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公益的成功之道

猴子

NGO自我造血，能走多远?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绿色浙江十年本土化进程思考

钱——一个让中国本土再纯爷们的NGO都无法抬起头来的困惑和阴霾。事实上，我们可以极其容易地从成堆的NGO生存状况问卷中，概括出最普遍的中国民间组织的两大难题——资金和人才匮乏。而这两个多少看起来有点“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恰恰是任何组织的关键命脉。

在中国环保NGO圈内，政府资助当然不是流行，所以大家似乎也心照不宣地从未指望过那些多少看起来有些富得流油的公募基金。而本就少得可怜的国际基金会在华项目，又越来越倾向于资助有中国特色的GONGO们甚至直接是政府本身——当然，考虑到NGO的执行能力，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总言之，能够提供真正的民间组织享用的资源可谓相当匮乏，要是再考虑到基金资源分布极强的地域性和同样重要的人际关系网，那些起步晚又更草根的组织更可谓雪上再加霜，尽管他们要应对的问题一点都不比前辈组织们少。

这一类的地区性环保NGO们在漫漫长路中探索前行，各展其能。“绿色浙江”作为一个有着10年历史的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性环保组织，则是其中本土化经营的典型。虽然说不上大逆不道，但十年来总共150万，接近总收入65%的企业资金输入比例，比起圈内的其它组织们，至少说是不走寻常路了，有时还是让“绿色浙江”多少感受到一丝的尴尬——这种尴尬源自于圈内一直以来对企业的天然排斥。

法律框架下十年的财权之争

阮俊华是“绿色浙江”的发起人，十年前，他还在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团委书记的时候，他和他的学生忻皓共同发起了一次名为“千年环保世纪行”的活动，骑自行车2000余公里环浙江宣传环保。基于这次活动的成果，他们半年之后就开始筹备浙江省首家民间环保组织。

如果不是因为财务问题，“绿色浙江”的注册问题可能并不会放到当年的头等大事，可是两次活动之后，阮俊华就发现了没有帐户的头疼之处。因为赞助单位无法给个人转帐，所以要么走对方报销的形式，要么就是把自己学院拉进主办单位，然后跟学院签合同。前者，有些没有票据的账不好消化，更难有营利空间；后者，学校按规定扣掉一定比例的费用不说，即便是有剩余的部分，要想办法拿到协会，也要动额外的脑筋。所以，申请注册协会，对阮俊华他们而言，归根结底是要拿财权。

阮俊华共青团干部的个人身份，显然对这个组织的建立是有利的。十个月后，在寻求浙江省环保局作为主管单位无果后，终于得到了共青团浙江省委主管省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团干部们的支持和认可，以突破原有的“地区性”而创造性地建立“专业性”青年志愿者团体的名义，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成为浙江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绿色环保志愿者分会，简称“绿色浙江”，由团省委宣传部实际管理的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作为主管单位，时任团浙江省委书记、现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专门为分会授牌成立，时任团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现任台州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担任会长，阮俊华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一创举，使“绿色浙江”成为全国首家省级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专业性分会，并因此“先例”直接推动团中央第二年建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法律援助分会。回头看来，在中国政治制度下，夹于政府和公众组织中间层的所谓群团组织的共青团干部，当年实践的这条民间组织寻求注册的方式，有着相当积极的探索意义，时任团省委书记、现任温州市市长的赵一德在团省委期间，几次提到团省委对于环保分会的这种“指导不包办”发动公众参与模式的积极意义。

由于二级协会并非法人团体，同时考虑到协会财务的规范，特别是正规票据的使用，从2003年起，“绿色浙江”的财权就逐渐由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统一管理，并在该协会设立绿色环保分会专项经费。在从此以后的六年间，“绿色浙江”的年收入从2002年的13万稳步增长到2007年的31万。随着财务处理愈加频繁，不掌握财权的困扰也愈加突出。

首先，由于环保专业性志愿者团体在共青团体系是新事务，根据团中央对“保护母亲河”行动工作的划分，从2004年以后，团省委党组明确了“绿色浙江”在业务上属于团省委青农部管理。但由于“绿色浙江”从组织上仍然从属于团省委宣传部的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就使得任何票据的报销，首先要经过当事人签字后，由“绿色浙江”与团省委方面协调人忻皓统一签字，再由忻皓拿到团省委，由团省委青农部联系环保分会的干部签字后，由青农部部长审核签字，再请团省委宣传部部长签字。如果在1000元以上的，需要请团省委分管宣传部的副书记签字，在10000元以上的，需要请团省委一把手书记签字。由于协会票据太多，不可能一张张由领导签字，所以在处理中，忻皓都在一段时间后，尽可能把票据按活动分类并写明清单，由领导集中签，所以经常会有票据超过千元或万元以上。忻皓毕竟不是在团省委机关办公，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大量时间竟是花在一趟趟跑团省委等着不同的领导签发票上，特别是书记们更是难得见到。要是碰到领导外地出差甚至是出国，一等就是一个星期甚至更长。即便是领导都签了，还要约出纳的时间，一约两约，最终，使得“绿色浙江”经常性地有钱却拿不到。

其实，由于一个协会由团省委两个部门共同管理，造成了一定的漏空带，协会的财务除了审计上没有问题外，并非事实上足够健全和规范。从理论上讲，由于青农部是主管业务的，但钱并不是该部门支出，所以青农部的人员签字多少会有点无所谓的心态；同时，由于宣传部并不主管业务，对具体工作了解不多，加上已经有青农部的部长的签字，多少也会顾及面子等问题，只要原则上“环保分会专项经费还有钱”，部长也都会签；至于书记们，两个部长都签了字的发票，书记一般都不会过于仔细看的。而且由于在团省委后期的几年，团省委宣传部并没有部长，则改由分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副部长签字，那么一个处级签了的东西，再由副处级来签，显然容易地多。好在，“绿色浙江”的内部还算自觉，而忻皓从合作方“可口可乐”公司学来的财务报告的详细程度，几乎难有漏洞可钻，这样的报告，也曾经在团省委几位书记签字时得到不少褒奖。

不论如何，阮俊华和忻皓早就不习惯这样复杂的财务流程，在他们来看，这对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的影响颇大。2008年，因为加强社团管理的需要，团省委宣传部计划要从分会收入中抽取高达36%的费用作为管理费，同时因为团省委青农部建立了官办协会浙江省青年绿色环保协会，而“绿色浙江”联系团省委的忻皓又正好受福特国际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最终导致了“绿色浙江”从组织形式上对团省委的正式脱离。尽管如此，由于阮俊华、忻皓等仍然负责“绿色浙江”的全面工作，并仍然跟团浙江省委机关干部有较好的私人关系，所以“绿色浙江”至今仍与团省委有着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

在近两年无合法身份的真空期，“绿色浙江”尽管回到从前开不出合法票据的状况，但仍凭借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组织经验和应对战略，总共筹资58万元，特别是2008年的“减塑”项目，单项一举筹款19.3万元。

尽管如此，“绿色浙江”并未停止重新注册的行动。此时的阮俊华，已经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他还成为精英荟集的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委员、省青联教育界别组的组长，同时也是浙江省青年绿色环保协会的副会长。不可否认，他的个人的关系，再次在协会重新注册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1月，在杭州市民政局和环保局的大力支持下，几经波折，“绿色浙江”终于正式注册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协会——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业务主管单位是杭州市环保局，协会重此独立掌握财政大权。同时，在阮俊华等人的影响下，富有生态环保理念的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承烈等新锐浙商鼎力加盟“绿色浙江”，为协会提供相应的办公经费和办公场地，较好的推动了“绿色浙江”进一步良性发展。

从公益行动到提供策划服务的华丽转身

“绿色浙江”很羡慕那些靠着基金会吃饭的组织们，可是早些年他们少有资助的信息渠道，这些年，他们也不是没有投过申请，但最终还是少了些基金会的垂青，或许是他们少有特色性持续项目的原因。十年间，“绿色浙江”先后接受过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亚洲动物基金会、SEE生态协会、北京地球村、北京环境发展研究所、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和正泰基金会等的资助，但十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10万元，总额不到协会总收入的4%。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忻皓从小就一直听他妈妈这样教导。也正是这样，他这些年来基本放弃过多时间精力投入到无止境的给各个基金会的项目资金申请书中去，偶尔尝试也多少抱着买彩票的心态。独辟奚境的是，几年之后，“绿色浙江”实现了向专业环保活动策划机构的华丽转身，而这个过程，多少有点天意。

一次在网上的偶尔搜索，让宁波BP石油有限公司公关部的黄耘波发现了“绿色浙江”的名字。2002年黄耘波和忻皓的这次见面，最终促成了两家单位近三年的秦晋之好，直到黄耘波离开这家单位。2002年，BP公司首先赞助了“绿色浙江”主办的环保诗文征集大赛，他们对协会的组织能力大加赞赏。此后，公司公关部的一些环保活动，几乎都交给“绿色浙江”策划实施，这让忻皓和他的团队，第一次有了从公司的角度考虑策划活动的机会。

2003年，在杭州的可口可乐企业杭州中萃食品有限公司对外事务部的钱申乔通过朋友，找到了“绿色浙江”，希望由“绿色浙江”帮助策划一个在西博会期间的环保活动。与之前所有的协会主办的活动不同的是，可口可乐方面对活动安排要求非常之细，每个时间、地点、细节，都压得忻皓喘不过气来，而忻皓更觉得他们的要求很过份——太商业化了。忻皓和钱申乔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电话争吵、赌气，一直持续到活动成功举行——效果出奇地好。两年之后，因为可口可乐的环保活动安排，钱申乔再次联系忻皓，有了第一次合作的经验，第二次的合作尽管还有拌嘴，却已经改善很多。这一次的“可口可乐·迎绿色奥运浙江省大学生环保创意大赛”收到作品200多件，“绿色浙江”还创立了分包模式，拨付十个小额经费给一些高校社团，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此后五年，可口可乐四次牵手“绿色浙江”，成为“绿色浙江”收到赞助最多的企业，同时更为“绿色浙江”提供了资金之外的其它支持。比如，每年可口可乐都通过“绿色浙江”赠送大量的饮料给各相关政府部门，成为了“绿色浙江”和政府部门间的一个微妙润滑剂。2007年，可口可乐将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浙江第一名火炬手的名额交给“绿色浙江”选拔，使袁幼兰成为中国环保界首位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10年，可口可乐再次将“世博之星”的选拔交给“绿色浙江”。与此同时，钱申乔和“绿色浙江”也越走越近，直到她从可口可乐离开到浙江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为协会提供沃尔玛的合作至今。

更重要的是，在可口可乐的强压之下，以忻皓为首的“绿色浙江”执行团队，羽翼渐丰。他们熟悉专业策划流程，了解新闻报道特点，广结公众明星人物，成为了相当专业的公关和策划人才，为此后与其它企业的合作谈判，争取企业的广告活动费用用于环保项目打下了优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紧紧抓住环保社团比起一般广告策划公司的天然优势，比如有更加丰富的政府关系和公众人物关系，比如有着遍布全省的庞大的会员和志愿者团队，尤其是“绿色浙江”另外一位创会功臣、副总干事戚志坚，她所直接带领的杭州中策绿之翼环保社团，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不少企业在谈意向时，一看“绿色浙江”给可口可乐做的企划、财报和总结后，直接就说——“这么做就行了”。

事实上，不仅仅企业，近年来，因为专业性的活动策划，不少地方政府将以前委托广告公司承办的环保活动开始转给“绿色浙江”，资金额度也逐渐增大。2010年，政府项目的收入已达40%，这一过程中，新加盟的“绿色浙江”副总干事，刚刚从浙江省国土资源厅退休的正处级调研员孙耀琴的牵线搭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从2010年开始，将与“绿色浙江”长期合作钱塘江保护项目，仅2010年就投入近15万元。而从2010年9月起，团省委青农部更以“购买服务”形式，向“绿色浙江”支付费用，在办刊两年的《长三角绿色阵线》通讯的主办单位中，署上其官办“浙江省青年绿色环保协会”名称，并向全省地级、县级、高校、省直机关共青团组织发送——这样的方式，让“绿色浙江”感觉名利双收。

项目运作逼出自我造血

无奈中的华丽转身并非没有代价。“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传播生态文化理念”——相较于一些有着明确项目和目标的组织而言，“绿色浙江”的这句组织理念多少显得有些含糊。事实上，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绿色浙江”并没有稳定的长期项目，所以有时会让人不知道他们除了一年到头那几个“大活动”外，到底是做什么，尽管这似乎是一些中小型地区性环保组织的通病。

没有品牌性的项目，没有为其稳定的投入，使得“绿色浙江”似乎总在疲于奔命。阮俊华也在一直在纠结：“光靠活动资金来做活动，这倒底是不是一条出路？如果哪一天，没有人找我们，难道我们就不做项目，协会就解散了？”这种未雨绸缪的顾虑，让阮俊华意识到，与其等着他人走条路来跟随，不如胆大地先闯一条路，为协会能独立地开展一些具有品牌效应的长期项目。

2009年，“绿色浙江”重新界定和整合其所从事的七大项目小组，包括绿色公民教育项目小组、环境信息公开项目小组、垃圾和再利用项目小组、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项目小组、自然保育与有机生活项目小组、生态体验与绿地图项目小组、生态文化与科技研究项目小组，并明确今后所有的工作以及企业、政府的合作项目都要往这七大领域里面靠。同时，“绿色浙江”建立项目部，并以会员为主体，建立七个独立项目小组开展工作，各小组中都分别有长期和短期的活动，其中长期活动需要进行资金“自我造血”的设计。这项重要调整，对于已有九年历史的“绿色浙江”，特别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观念来说，可以说是破茧重生。

浙江省青少年绿色营，是生态体验与绿地图项目小组的长期活动，这也是“绿色浙江”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曾荣获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5周年优秀活动项目，明年即将迎来第十届的庆典。与全国各地的其它绿色营不同的是，十年来，浙江省青少年绿色营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自我造血”模式。每年由团省委和浙江某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作为指导单位，由“绿色浙江”和团省委、县旅游局、县环保局等县级职能部门作为主办单位，这样就确保了当地政府部门需要承担营员的部分食宿费用。同时，参加营员每年通过媒体报名，需要缴纳600至800元的活动费，主要用于交通、资料、服装、保险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费用。对于特别优秀的营员，“绿色浙江”还将通过奖励形式返回部分活动费。通过丰富浙江省青少年绿色营的各项内容安排，“绿色浙江”根据浙江青少年的普遍状况，在实践中树立起了提高活动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意识，从而吸引更多青少年参加绿色营。“绿色浙江”还依据这种模式，成功地在2007年以“首届浙江青年海外绿色行”名义，组织36位浙江23家环保组织（含高校环保组织）志愿者赴香港交流。2011年，“绿色浙江”还计划与台湾环境资讯协会互动，以交换青少年入住家庭开展生态义工服务的方式，组织首届海峡两岸生态义工营，青少年将向双方协会支付相关活动费用。生态体验与绿地图项目小组的这些长期活动，是协会较早实现“自我造血”功能的活动。

在美国的两年多的时间，也让忻皓在“自我造血”上有了新的认知。他认为，与其花大量时间撰写各种申请方案，不如多花精力组织好会员活动。“绿色浙江”现在正在执行一项庞大的“万人会员”计划，整个计划的核心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会员活动，吸引市民成为“绿色浙江”会员。忻皓算了一笔帐：如果现在有1万名会员，并且开展足够的会员活动，对一个浙江人来说，每年会费50至100元完全可以承受，这就意味着每年协会有50至100万元的会费。更重要的是，与其它的收入不同，会费的利润率要高得多，按经验，至少有60%的会费可以留作协会管理使用，有了这笔钱，协会的生存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浙江有90个区县，平均每个县只要100名会员就行，这个并非不可企及。”忻皓说。

于是，一个名为“绿六有为”的会员活动品牌今年7月正式实施。因为在浙江大部分方言中，“绿”和“六”同音都为“lu”，“绿六有为”就是每周六都安排会员参加七个项目小组分别安排的活动。说起这个名字的特别含义，阮俊华解释道：“‘绿六有为’读起来就是‘碌碌有为’，我们就是想我们这些在社会上的普通人，只要参与环保活动，就是有所作为”。更有意思的是，从那以后，“绿色浙江”除了每月向会员提供《长三角绿色阵线》通讯之外，每周还定期向会员发送《绿蚁T台》网络电视节目，都是协会环境信息公开小组的志愿者们，以搞笑的方式做的一周一次的协会和会员活动新闻，会员自己也可以参与。从效果上来看，自2010年7月份以来，协会的会员的参与活动热情，有了明显的提升，对于“自我造血”，这是基石和先行。

此外，“绿色浙江”还有一些项目小组上报的计划文案，也明确指向了“自我造血”。

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小组一份倡导少坐电梯的文案，计划在明年地球日举行。那一天，杭州与台北同时，数百名环保达人，弃电梯选楼梯登高当地第一高楼。按“绿色浙江”的打算，这个计划，他们不准备拉赞助，而是准备分别邀请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绿色报名费的形式，捐助协会，并组队参赛。而协会则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给各单位提供一个员工活动，甚至赢得媒体宣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一旦这样的传统形成，未来，这样的“登高减碳”行动，将可能成为“绿色浙江”的重要筹资活动之一。

垃圾与再利用小组则计划把杭州市西湖区德迦社区居民平日里的餐厨垃圾积攒起来，作为农间田头蔬菜堆肥的原料，既是垃圾资源利用化，也是提倡绿色种植蔬菜的理念，这样一个环境友好型食物系统的项目，得到了美国一些环保专家的首肯。计划中，“绿色浙江”将在杭州郊区的农村找10亩地，用德迦社区的有机垃圾堆肥后种绿色蔬菜，并将蔬菜直接送回到德迦社区，平价卖给社区居民，形成可持续发展循环模式。方案的预算中体现道，减少了中间商的环节之后，这个计划将在一年后“成功造血”，实现赢利。

   

十年间，作为中国东南一隅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浙江”经营着一种不随大流的理念，这种理念的产生，有浙江特殊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原因，更是“绿色浙江”人开拓创新、永不言弃精神和信念的集中体现。不论这种“自力更生”的走向如何，无可质疑的是，十年来稳定的核心团队，让“绿色浙江”已经成为一支在钱江岸的社会大熔炉里被打造和搏击出来的精英团队，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浙江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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