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与公募基金打破隔离 有助公益事业发展

猴子

　　公募基金与草根慈善，能够成功对接联手推动公益吗？5月16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布“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披露公募基金会与NGO（非政府组织）首次大规模合作全程，肯定了他们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的作用。专家认为，这一创新实践，或将助力中国公益事业长远发展。
　　“5·12”汶川地震4年后，一份关于在救灾及重建期间基金会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第三方评估报告出炉——5月16日，《联手的力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评估报告》在京发布。根据对17个项目的实地评估信息，12个被评价为“比较成功”，5个项目被评价为“较不成功”。
　　13亿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红基会和民间公益组织尝试合作
　　汶川地震发生后，大批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但是，资金限制了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作用。
　　“强震发生后，中国红基会获得了巨额善款捐助。然而由于时间紧张，巨额善款在原有机制中不能及时消化，而灾区的需求不但急迫，还有着多样化的专业服务问题，此时民间NGO组织参与震区救灾重建的愿望也十分迫切。”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
　　这一情势下，中国红基会从公开募集的13亿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给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的机会，更加透明有效地配置救灾资源，支持更多NGO持续开展救灾工作，使灾区群众能够最大程度地从中获益。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红基会理事长郭长江介绍，先后中标的17个项目从2008年秋季开始实施，到2011年夏季基本结束。这17个申请项目当中有震区四川省内的民间NGO，也有省外民间NGO，还有中国红十字会旗下自己的救助组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介绍说，报告显示，17个项目中的16个引入了诸如项目培训、召开村民会议、社区茶话会等公共活动；15个采取了培育公民意识和引导社区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做法；13个留下了长期性的或永久性的物质设施；12个在当地留下了某种项目执行和运作的理念和制度模式。
　　徐永光说：“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开始了中国公募基金会合作的新方向。公开招标的2000万元项目，只占捐献总数13亿元的1.5%，但其影响和意义甚至可能超过了13亿元捐款。”
　　经独立第三方评估，17个重建项目中12个“比较成功”
　　2011年，为了客观评估项目实施效果，红基会引入了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当年7月底，课题组开始对各个项目进行实地评估，并通过对招标评审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访谈，进行项目招投标过程的模式评估。
　　经过一年的实地调研和研究分析，课题组对17个被评估项目在11个维度上的描述数据进行直观呈现，并进行了个案比较分析。初步结果显示，17个项目中有12个被评价为“比较成功”，5个项目被评价为“较不成功”。
　　由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负责实施的“生态旱厕在受灾保护区水源地的示范和推广项目”，就是“较不成功”之一。该项目计划为当地10个自然保护区共150户农户改建或修建生态旱厕，以解决目前水源地的污染问题。
　　为什么会有“不成功”？带队评估的刘能认为，草根社会组织的执行能力不均衡，尤其是很多非灾区的社会组织到灾区开展异地救援项目时，项目设计与当地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达不到预设目标。
　　中国红基会对项目设计切实符合灾区实际需要、项目实施效果好的NGO组织，如绵竹青红社工服务站、天津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2010年给予后续项目资助支持；对于项目执行不力的限期整改，达标后继续拨付项目款，不达标则停止拨付甚至追回项目款。
　　中国红基会秘书长刘选国说，本次公开招标项目引入完全独立的第三方项目评估，就是希望借助专业的学术机构，对这些项目进行更为中立、全面的评估，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客观、公正、权威的评价。他表示，在资金项目允许的情况下，今后将引入更多的外部评估，并建议捐赠方将第三方评估预算纳入捐赠总额，写进协议条款。
　　民间组织与公募基金打破“隔离”，有助中国公益事业长远发展
　　据介绍，长期以来，我国民间组织资源匮乏，往往不得不依靠境外组织的资源生存。而大部分民间组织与公募基金缺乏沟通，导致其困境长期得不到解决。据统计，2010年全国慈善捐款700亿元，1.3%用于公益服务捐献，但进入民间组织的不到1%.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此次红基会“5·12”灾后重建项目的公开招标与顺利实施，可以看作中国公募基金会的一项创举，打通了第一条连接公募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公益链，为中国公益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树立了一个范例。
　　郭长江指出，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也预示着中国公益事业未来的重大变革，效率与公信是公益组织的立足之本，公开公平是公益资源的基本准则，而共享与合作是中国公益事业的未来。
　　“草根NGO的困境呼唤公募基金转型。”徐永光说，“中国的公募基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政府推动成立的，存在资金封闭性、项目垄断性、动作行政性等缺点。如果不转型，只能等着受伤害。而这个行业伤不起，公众的慈善热情伤不起。”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登记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民间草根组织合法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大，而老牌的公募基金会由于去行政化的改革走向，逐渐丧失可依赖的行政资源。杨团说，随着官办基金会进一步走向市场，民间组织获得合法地位，非公募基金快速增长，中国公益市场的竞争和合作会不断加剧。民间组织与基金会通过分工协作，联手实现“共赢”，将推动公益链条的顺利对接，优化公益资源的合理配置。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则认为，公募基金和民间组织打破“隔离”，有助于推动公募基金会的转型，扩大公募基金会和草根NGO之间的横向合作，促进公益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顺利对接，不仅推动了汶川灾后重建工作、完善了中国救灾体制，对中国公益事业的长远发展亦有重要意义。