电费，能够有每天买菜做饭的钱就不错了。”　　

　　李晨在南二环租了一间15平米的小一居。屋子不大，基本上进门就能看到一张床，除了简单的桌椅、衣柜、电脑，这间小屋里并没有太多能够体现主人兴趣爱好的摆设。平时除了上班、下班、洗衣、做饭之外，打打游戏，看看人人网，跟女朋友约个会基本上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了。

　　一毕业就找到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基金会还为他解决了北京户口，四险一金全有，一个月有2000元的工资，办公室宽敞明亮，领导和蔼、同事热心，单位不定期会请专家来为员工培训，食堂还管饭，李晨认为自己目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的工作是负责与合作境外NGO联系，这项工作既锻炼了他的交流能力又让他的英语专业大有用武之地，在工作能还能认识其他NGO的工作人员，与他们交流经验、探讨不足，这让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一次送活动请柬的经历，让他反思起公募基金会的处境。根据单位规定，如因工作需要外出，需请公车。但是，那天公车正好外出。他只好打车去对方单位送这份请柬。根据基金会的规定，报销交通费需要走一个审批流程。且不说走流程耗费时间，需要楼上、楼下找领导签字，就为了二、三十元打车费，值得吗？李晨问自己。　　

　　同事告诉他，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因此，严格照此执行的公募基金会人员和行政经费都非常拮据。　　

　　李晨本来以为，在公募基金会工作多年的资深项目官员会有一份比较“有尊严”的工资。在他得知工作了7年的项目官员张姐现在也只有3000余元的工资时，他对自己未来的工作前景产生了怀疑：“如果没有一份能够保障生活的工资，NGO的工作人员如何能够全心地投入工作呢？”　　

　　在与他接洽工作的NGO工作人员口中，他得知在香港即使是刚刚毕业的应届生工资平均也有6000-8000元港币；而社工类应届生的平均工资还要高一些，能到达到12000以上。“这真的仅仅是慈善的大环境不同吗？”李晨激动地说，“2000、3000的工资在北京生活，我一个人倒是没什么，可我拿什么来跟她结婚？……也许过几年，我会换一份工作。”（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